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标准何在？

中外专家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

    中国小说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为什么中国作家那么爱写那么长的小说？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的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如是说。“中国小说的篇幅太长，吓住了出版商……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比喻？多余，太罗嗦，德国读者接受不了。”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高立希的讲话有着相同的观点。他们的话无疑给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自信膨胀的很多中国人以迎头一击，中国文学该何去何从？

　　在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葛浩文、高立希、何碧玉、坂井洋史等多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与中国作家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以及学者张隆溪、张寅德、杨扬、许钧等就“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学的德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译性与可读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无论是学者、作家，还是旁听的老师、学生，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还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是坚守传统，还是迎合西方？大家各执一词，见仁见智。即使在汉学家之间，对这一问题也是看法各异。法国最为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何碧玉就对葛浩文等人的观点提出异议，何碧玉曾成功地将沈从文的《边城》介绍给法国读者。她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审美标准有着很大的不同，琐碎才是中国美学的本质，“不能要求中国小说完全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文学不应该设有标准。”

　　对此，中国的专家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评论家杨扬认为，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可以由译者处置的，有些作家则不能。譬如王元化先生，对翻译的要求就很高，有时候要译好几稿他才满意。杨扬预计，随着双语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会有所改进。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张寅德博士从另外一个层面对中国文学的翻译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翻译性，如果超越了时空的概念，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共生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