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所好乐伴书

议事堂“肉搏”与政治话剧

我观电视新闻，每每看到台湾“立法院”中，两派议员闹成一团，甚至拳脚相加、“肉搏”一场、皮鞋与簿本齐飞的情景，总是感慨系之。何以堂堂文明人士，为一己政见，即置民主原则于不顾，竟效街头泼妇小人之举。这番“民主政治”，怎能让我等心向往之？

议事堂上大打出手，其实也非我“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专利。常有“剽窃”我中华文明之举动的大韩民国，也有此陋习鄙行。前不久的电视新闻中，就有上演过，情形相似，容不赘述。

我这人立场不怎么坚定，虽然对大雅之堂的 “全武好”，有些不齿，但有时也会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人总是该有点血性的，一语不和，破口大骂，骂不解气，拔拳相向，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多指责的。何况现在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发达，在镜头前做一番秀，让芸芸众生多开开眼、多开开心，也总有点价值，至少对减轻现代人无所不在的压力，有些帮助，也算是一种政坛“幽默”吧！而“幽默”者，当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而正襟危坐的开会、平平淡淡的讨论看得多了，总难免有些沉闷。

其实，即使在封建传统森严的中国古代，似乎也并非总是那么沉闷不堪。今读一本叫《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孙文良、张杰著）的书，其中引的几段南明弘光朝堂之上的战斗，倒也颇有些现在的“宝岛之风”(这样说有些颠倒历史了——古人不会效仿今人，不过是想证明一下历史的一脉相承）：

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之初（1644年春夏），马士英把持朝政，逼走史可法，引用阮大铖。有东林党背景的大臣们群起逐马。六月二十日，湖广巡按监军御史黄澍人朝，上书宣称马士英“有十可斩之罪”。朝堂上，当着弘光帝和大臣们的面，黄澍历数马士英权奸误国十大罪状，说到愤激之处，声泪俱下。连昏庸、荒淫的弘光帝也为黄澍的忠心所感动，对大学士高弘图说：“黄澍言言有理，卿其识之。”马士英无言以对，脆求处分，却恰好跪在黄澍面前。激动的黄澍趁势以手中之笏猛击马士英后背，口称：“愿与奸臣同死!”马士英疼得嗷嗷大叫，急请弘光帝制止（我想，他大概心中有愧，被黄澍镇住了，忘记还手；或者假作镇定，以示自己不忘礼数，还是个正人君子)。岂料，弘光帝很长时间只摇头不说话，后来才先支开黄澍，再让太监对马士英说：“马阁老宜自退避。”

马士英经此一击，遂称病不理朝政，甚至把办公用品都搬出了内阁。不过，他可不是省油的灯，通过厚贿弘光帝身边的两名太监，吹耳边风，让皇帝默许他还朝。这下，马士英变本加厉，在阮大铖的出谋划策之下，搞了个“顺案”（相对崇祯帝钦定的“逆案”、即附逆魏忠贤的案件而言。但此“顺”实指李自成的政权“大顺”，以之为案名，则指明期官民投降“大顺”为官)，惩治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

一时间，诸官求去，大学士姜曰广请求免职获准，他在向弘光帝辞行时说：“微臣触恶权奸，自分万死，上恩宽大，犹许归田。臣归后，愿陛下以国事为重。”这时的马士英不再隐忍了，听了此话即反唇相讥：“我权奸，汝且老贼也。”转过来，他又向弘光帝叩头说：“臣以满朝异议中拥戴陛下（这是马士英得以把持朝政、得弘光帝欢心的最重要原因)，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马士英家乡），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多一死。”姜曰广斥之：“拥戴是人臣居功地耶？”马士英针锋相对：“汝谋立潞藩（指潞王，明神宗万历之侄；而弘光帝原为福王，万历之孙)，功安在？”弘光帝只好出来打圆场，劝道：“潞王，联叔父，贤明当立。二先生无伤国体，内廷之事，不可向外廷道也。”岂知两人谁都不肯善罢甘休。姜日广出来后，马士英仍骂不绝口，两人“几至老拳相向”，以至社会上“一时喧传二相闹朝”。

这几出政治话剧，载之于非官方的史籍 《明季南略和《爝人录），十分出彩。试想如果黄澎、姜曰广、马土英等人真的十分在意“朝堂礼仪”，即使争论激烈而又表面温文尔雅，我们在数百年后，还能读到这样生动的史料，感受当时那浓烈的火药味吗？还能体验政治斗争的惨烈，从“幽默火”中获得历史的启示吗？

朝鲜半岛，不被同化的蛮力

近些年来，中国和韩国民众之间的抵牾不断。韩国人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盗窃者”，老把中国的宝贝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吆喝，比如中医、比如端午节、比如印刷术，等等。有人甚至总结中国两个最重要邻居的不同个性说：日本人把做过的事说成没做过（指其否认侵略），韩国人把没做过的事说成做过。而韩国人呢，反过来又对中国以“高丽王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义愤填膺。

民间的态度，总是多少带点情绪化，但偏激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被政客或是其他好事者放大利用，则对两国关系发展，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其实，东亚这几个国家，在数千年的漫长交往中，免不了有些吵吵闹闹、磕磕绊绊，也免不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究竟谁对谁错的历史旧账，究竟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许多时候是剪不断理还乱、说不透道不明的。如果过于执着地深究，恐怕只能生出许多的闷气来。

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你自家的宝贝，自己不珍惜，别人拿去吆喝，拿去“发扬光大”，你也只能干着急。“端午祭”（韩国人说跟中国“端午节”不是一回事）已经申遗成功了吧，联合国组织大概也不见得会因中国人的反对而改判结果。哪一天“韩医”真的胜过中医而更为世界所知，那中医难保不被“韩医”挤下台去。

现在，许多中国人感觉到，韩国人（还有朝鲜人）比日本人更加可怕了。他们的民族性更强，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后，连历史都想改写。对于昔日谦恭地作为中国“天朝”附属国的经历，对于长期在中日两大强国的夹缝中韬光养晦的日子，他们要抛到太平洋里去了。

    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境遇，实在也有些艰难。但韩朝的先人们，自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确实在强邻高压下创造了一种顽强生存的智慧，以至于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能够自豪地说：“在亚洲，我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因为“蒙古人、满洲人”等，都先后被强大的中国“彻底地同化了”，韩朝是有些骄做的资本，储存在人民的记忆里的。

中国学者邵毅平在《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朝鲜半岛的这种智慧作了详尽的分析。书中说：“在中国周边各国中，(朝鲜半岛）离中国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地理位置是最为接近的，交通往来也最为方便。”“在汉文化传播的全盛期，朝鲜半岛曾是除中国本土以外，汉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来自中国的并不限于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还有历史上的内乱外患的余波的冲击。”

书中写到，“朝鲜半岛的地缘环境，在古代主要和中国及日本有关，自近代以来则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也和俄国（苏联）及美国等世界强国有关。”“对于自己的这种地缘环境，很多朝鲜半岛人都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有人甚至昇想天开地主张，“要把朝鲜半岛从东亚大陆上切割下来，放到日本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里，以避免遭受来自东亚大陆或日本的干扰，能够像日本列岛那样保持永久和平。”

书中认为，朝鲜半岛在应对挑战中表现出了一种成功的智慧。这种智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怎样在既定的地缘环境中，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智慧”，是一种“抵抗和利用的巧妙平衡”。朝鲜半岛特具外交方面的智慧，在三国时代（相当于中国南北朝至唐代），“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分别通过与大陆王朝和日本发展关系，来增强自己在三国中的竞争力量，并压制或牵制自己的对手。最善于利用这种外交艺术的新罗，最终通过联合唐朝的力量，击败了百济和高句丽，成为三国中的笑到最后者。”然后，新罗又通过明软暗硬和明让暗争的策略，挫败了唐朝想要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野心。在随后的高丽王朝时期，面对辽、金、元等大陆王朝的扩张政策，高丽王期都采取了“在外交上俯首低眉，在军事上绝不让步；在名义上称臣纳贡，在实际上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强邻的高压下保全了自己。

书中又说，朝鲜半岛一面吸收着先进的大陆文化或海洋文化，一面又不被其所同化而仍保持民族特性，并且“在民族化的彻底性上也引人注目”。比如，在将近1500年的漫长岁月里，汉宇一直是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系统，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创制了一种完全不用汉宇、完全是拼音文字的民族文字，一下子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一旦汉文化的影响开始衰落以后，他们便能够马上用它取代汉字，并且随即开始彻底清除汉字的影响。“这说明即使在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其民族意识也还是强烈地存在着的。”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或许应该称之为“可怕”的民族，其强烈的民族性并不是现代才培植起来的。而且由于它的汉文化程度在中国之外无出其右，所以一旦我们要放弃什么，它就能够马上替补上来；你无意或无暇珍视的东西，它立刻奉为至宝，重新包裝一下（有时甚至连这个都不需要，本水它就有），变成是自己的东西了。现在的它，已经无须像历史上那样“在夹缝里求生”了。它会糖不优搬地跟你分庭抗礼、跟你争这夺那了。我们还能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吗？

“笃好”中华文化的朝鲜人

前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中日两强的夹缝中顽强生存的朝鲜半岛，曾是除中国以外“汉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明朝人沈德符编撰的《万历野获编》卷三十中有两则关于朝鲜的笔记，颇能为此提供一些佐证：

本朝赐四夷贡使宴，皆总理戎政勋臣主席(由全面管理军政事务的功臣出面招待），惟朝鲜、琉球则以大宗伯（礼部尚书）主之，盖以两邦俱衣冠礼义，非他蛮貊(落后民族）比世。其侑席之乐，以教坊供事。两国尚循仪矩，侍坐庭下，若他夷则雎盱振袂（睁大眼俯视，衣袖也乱动），高坐姿势（很放肆地看），拊掌顿足，殊不成礼。所设宴席，俱为庖人侵削，至于腐败不堪入口，亦有點者 (聪明的客人）作侏离语怨詈（用怪异的少数民族话或外国语抱怨咒骂)，主事者草草毕事，置不问也。

朝鲜俗最崇诗文，亦举乡、会试，其来朝贡陪臣多大僚，称议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监之，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当副使），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州四部稿》（王世贞所著），书肆故靳之(假装舍不得卖），增价至十倍，其笃好如此。天朝使其国，以一翰林一给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牡：雄性的马），彼国濡毫以待唱和，我之街命者，才或反逊之。前辈一二北扉（北向的门，借指学士），遭其姗侮非一，大为皇华之辱（“皇华”是《诗经》中的篇名，就是用于赞颂奉命出使的人）。此后似宜遴择而使，勿为元菟（汉代在今朝鲜境内设置的郡名）四郡人所笑可也。

朝鲜半岛古时文明礼教之深和文化之发达，从其使者出席宴会观侑席之乐时“尚循仪矩，侍坐庭下”的细节，从其陪臣不惜花冤枉钱高价“收买图籍”的豪举，从其接待天朝使者时“濡毫以待唱和”的急切，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天朝的使者虽为翰林，竟也“遭其姗侮”，而且不是一两个或者一两次，怎么不丢人现眼呢？难怪沈德符要发出“遴择而使”的呼吁。

今天，朝鲜半岛的人仍在“笃好”中华文化，甚至要占为己有了。我们能避免“才或反逊之”的尴尬吗？我们对祖宗的遗产是否有“增价至十倍”也要买定的珍爱呢？如果要防止“遭其姗侮”的命运，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王中教授的“苦情幽默”

我是学新闻的，后来又有了不短的从业经历，多少见识过一些新闻界的名流。今日重翻复且大学教授吴中杰所著《海上学人》，读到有关新闻系教授王中的逸事，颇觉有意思。不禁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还见过王中教授、上过他的课。

王中教授是中国新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当年在京城之外，有全国影响的新闻教学、新闻研究流派的领军人物，就是他了。他的新闻理论，独树一帜，虽然不免意识形态的痕迹，但仍有一些真正专业的、独到的见解。

二十多年前，王中教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任上，兼复且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校长。当时，我在该校一个由一家名报出资创办、实验性的新闻本科班学习。王中教授很关心这个班，曾经亲自出马授课。当时，我们这些才网二十挂零的年轻学子，用一种对前辈、对名家十分仰慕的态度，恭恭敬敬听他讲课。

待得见到王中，又觉得这个教授真的十分有趣。印象中，他头发花白，走路时腿脚有点发颤(读《海上学人》才知道，王中教授在干校时跌坏了脚，又有关节炎)；穿一身斜襟的老式棉袄，肥肥大大，也比较旧了；又兼满脸皱纹，整个一“乡下老头”的形象，丝毫不见名教授的风范。因为年事已高，王中教授是坐着讲课的，一口山东话，加上声音又轻还有点喘，坐在后排的人，听起来着实费劲。只见得他一刻不停地燃着烟，两指夹着，随着讲话的手势，我们看到那“星星之火”在半空里起舞；他时时弯过手来吸上几口烟，然后顺顺气，继续在一团烟雾中不紧不慢地讲下去。

虽然是令人仰慕的前辈，王中教授仍让我们感觉课讲得并不精彩，何况那口土话和气喘吁吁的语调，老实说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在课余，我们就不那么恭敬了，在打油诗里，就给王中教授取了个不敬的代号：“老烟枪”。

后来，又有王中教授的学生、也是他被打成右派后连带受难的葛迟胤，一个已经谢顶的十分认真的副教授，给我们讲新闻理论。虽然他跟王中教授截然相反，讲课时中气十足、来回走动，但教条色彩很浓的所谓新闻理论，实在提不起我们这些只看重西洋时髦传播学的年轻学子的劲头。上葛老师的课，班上的同学最走神，看书、写东西，都忙自己的事，我算是少数还把眼睛看着老师的好心学生。尽管如此，葛老师依旧讲得一丝不苟，情绪不受任何影响。

现在想来，与王中、葛迟胤师徒的短暂接触，除了让人感慨其被政治运动屡冲屡击的坎坷命运，也多少让人感受到他们的那份执着。

扯得远了，还是回到吴中杰教授的《海上学人》，看看他笔下的那个“早起的虫儿”（意指因觉醒得早而遭受厄运的人，因为这种虫儿更易被乌儿捕食）的幽默故事——

王中教授1957被打成右派，受到全国新闻界的群起批判。他有理无处讲，以后又经常要挨批挨整，渐渐变得——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之初，发起对师生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他家里实在并无长物，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面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当被要求打开皮箱取出来时，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那些人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王中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办报，曾与谷牧（后任国务委员）一起工作。“文革”中，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拍臬子瞪眼晴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以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数据。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而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再想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著名教授，胡风的迫随者，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难）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搞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華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王中教授用这种 “黑色幽默”的方式，既表达了自己的反抗、蔑视和嘲讽，也保护了自己和别人，维护了人格和尊严。他是一个智者，充满着生存智慧。吴中杰先生书中还写到，王中教授在干校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他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去买菜，活像电影中的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吴先生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一个大教授，敢于这样地“折损”自己！这是苦难中的快乐、一种“苦情幽默”，也是“不抵抗”式的反击。它用微弱的声音甚或无声的语言，向强大的黑暗势力，发出依然是极有力度的嘲讽和挑战。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用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教授时，他禁不住号啕大哭。他的“玩世不恭”，到底还是不乏知音啊！

钱学森与50年代高产“卫星”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其新出版的《中国大饥荒》一书，还原了中国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60年代初无数生灵被扼杀的那段历史。

在2008年12期的《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杂志中，载有杨继绳《大跃进中的粮食问题》一文。其中说：“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的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

文中所说的“上下互动”，始自毛泽东当年在成都会议上有关“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的一番高论。最高领袖此言一出，官方的“喉舌”立即响应，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放起了“卫星”。于是，全国各地开始了一场浮夸竞赛，吹牛者的胆子越来越大，粮食的“亩产”也越升越高。

这个“卫星上天”的天大谎言，并非没有人怀疑，但谁要提出怀疑，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高层)，成为人们批斗的靶子（在基层)。就在此时，一位出自著名科学家之手的文章，却用科学的权威，让许多人相信这些高产“卫星”是真的。这位著名科学家，就是当时和现今都广受崇拜的中国“导弹之父”、刚刚从大洋彼岸历经波折返国效力的钱学森。

杨继绳引用的钱学森的文章，发表于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第四版，题目直截了当：《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文中写到：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许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要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半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即使在这样的文章中，作者科学家的素养依然显露，他还是强调“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然而，在50年后的今天，文中所说的“等等条件”许多已经具备，但世界上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两干多斤的二十多倍”，即便是“两千多斤”，似乎也是难以触及的。现实的生产实践，毕竟不是纸上各种理想条件下的计算。

如此权威的“科学论断”，自然令当时的许多人感到信服，从而拋却疑虑。杨继绳又写到：“1959年3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的秘书李锐问毛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回答说，是因为看丁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轻信高产“卫星”，陶醉于1958年粮食“大丰收”的喜讯，中央高层甚至忧虑起“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随后又出台了高征购的政策。在当年实际产量只是微增的情况下，为了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连口粮都被压缩到极低的水平（在据称饿死百万人的河南信阳地区，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斤半——这还是原粮——仅够勉强食4个月)，更别说什么家有余粮了。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增产”的粮食，完成征购任务自然困难重重。有些地方于是祭出政治斗争的大棒，搞起“反瞒产私分”行动，未知有多少基层干部和农民遭受迫害！而被搜刮者开始大批饿毙。

杨继绳再写到：“在农民备受摧残的时候，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在《知识与力量》第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这篇文章使干部相信，农村的确藏有大量的粮食。”

钱学森是令人无比景仰的科学家，即使在导弹专业之外，对中国社会领域的发展亦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我们宁愿相信，50年前的钱学森，刚刚从美国归来不过三年，对现实的中国国情缺乏必要的了解，充盈的政治热情也暂时驱走了科学家的冷静和严谨。作为一名科学家，科学信念应该始终地摆在第一位的，如果它让位手其他的信念，那么他的智慧，也未必会超过平常人。

（2007 年12月——2009年2月写于香港鸭脷洲、钻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