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深情拥抱根的聂华苓

聂华苓走了，虽荣享天年，但依然是华文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聂华苓以树自比，说她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树干和枝叶从根上长出，枝干是离不开根的。而作为生活在三度空间的人，也是可以离根而去，乃至背叛反噬根的，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聂华苓则不然，她走过战乱，度过劫难，从大陆移居台湾、美国，但最终在文化上、心灵上没有离开根。她的创作历程证明，她是紧紧拥抱自己的根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王锦园先生合作写了两篇关于她的论文——《论桑青（桃红）》《试论聂华苓创作思想的发展》。★1984年初夏，聂华苓访沪期间，在上海作协茹志鹃和王辛笛两位著名作家的陪同下访问复旦。谢希德校长会见了她，校教务长徐震、中文系主任章培恒教授、王锦园和我一起接待了她。我安排她作了讲演，她谈台湾文学概况、爱荷华写作计划和她的创作，重点是她讲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会场气氛活跃，她十分高兴，在来信中对复旦嘉言犹加，随后又委托出版社寄来了贴上聂华苓赠题签的《千山外，水长流》。90年代后期，她再访上海时，经我建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化走廊”专栏记者对她进行了专题采访。2004年夏，“第十三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威海会议）”召开前夕，有关领导部门示意我，可以邀请部分台港和海外著名作家会前来华，先作敦煌游，然后参加会议。我尝试邀请了白先勇、陈映真和聂华苓等，他们都有回复。聂华苓回信：“祝研讨会成功！”2014年上海作协华语文学网建立，我约请她将作品登录网上，她积极回应。疫情以前，她曾托我了解某位作家的地址，以便她邀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作交流，我也应她所请，推荐过复旦中文系两位老师去爱荷华，因主客观原因而未能成行。那时她已年届93岁，仍在为中外文学交流和世界文学操心。

最难忘的是，当她得知我在白先勇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做访问学者时，就电邀我去爱荷华她家。1988年12月底，我和台湾留学于圣塔巴巴拉的张克诚一起，从芝加哥来到爱荷华，华苓亲自开车到灰狗站（长途汽车站）接我们。那时的爱荷华屋上堆雪，地上有冰。从灰狗站走到停车场时，她一直搀扶着我，怕我滑倒。其实我比她年轻，又出身于农村，走路很稳。我反而担心她，紧紧挽住她的手。就这样，我住进了她的“红楼”。一周时间里，她陪我看了爱荷华河的青青流水，五月花宾馆……还一起到住在树林深处、原是我校新闻学院教师（我太太同事，家同住复旦第一宿舍）后去爱荷华大学执教的老师家吃饺子。那时，她已用电脑写作，她给我演示电脑打字，已用电脑写了两篇文章，劝我带部电脑回国（但当时美国海关似乎还不准个人带电脑出关）。1989年元旦，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设家宴与我们共度节日。共度节日的还有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和另两位客人。有趣的是，家宴末尾，华苓从冰箱里拿出了从韩国进口的、价值六美元的一个雅梨给大家分享。她一边削皮，一边笑说：我们分梨而不分离！这口雅梨，至今我仍口齿留香。那时，保罗·安格尔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虽然年逾八旬，但每天早晨仍单独驾车下山取报纸，然后坐在二楼窗前读报，与我们亲切招呼。

在“红楼”里，华苓与我围炉长谈，谈她的文学创作。谈她在抗战逃难时期受到抗战戏剧的影响，在台湾参与编辑《自由中国》杂志时，面对反共八股泛滥的文坛，她提出要写“说老实话的文学”，这体现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苓子》和短篇小说中。

谈她到美国后创作上的新探索，在《桑青与桃红》中追求“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融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尝试的是融和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戏剧手法，诗的手法和寓言的手法”，创造了一个现实世界和一个寓言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的人物故事都是写实的，是真实的；寓言的世界同样是真实的，但是在象征层面上的更高的真实。小说以戏剧的手法结构故事，将桑青的经历分为四个时段和场景来呈现，像戏剧连续地展示。

谈她对新中国认识的转变。1970年以后，由于翻译《毛主席诗词》，她读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对中国革命开始理解了：“我对中国现代历史事件的研究，譬如长征吧，对于我‘由怨到爱’的转变有很大的影响。我明白了几十年来国民党向我宣传的‘匪’，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了几万万人民，为了子孙，为了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什么艰险也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为一个人和创作者，我都是‘浪子回头’。这是从实际经验和创作经验中一步步悟过来的。”聂华苓对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她在散文集《三十年后》的文章中都表述过。

围炉长谈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的创作。当时这本书已出了两个版本，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版（1987年夏曾敏之先生带我访问三联书店，时任书店副总编辑彦火先生赠我三联本）。聂华苓在三联版的书后写一段《附言》说：

作家要讲的话，就在作品中。

小说写完了，作者的话也讲完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只能说，《千山外，水长流》，又是我一个新的尝试：在安分中求一点不安分的突破。安分，求的是通俗；不安分，求其新，搞创作的人，在主题上，内容上，艺术形式上，总不能老调一再重弹吧！变是我创作的原则……

《千山外，水长流》，就是我求“变”的历程。★

我们的交谈就围绕着她创作上的变展开。我说：《千山外，水长流》虽然您说“通俗”，但我读到了历史的厚重感。她说：与《桑青与桃红》比较起来很有意思。《桑青与桃红》通过桑青的“逃”写的是时代发展的负面，而《千山外，水长流》则是通过莲儿赴美留学，寻找美国父亲彼尔墓地的故事，展现了历史曲折而积极的另一面。其中涉及到中美人民合作抗日、中国人民反内战、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和中国曲折发展、“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为创作这部小说，她收集了许多真实的历史材料，比如抗日时期陕西农民救护轰炸日本的美国飞行员等。她还拿出了三联本翻到附言页，指着她写的感谢语：“谢谢中山大学中文系王晋民先生，供给我许多历史资料，有的还是手抄的。”★她说：《千山外，水长流》的“变”，有艺术形式，但主要是主题和内容，也是对所写的历史内容作了客观而真实的反映……

围炉长谈，我一直记着，后来我写了一篇论文，《〈失望、回归、期〉——聂华苓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化心变》（先后刊于香港《文综》和《杨浦文艺》杂志），指出《千山外，水长流》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内容的长篇小说，是聂华苓在文化心态上对变革中的新中国的回归。聂华苓走后，我又把《千山外，水长流》读了一遍，我发现先前评价的“回归”过于含蓄笼统了。应该说：小说通过女主角莲儿对美国生父彼尔、生母风莲和养父金炎的深入了解和认同，全面肯定中美合作共同抗日斗争的历史，全面肯定了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全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并且通过莲儿对父祖家族的认同，期待中美人民在文化上互鉴互学。为证明我并不虚，我想引用小说第二部结尾的一段精彩的描写。莲儿的养父金炎原是地下党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在劳改中死亡，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风莲致莲儿的信中这样描述平反大会现场：

骨灰盒旁放着老金在新疆劳改农场里一读再读的《毛泽东选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学习的心得。这是可以找到的老金唯一的遗物，上面有他的名字：金炎。他在书的最后一页上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骨灰盒上放着老金生前用了许多年、留在家中的一支旧的金星牌钢笔，和一副断了腿的近视眼镜。（妈妈，谢谢你让我知道了“家”史，我就是属于那个“家”的，知道了“国”史，我就是属于那个“国”的。）★括号中的是莲儿读母亲信后的眉批，是对家史国史的认同。

可见《千山外，水长流》，是聂华苓在《三十年》后所说的对新中国“由怨而爱”的小说表达，是深情拥抱根的艺术呈现！这在台湾旅美作家中并不多见。

聂华苓走了，但她的文学星光，仍将照耀着后来者！

2024.11.5

| 注释：

★陆士清：《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至197页。

★★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377页。

★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至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