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是一件骨子里的事情

第一次和走走见面，我说她看上去二十几岁。她问，是吗？瞪大眼睛，一副不相信却也不想明确反对的惊奇表情。日后，这表情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以至成为我想起她时的第一印象。

　　她曾录制过一期谈《小时代》的节目。为了做好准备，她请我看了这部电影。整个过程乏善可陈，唯一让她还有些兴趣的是，剧中人物换了一套又一套漂亮的衣服。鸵鸟毛。鳄鱼皮。××牌。黑暗中她小声地向我解释这些。

　　这些之所以成为有趣的轶事，是因为它们稀薄地在某一刻出现过，鲜明地补充了我真正领会、认可到的走走。

　　事实上，她是我的写作老师，曾每两周一次与我在作协咖啡厅见面，细致地为我指出某个用词出了差错、某段对话要如何修改。那段时间里，她逐渐把我当成一个对话的对象，和我说起她正在写的《黄色评论家》。

　　起先只是个和性有关的游戏文本，写《怪兽》时作为调剂，可慢慢显现出强烈的政治隐喻性。那段时间，她开始关注在历史的缝隙中颠沛流离的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和我谈起储安平、何其芳、丁玲……

　　他们存在。作为历史、作为知识、作为符号。但对于走走来说，他们还作为随时可能降临的命运。她始终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她在那种情景中将作出怎样的选择？这个诘问常常以失语告终，“沉默”，竟是她能给出的最好答案。

　　她曾说我是一面年轻的镜子。我也在与她的交流中逐渐确定这些曾经模糊的东西——将自我当作一个审查对象，去捕捉那些人性脆弱的部分，并以此记录、体验、虚构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就好像“镜子”是我们对自我存在的一种期许，写作的起点与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