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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自有技艺 ——戴冰和他的诗

来源:华语文学网  作者:钟硕  发布于:2021-12-01  点击:301



戴冰是一种不好言说的存在。就此,我的神经又被刺激着,有类似想玩火时含混着的不安与新奇。认识戴冰三十年了,交道不多。有时我谓之戴公子,带一点玩笑的意味,主要出于景仰其父戴明贤老先生的学养和修为,以及对戴家拥有众多藏书和书画的敬慕,认为他出自此等书香门第,身份感和我们普通人自然有所不同。再则,其间又听闻过一位朋友这么夸赞他:少年风光,十六岁获中日书法大赛特等奖,十七岁开始发表作品,蓄过飘飘长发,喜欢音乐热爱摇滚,二十六岁出个人集子……天赋、环境和勤奋样样在线,感觉这样的人要成为一个其他的什么家,都不会很困难。

记得许多年前,曾在某刊物上无意翻到戴冰的一篇小说,叫啥名字忘了,只觉得行笔娴熟老练,透出一股子聪明劲儿。当时心里闪过一丝疑问,这么年轻,会不会有种把玩?他的痛感来自书斋还是生活?

这样的有色眼镜下,“戴公子”加“文二代”,就成了我强加给戴冰的标签。想来这或许也算是一桩趣事,打量一个作家及作品,当我们预设的观念貌似合理时,悖论和反例便接踵而至。就如李后主锦衣玉食,赵佶不关注治国,对文化艺术就不会有足够的心得?手上有老茧和脸上有沟壑的,他一定沧桑?一笑。事实上所谓的身份与环境,并没有障蔽戴冰的远方。这些年来,除了小说,戴冰的随笔和乐评也颇有建树。如今频繁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还有他的诗歌。

光阴自有技艺,它超然于我们的大脑。正是岁月不动声色的流转,矫正了我过往的偏狭与自负。印象中《山花》故去的老主编何锐老师说过,贵州的诗歌成就远高于小说。不知是针对文本的整体品格,还是针对写作群体的影响力?至少贵州“盛产”诗人是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小说家们也不时会跨界写诗。而且有意思的是,小说家们写诗大多低调,没有那么强烈的个性要张扬,也不大有什么声名上的压力,是放下身段的那种,轻松自在,由着性子来,且品质并不输那些所谓的专业诗人。戴冰写诗,当属此列。

戴冰写诗很早,中途一度停笔,近年他再度开始诗歌创作,有时一天一首,或不止,有着近乎摇滚青年般的热忱与纯粹。拜读完戴冰的诗歌集子,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诗人的戴冰,心里始终住着一个少年。那少年长发飘飘,是个独行者,不会辜负自己的远方。

回到我早年的疑问与偏见,少年是否沧桑是否痛感真切,实则是个伪问题。我以为,这些诗行应该就是最好的应答:“有个老人/曾经高傲地问我/你沧桑过吗?”“有个影子/曾经高傲地问我/你死去过吗?”(《质问》);“但凡经我创造的/都因它的拒绝而消弥/它只等待吞食/我将要创造/而又尚未创造的/无名之物//我无法停止这徒劳的/喂养,因为我就是那空洞”(《我每天都在喂养我的空洞》);“当我因为感激,想去/吻那双手,它们突然枯萎/长出茂盛的指甲/抓挠大地”“像要挖一个坑/埋葬那些/诞生我/和因我而诞生的/无名的事物”(《一双手》)。

为了抵达未知与无名的事物,老人和影子,正是戴冰一生在反对的东西。或者说,懂得反对的人,他才可以远行,才能感知到那无法企及的“一双手”,才会体悟到对事物越是精确越可疑,越是标签越可笑的幻灭。按我的理解,戴冰很早就觉察到了游戏的荒诞与充盈。这种觉察,让他对各种巢臼有着足够的清醒。因此他的写作极具现代性,更多的是出于对事物内核的关照,对审美意趣的留连,对表象世界的悖反:


《房屋在唱歌》

我路过一座

四面透风的房屋

我听见它在低声唱歌

它似乎已经无所畏惧

从今往后,它不再接纳什么

也不再阻挡什么,它向整个

山谷,敞开它的一无所有

它任由鸟儿在梁上筑巢

任由一只瘸脚的猫

守着那个鸟巢,日夜恸哭

即便它的穹顶腐烂

我确信,它也不会坍塌

就像世间的某些人

因为虛无而被充盈

因为疯癫决定活着


求索、取证、痛苦与虚无,正是趣味灵魂的“标配”,更是游戏的原生动力。就此,少年的一生注定不会空过,更不可能唐捐,他必定能够去到远方:“洞穴里其实什么都有/除了眼睛。它以一种平行的方式/支撑阳光,收纳了所有的阴影”(《洞穴》);“在本质到来之前/我们就是一切/同时在一切中/取消自己”(《在本质到来之前》)。

我一向认为,能赋予文艺以光辉的人,一定怀藏少年。因为只有少年,才能够这么心无旁骛并兴致盎然,不断为生命寻求注脚。或者说,游戏精彩与否,与一种少年才会拥有的天趣或说宿命有关:“为某种意图/奉献了全部的/本质之后/语言/取消了自己”(《语言》);“他坐在桥墩上/哭泣/呜咽和水流/交织/在所有的时间里/创造了那个时刻”(《哭泣》)。感此,若是回到文本的生成,还等同于诗人的戴冰,在为自己隐秘的精神轨迹做一份“编年史”:“你的表情在云朵之间/夸张而凌乱/你的灵瑰裝满相互克制的咒语”“你的时间有一个浑圆的表面/來回滾动,为这无穷尽的世代/镀上一层厚厚的/金子般的灰”(《金子般的灰》)。



意趣与奥秘,往往就在别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在戴冰这里,我与我之外的人和事,仿佛是一种相互依存和印证的关系,近乎于平行时空一般的存在。就此,他的现代性始终是有根的,鲜活的,不是那种对碎片的停滞,或说在经验之中迷失和不知所措。

在全然与分殊之间,戴冰寻找到了自由进出的可能:“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描述/那滴雨,描述被它击中时/我心中响起的那种宽阔的声音”;“南面的墙/看它如何/原封不动地/把我的世界/弹回来”(《我偶尔想》);“万物比较完各自的殊异/躲进了同一片阴影”(《万物的阴影》;“我曾设想,铁轨的尽头/会不会是时间的/坟场。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或者庆幸/没有任何消息,回来/打扰或者证实/我们对那尽头的恐惧”(《生锈的铁轨》)。

作为一个成名作家,近年有朋友戏称戴冰为“新锐诗人”,虽是开玩笑,实则也是对其诗歌创作整体品格的一种认同。事实上,戴冰一直有着“老诗人”般的触角,下面这首《马尔克斯穿着花衬衣》就是明证——他深谙此道,游戏的方式虽多,可万变不离其宗。


《马尔克斯穿着花衬衣》

马尔克斯穿着花衬衣

坐在加勒比的沙滩上

他身边站着布恩迪亚上校

黑白的死者,疯癫而忧郁

马尔克斯嘴边的啤酒破碎,化为泡影

而他头顶的椰树晕眩

布恩迪亚上挍看着海上的波光

以为那是他留在马孔多的银鱼

它们曾因他的遗忘而死去

黑夜到来之前他们对看一眼

交换了一个造物的秘密


在我眼里,诗人的戴冰,比之小说家的戴冰并不逊色。或者,我还可以理解为对于戴冰,讲故事写小说做乐评估计是不够的,选择写诗,是为了成全他自身本具的一种完整。这种成全,犹如对一袭未知的没有面目的“灵质”进行“呼形喝象”——不断与自己相遇,与他人神交,不断更新自己的远方,都是抵达真相的有效路径。戴冰与诗,自然是双向的选择,他以此为自己纷繁的精神动姿找到另外的豁口。这种完整,实在太文学了。

“一条河/滔滔滚滚的大河/在日晷的身后/不承认时间/不需要时间/同时放纵地/不舍昼夜”(《日晷与河流》)”;“第二是时间/乡下的时间跟风一样长/但在城市,不知为什么/你动不动,就会去想/你的一辈子”(《城市叙事》);“也许真正活着的/只有琥珀的透明/它向所有时间开放/不停地展示/一种残忍的悲悯(《琥珀》)”。戴冰的写作是极具辨识度的。时下某些诗写方向常被诟病,充斥没有价值的口水,鸡零狗碎,走笔线形、语言和表现力平庸,衰减了诗歌本具的美学属性,被认为更像是小说或散文片段的分行断句,取巧的嫌疑较大。戴冰的诗歌,既没有对流行元素的迎合,对传统抒情与叙事及固化的那一套,他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再从形制上看,戴冰似乎更习惯创作短诗,且是比较即兴的类型。而这种即兴,往往有着消解和构建共场的奇特效应:游走在虚实之间,不拘于及物与抽象的边界,犹如往黑夜里撒出一把闪亮的梅花针,它们不约而同很快找到对应的靶向,标的也随之现身。按我的理解,短制的诗写特质,不仅是以更简洁和别致的方式承载自己,很大程度对那些人设的宏大、造作的真相保持了应有的距离,并由此获得某种更幽秘、更纵深的可能。


《左手边的黄河》

凌晨两点

火车驰过兰州的边沿

广播里说,黄河

就在我的左手边

但窗外一片漆黑

我什么也看不见

车厢里的人都很激动

他们在玻璃上

压扁了自己的脸

一排一排的后脑勺

对着我,没有表情

我对着空荡荡的过道

没有表情。后来

我枕着两条清脆的铁轨

像枕着黄河迟缓的波涛

睡着了。就这样

因为错过了伟大的黄河

我记住了那个面无表情的夜晚


这首《左手边的黄河》,让我想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现代诗歌的读写,本质上就是在日常中振救我们的经验,在悖论之处获得某种张望,而反中心反观念反经典,是另一种抵达。真正的诗者,无论新锐还是老手,但凡对生活怀有诚意,都能不断的掘出这种别致的诗意,并以此完成对造化的祭献:黄河伟大与否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面无表情的夜晚”则唯独属于我个人。也就是说,所谓诗歌的现代性,实则上并非是一种革新,而是智性上的一种回落,是直指人心,是返还生活静默时的原初之态,是对任何“异化”的觉知。因此完全可以这么来理解,在这样的分行里,个体生命的真切与尊严会得以充分展现。



“比如一个想跳河的女人/中饭前,突然穿着干爽的衣服/出现在了家里/而另一个疾走如风的男人/四处打探,那些曾经建造/又被损毁的庙宇”(《城市的雨》)。戴冰的很多诗歌,都有着十足的少年感。少年对世俗的隔核,对时间和生活的忧惧,对世界的打量、触摸和命名,都被他化成了一种酷酷的短句,暗器一般有力道,一下子就能撂到人。

这种风格,让我想起《双旗镇刀客》,少年孩哥的身手和神情——反世俗反成人反常识的世界,完全活在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之中。毫无疑问,这种不管不顾,产生了别样的美学意趣。好似一个物件被魔法静置之后,能自然闪烁出不一样的肌理与特质:“电流穿过线的路径/开始了剎那的远行”(《冬天的一种构成》);“我收容了一千个/被別人挑剩下的字”“我成天与它们为伍/像守着一座暴躁的监狱”(《异类》);“在那狂暴旋涡的中心/我突然渴望回到/那属于我的死寂/它只有针尖那么大/刚好容得下/我全部的恐惧和欲望”(《重金属之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下面这首《一个人的时间》,非常吻合我对短诗的某种期待:即拥有在叙事与理趣之间冷不丁的那种爆发力,同步散发出神秘性和张力相伴而生的独特魅力。


《一个人的时间》

时间在夏天发霉

冬天发酵

春天湿漉漉的

秋天老得发黄

一个赤身裸体的人

坐在院子里

默不作声地

吃糖

他在等他的时间到来

好去出生,好去死亡


脑补一下,一个人似乎有着某种生死两忘的空茫感,赤身裸体在一隅,且默不作声吃糖,然后出走……这种虚实之间的兜兜转转,非甜非苦,无关是与非,蹦发出了强大的场。感觉既有一瞥海子和顾城合一的精魂,更有戴冰独有的硬朗和决然——或许生命会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经历滚烫与血泪,失语于对生活的爱和忧惧。因此这些文字,已然不是简单的意象组接,是稀有的神来之笔,是更具神秘性的超低空划行的符号,犹如人类在派送某种内蕴充沛却又不可言传的图腾。

当然就整体性而言,这首短诗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在我个人的阅读习惯里,除了标题板正,第一段还显得随意或者局限了什么——它完全可以处理得更巧妙。诗歌并不必要如小说处理时空场景般的那种完整。再者,短诗的意蕴传递,是焦点视角的追踪发散,还是会有散点视角或复调结构的可能?后者导致的是新的特质还是瑕疵?这是值得商榷和探索的。

这个问题,我在读《城市的雨》时也有同感,从“我猜测,要么是雨小了”到“又被损毀的庙宇”,已经很完整,感觉其他前后的段落行文都是说明书,是需要忍痛切除的部分,或是可以分拆,另起炉灶做成一个系列。无论怎样,短诗创作,更需要信任读者。诗行淌出去它自有生命,不光是作者一吐为快,如果附加的东西多了,在阅读端就缺失某种“内在的空虚感”。而这种空虚感,会自动向着更本然、更静默的地方弥漫,同时还是读者和作者的神交之处,更是作者与自己得以第二次相遇的地方。

对于写作,永远没有胜利者可言。戴冰怎么可能成为例外?近日脑海里忽然蹦出一句,真正的小说家都欠自己一首诗。总的来看,戴冰的诗歌时有惊艳,时有雷击,有时又透出一种重复和纷杂,带着小说家的某种惯性。我这么言说,作为评论者,这是把他放在和那些所谓的名家实力派一个层级横加妄议;作为读者,则是一个吃货对美食的无限企望,或对一个值得期待的厨子的挑三拣四。

近年戴冰和我隔三差五时有交流,一种不带任何色彩的读写交流,双方都很轻松,也比较放得开。我曾开玩笑说,这种交流,本身就很诗歌。我甚至直言,其父戴明贤老先生的存在,对他是一把双刃剑——“文二代”虽然会得到家风家教的滋养,拥有较高的起点,但对于少年即负盛名的他,也会形成一种遮蔽,导致外界关注他作品本身及精神气象、艺术特质的不多。因此我的“挑三拣四”,仅是对彼此间一直在做自由交流的一种延续。

根本上看,戴冰写诗,是出于自身的某种宿命或说天趣,他并不需要受制于所谓诗学的条条框框。少年本真,必然我行我素,既然对一切不迎不拒,自己滋养自己就不是个问题。同时戴冰也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及影响力被低估,就如少年的独行,本身就拥有一种常人并不具备的纯粹:“对此,我没有什么过多意见/只有种隐约的不安/没有道理,无法解释/就像为了保存/一个精灵的妖异,他们/在一个错乱的早晨/把它提前制成了/虚幻的标本”(《表情包》);“世界在去往语词的途中/化为泡影”(《博尔赫斯》)。

不难想见,始终怀藏着少年的戴冰,必然能够与万物混搭,能够与他人共用一副灵魂。他的身上,不时会闪过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梵高,毕加索和达利的一抹精魂(实则还有他喜欢的音乐家和歌手们),有时显得有些达达主义,有时又格外留心经典和传统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出走就是归家,犹如怀揣无法言喻的乡愁。戴冰是一个成功躲避了各种标签及巢臼的作家。他似乎什么都可以契入,又什么都可以抽离,不变的是他前行的身姿——少年的心性,始终在独自运化着,无始无终。

我始终相信,写作原本就是一种最完美的自我教育。答案应该就在路上,独行的少年永具活力。当他在自身的敏捷和聪慧中慢下来,一定会有更辽阔的远方。就如《我曾梦见我在夜间飞行》里所言,“那些时间的花朵。我给它们带来/另一个世界的怜悯和诅咒/然后寻找一处缝隙,躺下来/和它们一起安歇。我爱它们/那种已经浑然不觉的空无”。祝福戴冰。


戴冰


钟硕


钟硕简介:从事过纪录片编导和自由撰稿等工作,曾为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贵州作家》特邀编辑。创作过小说、报告文学、舞台剧、散文、文艺评论和诗歌若干,部分作品被《人民文学》《诗刊》《山花》等刊出,被《中国诗歌年鉴》《中国诗歌鉴赏》和《中国当代短诗300首》等选本收入。

获2004年《人民文学》“德意杯”优秀诗歌奖;2013年北网·国际华文诗歌大奖·首部诗集奖;2015年度《安徽文学》评论奖;曾被媒体评为“中国十大影响力女诗人”;舞剧《丁宝桢》(编剧)获2014年乌蒙文化节·第二届文化艺术系列精品剧目大赛银奖;音乐剧《天堂树》(编剧,与北京舞蹈学院合作)在台湾第二届“知音”音乐剧大赛中获奖。著有长篇纪实小说《明王朝遗民部落》、诗集《绮语》、长篇小说《末代夜郎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