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孙甘露聊思南读书会的那些事儿

孙甘露

听“慈祥”的孙甘露先生聊聊思南读书会的那些事儿

    来自《上海观察》，作者谢飞君。

    见到孙甘露是在思南读书会上，作为发起人之一，他竭力向《上海观察》推荐读书会，他说很多人来，年轻人甚至席地而坐，“读书的传统在这座城市并没有消失”。

    这位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如今看起来慈祥入世，他担任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国际文学周总策展人、媒体人……但谈得越多，我们越发现，孙甘露还是那个孙甘露。而且，他居然还在写新的小说。

    做了一件大家都有需求的事

    上海观察：为什么会想起发起读书会？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忙着挣钱，没空读书。

    孙甘露：这个活动在上海书展期间就有一些构想，当时国际文学周有近30场活动都曾放在思南公馆。反响不错，就想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常年的活动。

    办了才知道读书的人一点也不少，每次人都坐不下，年轻人就在边上席地而坐。

    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件大家有需求的事。要不喜欢，绝对不会来；没这个需要，也不可能来。星期天我可以睡觉，干嘛要跑到这个地方来？

    这也体现了上海市民的一种特性。当然，我并没有很明确的地域概念。我祖籍山东，父母都是山东人，我自己生在上海，但我觉得上海人是没法界定的那种人，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汇聚在这里。有的人在这里定居，有的人短暂逗留，有的人在这边等待，有的人可能看一眼就跑掉了。各种各样的情况，这就是上海。

    我喜欢读书会，觉得读书会越多越好，不是说只做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大家有兴趣都来做。因为一是成本低，其次读书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休息，让你安静下来的活动。

    上海观察：可是据说书店生意都不好，前段时间季风又关了一家店。

    孙甘露：我想分享这样一个情况：读书会上有摆摊的书店。第一期四家，后来增加到了七家。书卖得相当好，这应该得益于一种特殊气氛下的购书体验——

    阳光很好，人流熙熙攘攘，但也不拥挤，翻翻书，可以买，或不买，或看别人买了什么。可以约朋友碰头、交谈，或者一个人买本书，到边上的咖啡馆坐坐，吃个快餐，然后下午去听讲座，看看某个作家写的是什么，他日常读什么书，关心什么问题，有哪些东西影响了他……

    其实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这样的文化传统的，我们只是试图重新营造这样一个氛围。

    不能说写书就比时尚更高级

    上海观察：说到传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给人感觉似乎更偏文艺、偏文化，而今天的上海是时尚的、商业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上海？

    孙甘露：你看思南公馆这个地方，在做这系列活动之前，大部分人连去都不敢去，觉得这个地方太贵了！做读书会之后发现，喔，我可以在这里读书，不分阶层，也不分年龄。

    任何东西，做得好其实都是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不能说我写书就是好的、高级的，可能是写了一本很烂的书呢。

    我参加过爱马仕的秀，九分钟的事，一个团队运作，包括灯光、音乐、场地、舞美、服装等，筹备了一年的时间。这是不是文化？

    再打个比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粗花呢，现在的衣服料子变精细了。这种变化背后是什么？是技术工艺的进步，还和羊毛生产、放牧饲养的情况有关，再追溯， 又跟地理环境、气候、传统有关。你身上的一件衣服，实际上是经过漫长的畜牧业、工业、纺织业，包括印染业多少年发展后的产物。这是不是文化？

    我为什么用纺织这个事情来比喻，因为文本（Text），通常也被形容成一个织体。文字像纺织一样。你织得好不好，你的理念、理想、文风，你的美感、节奏、韵律，文字当中都会有体现的。工艺高超的人可以织得非常漂亮，工艺差的人就织得很差。

    写东西也是一样。马拉美有个观点说，世界是为了成为一本书而存在的。这个修辞是很妙的，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写到书里面去。这个“书写”，它应该是一个广义的书写，有很多层面。

《繁花》有一个就够了

    上海观察：其实说到写作，您不觉得现在和以前也很不一样吗？比如有《繁花》这样的，写了十年，也有《小时代》，一会就写一本。您怎么评价这两种不同的方向？

    孙甘露：《小时代》我没看过，所以我很难说。

    上海观察：电影看了吗？

    孙甘露：也没有看。我就觉得，写得多，写得少，写得快，写得慢，都是可能存在的状态。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讲，有的作家写得很多，很好；有的作家写得不太多，也很好。至于说更多的人，大概处在一个中间状态：他的训练不错，也在持续写，但是可能影响也不是很大。很多事情是不可预知的，我们说才华如曹雪芹，一生才写了半本《红楼梦》。

    有的作家，少年成名；有的作家，比如说金宇澄，快六十岁的时候，写了一部《繁花》。老金前年出的《繁花》，那在大前年，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的积累到了某个时候，就会有质变。

    这也不是在为谁辩护，写作就像生孩子一样，要有一个怀胎的过程。

    全世界重要的作家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从创作角度来讲，越千姿百态越好。如果上海一年出200种同样类型的东西，那就不妙了。比如繁花，它当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有一个就行了。它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独特性。

    上海观察：从大环境来说，现在是一个适合创作的时代吗？

    孙甘露：（笑）外国记者通常会这样问，他说中国有审查制度，你们觉得受影响吗？我觉得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作家，都有限制，这个限制不仅仅来自于外在某个方面，还有传统的约束，这个传统无所不在。

    什么是文化？有这样一个解释——你甚至忘了具体的说法，但还在影响你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在家吃饭，一般老人还没动筷子，其他人不会动。还有“食不语，寝无言”，类似这样的一些规矩，就是一种传统的约定。

     再举一个例子，在西方，父母跟子女有很亲密的身体接触，但是国内，有哪个父亲会去拥抱一个成年的女儿？你说谁规定不可以？没有。但你真的不会有任何亲密的举动。

    上海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作家

    上海观察：我们上次采访金宇澄的时候，和他聊过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当中不同的地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甘露：从历史来看，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尽管这些年有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你去看中国的作家，大部分写的还是农村生活，包括获奖作品。

    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可以说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这个地方形成的传统，跟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确实不一样，包括理念、审美以及叙事的方式。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存在乡村文学、城市文学这样的分类。

    我会说喜欢哈代的作品，但不会说他写的是农村里的一个姑娘，我就变成喜欢农村文学，不是这样的。狄更斯写的都是关于伦敦的故事，他代表的就是城市文学吗？

    但是不妨借用这个观念来观察下，我们看看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在北方，某个地域的作家会有一个宽泛的表述，比如说陕军。但这种描述，上海是没有的，上海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作家，不是说是一个流派、群体。

    当然，也有“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的说法，但这种描述性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比如八十年代所谓的“先锋文学”，没有谁提出过个宣言，也没有 彼此间的认同。其实这些人的写作都很不相同，但是一开始被叫做实验文学、前卫文学、探索文学……后来渐渐先锋文学这个名词被沉淀下来了。

    这些年，你可以看到上海最活跃的八零后写作者，几乎都是新概念大赛出来的。但是他们写作的天姿、勤奋，他们的能力、才华，都是自己的原因。

    要说共性，这一批作家好多人都在翻译书，都是译者。在其他地方，虽然也有写作的同时翻译，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么多，只有在上海有。

    上海观察：我们很好奇上海的小说家，在全国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孙甘露：我举几个例子，比如金宇澄的作品、路内的小说、小白的作品，我觉得都非常有特色，而且都有广泛的影响和认同度。

    金宇澄的小说里，尽管有一些方言色彩，但是北方评论家也高度认同他。文学作品好不好，只有一个标准，写得好不好。乡村还是城市，这个都无关，只不过是他的背景和素材。

    小白呢，他原来是给报纸写一种研究性的随笔，但是后来他很好地嫁接到小说创作中。以一种貌似严谨的分析学术的方式写小说：几几年，张三李四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一般小说不这么写的，这个在国内评价也不错。

    路内的情况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七零后作家，从苏州来，他写的故事背景就是一些小城市、甚至一些小城镇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写的东西，有一种“都会性”，我想你肯定明白这个意思。就像看到一个人，你一眼觉得这个人城市出来的，这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好不好，就是一种感觉。

    写一本书，拖了好多年

    上海观察：您自己现在忙些什么呢？

    孙甘露：现在做的好多事情实际上是日常工作，有的是机缘巧合，有的是工作，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写东西的人。

    现在我在机关上班，日常事情也蛮多的，无论是分管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还是上海作协的一些活动，大量的事无巨细的工作。以前很多机关里的人，做很多日常琐碎的事情，为作家服务。现在轮到我们来做一点事情，为其他的作家提供一点服务。

    上海观察：这么多的事情之余，创作的梦想还有吗？

    孙甘露：我在写一本书，但是已经拖了好多年。就像生孩子一样，还没生出来，谈它也很难。

选稿:丛山  来源:上海作协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