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与《文学报》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二排左四）访问文学报，杜宣（二排 左三）、刘金（二排左五）及报社工作人员同她合影留念 。

杜宣是《文学报》创始人之一，当代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国际文学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坚持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剧本、散文和诗作。今年是杜宣诞辰100周年和逝世10周年，谨作本文，以示纪念。

　　当人们从十年浩劫的噩梦中醒来，文艺的春天生机盎然，中国的当代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枝繁叶茂的新时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1981年初，年届花甲的杜宣和峻青、哈华、姜彬、刘金、栾保俊等六位老作家一起，在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创办了我国首份大型文艺综合类报纸《文学报》，受到了新老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正如茅盾在创刊词中所言：“我认为《文学报》在我国文坛上是一个创举，是解放思想、齐奔四化时代的产物，因此，我欢迎《文学报》的创刊。”

　　我是最早进文学报参与筹办与编辑工作的人员之一，几乎亲历了创办时期的全过程。起初，报社地址都没选定，杜老和峻青等六位编委，临时就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17号楼里办公，仅有的几张办公桌还是哈华从《萌芽》杂志借来的，连来往的信件还得每天到静安寺邮局的信箱里去取。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尽管他们年迈体弱，依然以惊人的毅力，筹划创刊，组织采编，乃至出版印刷发行，无论巨细，事必躬亲，仅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一份对开四版的　《文学报》　创刊号，终于在1981年4月2日面世，首期发行量就达10万份。

　　《文学报》的创办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出报初期，几位编辑记者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而杜老往往陪伴到深夜，直至签完付印大样才离开。随着编辑记者力量的扩充，报社的总体结构日趋完善，社址也从巨鹿路迁至余庆路，最后选定在新华路，一年三迁，见证了《文学报》初创时期的艰辛和自我完善的全过程。

　　凭借着杜老和编委们的威望和人脉，名扬中外的老作家纷纷为　《文学报》　撰稿，杜老经常将作家寄给他的稿件转交给我们，并嘱咐，审稿以稿件质量和版面要求为准，意思是不要以为是杜老转来的稿件就一定要发。当然，杜老转来的大多是老作家的大作，有的还是杜老亲自约的稿件，刊登率自然比自由来稿要高得多。更为难忘的是新华路报社的客厅里，经常有中外著名作家光顾，大凡知名的作家几乎都到过　《文学报》，这对我们年轻的编辑来说，无疑是个学习的好机会。记得仅在一天里，就接待了李国文、陈冲、汪浙成、陈忠实、王小鹰、陆星儿、沈乔生等十多位作家，当晚，赴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的中国笔会代表团刘白羽、朱子奇、邓友梅、金坚范等，在夏征农和杜宣的陪同下，来报社做客，并与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详细询问了报社的工作情况，勉励　《文学报》　积极促进文艺界团结，扶植文学新人，使它真正成为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和报道国内外文坛信息的窗口。

　　不仅是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的著名作家，国外的知名作家也常到《文学报》作客。如希腊作家阿西马科波洛斯和杜老用英语亲切地交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马尼亚作家代表团一下火车，便迅速来到文学报社，与杜宣、菡子等会见并交流了两国的文学创作；此外，记得还有日本俳人协会代表团、日本文学评论家尾崎秀等等，都先后来到《文学报》，成为《文学报》的座上宾。一时间，《文学报》宾客满堂，“谈笑有鸿儒”。

　　国际文坛上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来到文学报社，更给她以回家的感觉。她刚坐定，杜老就对她说：　“这儿在座的有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本报的同志都在了，我们真诚欢迎您。我向您坦白交代，这个会议室，是为了您来，昨天才打扫得这么整洁的。”韩素音带着微笑的目光环顾四周，打趣地说：　“谢谢，不过，你们应该让我一块儿来打扫呀，我擦地板是很内行的。”一句话逗得满堂大笑。席间，韩素音向大家介绍了国外的出版情况，并一一解答大家的提问。她最后说：“我依靠我自己奋斗。不依靠什么组织，不当大学教授、学者。当我老了，写不出了，我就去教书，当顾问。”杜老接上说：“你老了，我们聘请你当　《文学报》　顾问。”韩素音激动地说：“是的，我愿为中国投资，为你们，为中国。”杜宣赞赏道：“你是海燕，飞向四大洋、五大洲，冲破狂风暴雨。春天到了，又飞回来了，带来很多信息。”是的，韩素音身在海外，她的根在中国。临别时，韩素音掏出100美元，要求订阅全年《文学报》。

　　杜老在《文学报》度过了创刊后的鼎盛时期，印数达到26.8万份，发行33个国家和地区。至今，《文学报》的同仁都在深深地怀念他。

　　（作者为本报原总编助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