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上海开口说话

他是上世纪80年代出道的作家，近20年来，一直担任《上海文学》编辑，默默为他人做嫁衣，去年却捧出一束绚丽《繁花》，他就是金宇澄。称他的长篇小说《繁花》“夺人耳目”一点不为过，他被授予了央视“中国好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众多的奖项。“华语文学年度小说奖”授奖词这么评价他：经他的讲述，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

有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老金觉得这有点不公平，“作家也可以是一个平凡的说书先生，把故事所有的点点滴滴，都讲给读者听。”

繁花的创作

“我写《繁花》，与多年的编辑经历、积累有关系，也很偶然。”金宇澄说。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写小说，当了小说编辑以后，创作欲就变淡了。“做一个认真的编辑，容易有挑剔心理，职业习惯就是不断地审视稿件，而写作则需要每天鼓励自己，我因此无法白天挑剔他人作品，晚上鼓励自己创作，渐渐也就放弃了写小说。

多年的编辑工作，让金宇澄发现上海叙事的稿件不足，上海话处理得单一，上海题材的种种苍白。“在不少作品里，上海常被处理成浮表的样态，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等等，电影、小说都容易把这类一般元素，作为上海的时髦标签。”金宇澄说，表述上更看重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历史、名人。“引发对上海的虚浮想象多，触摸百姓生活的常态描绘，很少有发现。”写《繁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方言屏障，一定程度也使非上海读者对上海产生不少误解。

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宇澄看到某个朋友在网上写名人往事，引动他的想法，“当时觉得，应该讲一点小老百姓更有趣、更家常、更市民阶层的，非文艺腔的故事给大家听。”2011年5月，金宇澄注册“上海弄堂网”论坛，化名“独上阁楼”，开了“无轨电车”，每天用上海话写他所知道的人与事，与网友互动，一发不可收，阿宝、腻先生、梅瑞，人物一个接一个地现身，每日更新，越写越长，开始一天写三四百字，最多时候写六千字。网上贴了半个月，他意识到“这已是长篇小说的趋势”，才开始做结构，并从纯粹的上海方言，逐渐转换为全国读者看得懂的“上海官话”。接连写到6个多月，金宇澄发现，眼前已然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了，“这部小说，来回走动一百多个人物，人多景杂，像花朵一样在上海开放，我希望城市日常琐细的生态，开口说话，消除外界对上海浅表的看法，向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

1969年，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农场务农，一做八年。这期间，金宇澄种玉米、大豆，农闲时做泥瓦匠，盖房、砌石头墙、砌火炕、出窑、掏井、补缸，磨豆腐做粉条，养马。金宇澄说：“感谢这段经历，加深了我对上海的感情。”务农的那些年，金宇澄喜欢和上海朋友通信，描写北方生活，时常也在信纸上画出北方的炕是什么样子，怎么给马钉蹄铁，北方的油坊，酒坊是什么样式，这套绘画功夫最后用到了《繁花》插图上。“国泰电影院”“上海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金宇澄画笔下的上海老建筑，栩栩如生。“有时图画比文字更直接，更清楚，比如曹杨新村的厕所，写1万字也讲不明白，图画一目了然。”

沪语的希望

《繁花》的语言，倾向于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我爸爸是苏州吴江人，在上海生活了60年，讲话非常有文采，所以写到后来，我耳边经常有一个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喃喃自语，我只要记录就可以了。”金宇澄觉得，上海人讲话，一直有各种口音，小说采用了方言的一种改良。“不是现成的语言软件，是摸索出来的文字样式，我不能只让上海人明白，希望打通地域方言的屏障，并且不脱离沪语语境的韵味”，因此《繁花》修改了20稿，直到如今，《繁花》第12次印刷，每一印金宇澄仍然会列出仔细的修订，责任编辑郑理已习惯这样的一次次校对，“从专业角度来说，一部文学作品，相当注重作家个人语言的特征，所谓文学语言，是小说家第一层表现，是作者的脸面。”

金宇澄坚持“方言改良”的另一原因是，上海话逐渐式微的现实。“大量的人们进出上海，大家都接受了普通话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让外地朋友更多了解上海，需要一种沟通，我希望所有的华文读者都能看明白这本书，看懂上海人的细节和生活，小说就有重要的意义。”金宇澄说，“其实很多外来朋友，上海话都讲得非常好，开小店的、卖菜的、装修的、送快递的普通人，上海话都学得好，说明上海话不会消亡，还有我们的阿爷阿娘，多跟小孩子讲讲上海话，不只交给外地小保姆带，也就会‘母语’了嘛，我放心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有句台词，上海是个大染缸，来上海的人都洗不掉上海留下的影响，我相信新上海人的第2代、第3代，会为上海、为我们的上海话自豪。”

读者说，《繁花》有一种“双语”状态。“听得懂上海话，读五句就会用上海话去读。不懂上海话，也读得明白。”事实如此，金宇澄沟通语言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繁花》出版一年多来，拥有无数外地粉丝，近30个奖项包括图书排行榜，大部分都出自于外地。

个人经历

金宇澄的少年时代在原卢湾区生活。每天清晨在床上就可以听到淮海路有轨电车的响声，顺着东风，还有一声声黄浦江的船鸣。

1969年，16岁的金宇澄去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返回上海。这个过程，就是城乡之间的对照与想象。对于遥远的上海，城市文学的重要意义，最后都出现在了《繁花》中。

从东北回沪，金宇澄到里弄小厂上班，后调文化宫工作。1984年上海下雪，让他想到东北零下40摄氏度的风景，他写了一篇关于雪的散文，投给本报《夜光杯》，并刊登了，这是金宇澄第一次投稿。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上发表小说《失去的河流》，即被《新华文摘》转载，获得“上海青年文学短篇奖”，这年他33岁。次年，《方岛》在《萌芽》杂志发表。《失去的河流》和《方岛》接连获得两届《萌芽》小说奖，金宇澄因此进入上海作协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

1986年，《上海文学》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金宇澄的《风中鸟》。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小说奖，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