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王春林评葛亮《瓦猫》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王春林评葛亮小说《瓦猫》。《瓦猫》选自《当代》2021年第1期，《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3期转载。

胸襟、气度与生命的庄严

——关于葛亮中篇小说《瓦猫》

文 / 王春林

作为70后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葛亮的小说创作在近一个阶段开始酝酿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作家的关注视野聚焦在一些“器物”之上，借这些生命力足以穿透时间长河的“器物”来凝结历史与现实，体悟书写生命的存在奥秘。既然要书写“器物”，也就少不了要关注到创造这些“器物”的工匠，也即那些手艺人。大约也正因为如此，葛亮自己才会把这些作品称之为“手艺人”系列。《瓦猫》就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篇。

面对这部作品，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的，就是究竟何为“瓦猫”？关于“瓦猫”，小说中有过这样的一种描述与介绍：“而吸引我的，是这房子的坡顶上有一尊雕塑。这是周边其他房子上所没有的。它黑乎乎的，像是某种图腾。在我有限的关于藏传神佛像的知识储备里，似乎了无印象。它更像是一只动物，确切地说，是一头老虎。它虽然体量不大，但有双怒睛，突兀地张着大嘴，面目可称得上狰狞。”对于“我”的发现和疑问，同行的卓玛姑娘在强调这一只“瓦猫”雕塑乃是“昆明龙泉的形制”的同时，也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它是云南汉族、彝族和白族的镇宅兽，自然是模样恶一些。多半是在屋顶和门头瓦脊上。这大嘴是用来吃鬼的。大门对着人家屋角房脊，一张嘴吃掉。要是向着田野，有游魂野鬼，也要安一只镇一镇。”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瓦猫》中，作家采用了双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用的叙述方式。所谓双重第一人称，一方面是指小说一开始的序幕部分，借助于第一人称“我”这样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在德钦不仅发现“瓦猫”的存在，也受托往昆明的一个地方捎一封陈年旧信。另一方面，则是在“我”抵达昆明，好不容易找到了收信人荣瑞红。年迈的荣瑞红打开信封，从中拿出一个红色笔记本的同时，也拿出了一沓照片。“我”接受荣瑞红的委托，开始阅读本子上的文字。这些文字，自然也就是小说正文部分那些用楷体字特别排出的日记。在日记中，德钦“瓦猫”的制造者（联系上下文，这位制造者，其实也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宁怀远）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记下了自己从2004年4月1日起，一直到2007年6月3日的一段生活经历。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双重的第一人称。所谓的第三人称，就是指在小说的正文部分，作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了昆明龙泉镇荣瑞红她们这个“瓦猫”制作世家在前后的时间跨度差不多七八十年之久的曲折人生故事。自然，故事的重心毫无疑问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很大程度上，我们在荣瑞红这个“瓦猫”制作世家几代人以及周边西南联大师生这一人群身上，强烈感受到的，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超越世俗庸常的胸襟、气度与生命的庄严。

这胸襟、气度与生命的庄严，首先最突出不过地体现在包括宁怀远在内的那一群西南联大的师生身上。比如，闻先生（其原型很显然是闻一多），他不仅和另一个姓朱的先生（原型是朱自清）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还重拾铁笔，以治印的方式贴补家用和他的研究生们。没想到，等到“抗战”结束后，一介耿直书生的他，竟然不幸被暗杀身亡：“散会后，返家途中，突遭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罹难。”再比如，那神仙眷侣一般的梁先生与林先生（其原型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困难的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的大多数教授和内眷都已经在衣着打扮上“入乡随俗”的情况下，他们夫妇俩却依然不改高贵和优雅的本色：“而这两个人，男的西装革履，戴眼镜，含着烟斗。他身旁的妇人，也像男人穿了衬衫和齐腰裤装，举止间是极飒爽的样子。”

衣着打扮之外，更能凸显他们俩非凡神采的，是这样的两个细节。一个是，在为包括林先生嫡亲弟弟林若恒在内的八位青年空军军官送行的那个晚上，这对主人的当众翩翩起舞：“这对主人舞蹈着，渐渐走出了屋外，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园地里。乐曲便也追了他们出去。这时竟然有很好的月光洒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背景便阔大了，近处的竹林，在微风中簌簌作响；远处的山峦，幽深的轮廓，似乎也在跟着音乐起伏。荣瑞红想，他们多么美啊。”如此一种场景出现在残酷而慌乱的战争期间，其中所充分表现出的，的确是一种生命本身从容不迫的庄严。再一个是，得到林若恒的死讯后，林先生万分悲伤时一种超乎寻常的镇定自若：“林先生站在门口。她的脸色虚白着，眼睛有些浮肿。人们不知道她是何时装扮停当的，穿了黑丝绒的旗袍，头上梳了很紧的发髻，胸口别了一小朵白绒花。”无论是战争环境下的翩翩起舞，还是面对死亡时的镇定自若，所凸显出的，都是或许只有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特定的人群身上才能够拥有的别一种精神气度与生命境界。正因为如此，作家才会从荣瑞红的角度，发出一种由衷的感叹：“荣瑞红从未经历过这样朴素的丧仪。”

同样的情形，也突出地表现在宁怀远和荣瑞红他们这个“瓦猫”制作世家身上。身为闻先生得意弟子的宁怀远，之所以会和荣瑞红这个目不识丁的姑娘发生情感故事，与他们俩之间的“换工”约定紧密相关。宁怀远为了能够让荣瑞红来给他们主厨，不惜把自己“奉献”出来，主动要求拜荣瑞红的爷爷荣老爹为师学习“瓦猫”的制作手艺。正是在这一来二往的过程中，宁怀远和荣瑞红之间，酝酿并碰撞出了情感的火花。但也就在他们俩的情感日渐深笃的时候，或许与林若恒那些青年的精神感召有关，深受闻先生器重，未来有着很好科研发展前景的宁怀远，却不顾恩师的反对，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之中。岂料想，就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地雷爆炸，宁怀远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身体严重残疾：“荣瑞红看到，他的右脚已经变了形，翻转着，在地上轻微地抖动。”“这张脸上，一只眼睛，在瑞红的目光里躲闪；另一只，只有一个黑洞。”“这黑洞已经干涸了。能看见一丝丑陋的黑红的肌肉，缠绕着，从眼睛里贯穿下来，到鼻梁，便成了长长的疤痕。蜿蜒着，如同一条在皮肤下爬动的蚯蚓。”

实际上，也正是面对着宁怀远突如其来的身体残疾，葛亮成功地写出了宁怀远和荣瑞红身上一种精神的高贵和生命的庄严。先是，荣瑞红对已然是“惨不忍睹”的宁怀远的不离不弃，即使遭到爷爷的激烈反对，她也还是一意孤行地当众宣布自己一定要和宁怀远结婚。然后，是宁怀远精神上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超越。严重残疾的他，原本再也没有勇气出去见人，但在荣瑞红的激励和鞭策下，他终于还是重新挺起了自己的脊梁骨：“斗转星移，宁怀远渐渐也明白了，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最终还是过给自己。这样朴素的道理，荣瑞红早就看得比他明白了。他再去送瓦猫，脊梁便挺得直直的。‘自重者人恒重之，’读书读来的话，他也才算真正懂了。”尽管说在得知闻先生不幸被特务暗杀的噩耗后宁怀远突然间的不知所踪，成为了小说一个最大的谜面（对此，除了在宁怀远第一人称的日记部分略有所知之外，他到底为什么会悄然失踪，以及失踪后的人生轨迹，我们均一无所知），但他精神上这种艰难的自我超越，却还是给读者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

宁怀远和荣瑞红之外，一种特别的生命气度，也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们的儿子荣宁生身上。高考制度恢复之后，荣宁生不仅硬是逼着萧曼芝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的中文系，而且等她毕业分配回成都后，他还采取主动态势，“硬生生地把婚跟她离了。”唯其因为如此，村里人才会认为，荣家人做事又不循例了：“见的都是知青这边寻死觅活地要离婚。他倒好，一个乡下小子，硬是把城里的小姐给休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循例”的离婚过程中，我们能够再一次充分地感受到荣宁生身上某种生命气度的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