巴金在“五·七干校”

巴金在和巴黎第二电视台记者对话时曾说他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作‘犯人’看待。”

　　巴老说的干校，就是上海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干校建在奉贤县东北的塘外公社外边。这里原本是海边一块狭小的盐碱地，由上海文化系统抽调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基建突击连，也称“尖刀连”，苦战了几个月建造出来的。

　　干校没有院墙，也没有校门，只由一条大堤和堤旁的一条十几米宽、不能行船的泥河，把干校和公社的土地隔开。干校的校舍是由毛竹搭架，覆上芦席，糊了烂泥建成的。一式的平房泥地。和我们来干校前到辰山公社参加三夏三秋劳动的住处不同的是，辰山是借住在农村学校，睡的是地铺，干校却有了双层架子床。

　　我们是1970年3月7日到“五·七干校”的。途中不遇堵车，摆渡顺利的话，要两个小时零一刻钟路程。

　　巴老和我在同一所干校，但不同班，他在“监督班”，也就是所谓“靠边人员班”。我是“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革命群众班”。我们是同一个校园，同一个食堂，同一爿天地。

　　记得我们当年到干校的第五天，正遇上一场大雪，3月12日一早起床就见外面一片银白，积雪足有三寸厚。

　　上海很少下雪，更难见到积雪。干校的这一场大雪应该是很诱人的，可是，我问过不少干校的同学，都无印象了。我是在笔记本上记着的。说明通过下乡劳动已初步改造了知识分子爱对雪吟诗的小资情调。那时，我们躲在室内整理从家里带来的杂物。巴老却坐在寝室里，从衣袋中掏出一本小红书，笃悠悠地阅读。

　　“文革”期间，什么名著都不能看，只有译成外文的毛泽东语录小红书可以明目张胆地在众人面前诵读。巴老读的是译成西班牙文的《毛主席语录》。他借此多学一门外语。

　　从不浪费时间，这是巴老的习惯。

　　到干校后，就打乱了原来单位的编制，改用部队编制。越剧院、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话剧团和文联下属的几个协会，跟我们作家协会等文化单位组合在一起的校部称团部。下面设连部。我们作家协会属于第四连，是负责供应全团食用蔬菜的。农忙时也派人员或是全体人员去支援邻近生产队的收、种劳动。

　　当时负责安排男劳力的队长是诗人闻捷，负责女队的是戴厚英。靠边人员的队长是黄宗英，有一段时间巴老的劳动是由她安排的。

　　我们这些学员，除了田间劳动，还要安排时间搞“斗、批、改”，也就是对靠边人员十七年工作、创作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进行批判，促其认罪回到革命战线上来，称之为得到解放。这些会，轮到谁谁参加，巴老一般都不参加的。

　　巴老在干校的劳动中，非常顶真。

　　为了增加我们的蔬菜品种，我们想在盐碱地上种一些番茄，便向邻近的生产队取经。知道种番茄必须先在营养土中育苗，然后移栽到菜田里。

    调制培养土的劳动由黄宗英安排给了巴老。

　　记得那是乍暖还寒的一个春日上午，在干校出入必经的那条大堤上，巴老握着一杆铁耙，用力地拨弄脚边的一滩烂泥，前边还放着一只粪桶。

　　这个农活并不很重，但很脏很臭，而且磨人。先要从厕所粪坑里舀出半桶大粪，再和敲碎了的泥土拌和在一起，使泥里有了肥料，这便成了营养土。巴老独自一人干这个活。那时他已是六十六岁，头发开始花白，他穿着一身蓝咔叽中山装棉衣，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后来我们用这些营养土育出了番茄秧，还移栽到试验田里长出了番茄，这是我们在干校学到的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巴老大多时间是在大田劳动，风吹日晒，种菜收菜。有一次我们女队收工较早，我回宿舍经过食堂，正遇到巴老和另一靠边人员老V合抬一筐蔬菜送食堂，巴老走在前面。经过他们身边时，发现这筐菜几乎都贴在了巴老背上，令人生气，我忍不住指责老V：你怎么这样，把重量都推到他身上。老V才一脸尴尬地把筐绳往自己面前挪了挪。巴老真是能逆来顺受。他感受到了作为“犯人”的处境。

　　对待劳动，巴老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施燕平同志曾告诉我，有一次男劳动力支援农村生产队割稻，中途有一次休息，大家都放下镰刀，巴老却仍然在田里伏身割稻。老施以为他不知道中途休息，就轻轻走近巴老身边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在休息，你也停一下吧！谁知巴老却一脸真诚地说，没关系，我，我割得慢，我再割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

　　那时巴老已是退休年龄，按规定到了六十岁退休都不用下乡参加劳动了，可是对巴金这样一位从不领取国家工资的老人，却要到干校参加劳动，实在有悖常理，只能理解为对“犯人”的惩罚。

　　开始时是安排巴老睡在上铺的，巴老只得服从。但那一时期，巴老经常在睡梦中与恶魔打斗，大叫，直到有一天夜里，巴老在噩梦中挣扎反抗着从上铺裹着棉被跌到地上，一位年长的工宣队员才把他调换到下铺来。

　　也许是巴老年轻时经常到朋友处旅游，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居无定所，五十年代初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慰问团到朝鲜战地生活过，他在集体生活中显得很自如。

　　每天吃饭时，他会在售饭窗口排队买饭，然后走到人少的方桌边站着吃自己的饭，在干校的后期他也带来一小瓶辣酱佐餐。　傍晚，大家在水槽前洗衣服，巴老有时也端出一只搪瓷面盆洗几样小物件。有一次我在他旁边洗衣服，有意看了看他，只见他两手分别死死抓住衣物的两头用两只拳头摩擦，我有点好笑，便问他：你怎么这样洗衣服？他转过脸，微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洗衣服的，眼神中露出一丝腼腆。我就没有多说了。

　　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多以后，大多数学员感到厌倦，产生了怀疑。在干校流行着一些顺口溜：

　　下棋积极、打球卖力、运动消极。

　　运动有工、军宣队顶着，劳动有靠边人干着，我们要抓紧时间读点书，将来到哪里都有本钱。

　　干校的日子睡得足，吃得饱，空气新鲜身体好，不费力，不用脑，眼睛一眨就到老。走着看，等着散，懒得干。

　　我也非常想离开干校，我惦着自己独生女儿的安全与健康，哪怕让我到哪里看大门我也愿意。

　　1971年9月我终于从干校“毕业”，连部通知我四个面向到学校去当教师。但要先到师大“回炉”几个月。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走上教育岗位五年后回到《上海文学》。

　　巴老还在干校。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打算通过干校的劳动改造自己。只是发生了两件事让他感到愤慨。一件是在一次收工回寝室的途中，走在垅沟的田梗上，他给绊了一下，鼻子上的近视眼镜掉落在水沟里了，他急忙俯下身子用手在水沟里摸，满手污泥也摸不到眼镜。想不到走在前面的身强力壮的学员转过身不仅不帮他，反而对他的狼狈相起哄取笑，他只得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一脚高一脚低地回到寝室。

　　巴老回寝室洗了一把脸后再去找眼镜，终于找到。但这件事让他非常难过，愤概。

　　另一件事是他的爱妻萧珊查出患了肠癌晚期正在联系住院开刀，他想趁一月一次回家休息再请几天假留在上海为重病的萧珊做点什么。可是工宣队头头不准假，说：你又不是医生，留在上海对你改造不利……巴老只能忍着痛，含着泪，随大家一起回到干校。对他来说，这哪里是学校，难道不像囚牢吗？

　　我想，这件事是巴老永远不会忘记的。

　　过了一段日子，“五·七干校”停办了，全都回到上海。

　　十几年后，我和巴老谈起干校。我只敢谈他掉眼镜的事，他愤愤地说：人怎么可以这样，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也在想，人的同情心怎么会失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