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墙术” | 思南文学选刊 · 概览

《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3期已于近日出版，本文为评论家丛治辰对《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3期的阅读印象。

关于“穿墙术”

《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3期概览

文/丛治辰

本期《思南文学选刊》的“重温”栏目刊发了马塞尔•埃梅的《穿墙记》。感谢这一选择，使我有机会再次领略这篇小说灵动轻逸的叙述之美。小说开宗明义地告知读者，马蒂耶尔是一个异人。但他其实和我们很多人一样，住小房子，当小职员，老实巴交地上班和回家，近于机械呆板。突然有一天，世界在他面前裂开一道豁口，他发现自己凭空多了一身穿墙而过的本领。和很多安分守己的四十三岁男人一样，马蒂耶尔对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不感兴趣，甚至相当不适。他顽固地抗拒这一改变，直到新来的领导逼迫他做出更无法接受的改变——改变他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行文习惯。或许就在那一刻他才赫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信仰的庸常而稳定的生活其实远没有那么牢靠。我猜想他当时的愤怒并非只是针对那位领导，而是出于一种被背叛与被欺骗的强烈痛苦。在此之前，穿墙术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对“墙”这东西司空见惯，觉得再自然不过，即便被安排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也可以安之若素。但如今他终于发现，生活的真面目便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因此当他从墙后伸出脑袋，其目的就并非仅仅是戏弄那位领导，而是要向包括这领导在内的世间一切的“墙”发出嘲笑。在笑声里那些墙纷纷坍塌，世界正式向他敞开。当他游戏般出入银行和监狱，小说变得多么快乐。我以为这里面没有什么“杀富济贫”的意思，毕竟那些奉他为英雄的人们，并没有拿到半枚金币。人民热爱的不是金钱，而是穿墙这一行为本身，马蒂耶尔的异能让他们平庸生活的沉闷一扫而空。

当然，他总会遇到那个金发女郎的。其实无需作者暗示，我已经在隐隐担忧他的结局，当那女郎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马蒂耶尔无可阻挡的自由生活结束了。这种预感让我困惑良久：那种凉丝丝的危机感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说，他之所以丧失自由是因为不应有的欲望，因为觊觎那本不属于他的玫瑰，那么何以此前他江洋大盗的行径，却让我们那么兴奋，而且轻松？我想唯一的解释大概是：那些金钱在马蒂耶尔这里本来就没有重量。除了给自己预备那栋并不起眼的安全屋，马蒂耶尔对挥霍钱财似乎并无兴趣。正因为此，他的偷盗行为和从墙里伸出脑袋一样，只是一种嘲弄，因此这一行为是向全世界——包括书中的人们和书外的我们——敞开的，是那么坦荡明亮。但这位金发女郎，马蒂耶尔却无法与世界共享。这一行为由真实的欲望驱动，而不再出于快乐的动机，这让它成为一个可耻的阴谋。在穿过这女郎的房屋和院墙时，马蒂耶尔失去了遁出监狱的从容，盖因这一次他并非为了自由穿墙逃脱，而是将世界挡在墙外，真正过上了囚徒生活。马蒂耶尔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筑起一堵墙，他的肉身因此变得沉重，终于锁在墙心，成为冷硬墙体的一部分。

马蒂耶尔的悲惨际遇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的告诫：“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轻逸》）卡尔维诺借用《十日谈》里的一幕来说明“轻逸”的文学真谛：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诗人卡尔康蒂轻盈地一跃，溜之大吉，将企图戏弄他的那些纨绔子弟留在墓地当中。在我看来，马蒂耶尔的英雄行为、他显赫一时的名声和令人感伤的下场，同样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更加醒目地警示我们，轻举妄动是如何葬送了自由而轻逸的小说精神。和这期刊物中的其他作品参详对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这篇小说绝不仅仅是一则妙趣横生的现代传奇，而根本就是有关小说艺术自身的一则寓言——关于小说的形式、内容、主题，乃至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美学原则。在此意义上，在本期刊发的几乎每篇作品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点《穿墙记》的影子。

就像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它最核心的情节——把胜利渠边的胡杨树挪到荒苦的矿山——不就是一种穿墙术？重点当然不在于那棵树穿越空间的距离，而是借由这样一棵树，以及胡老师对树的讲述，那些生活在矿山的孩子们与绿洲、与绿洲以外更加广阔的世界之间那堵“墙”被凿开了，绿色与甜水奔涌而来。一棵挪不活的胡杨树，其意义几近于幻觉，但幻觉是可以撬动现实的，它让那些孩子们有了走向远方的可能。而且，树是幻觉，人呢？张者以一种朴素的修辞手法，将那位走了霉运的胡老师与死而不倒、永存于孩子们记忆之中的胡杨树联系在一起，在一种万物有灵的氛围里胡老师跃出了他的皮囊，弥散到无穷广大，提供了小说结尾处浓郁的抒情。而历史也因此得以卸下单调而沉重的面具，露出它丰富的表情。

葛亮《瓦猫》之动人，同样发生在穿墙而过的时刻。那些在香格里拉和昆明神秘出没的瓦猫，就像是马蒂耶尔从墙后探出的脑袋，引诱着“我”和所有读者，去剥开被厚重墙体掩盖的秘密。关于西南联大和那个时代，已经讲述得太多，那么多人生，那么多故事，层层叠叠，令人窒息。而葛亮的出色之处恰在于，能够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时代一路穿行，逼近那所昙花一现的辉煌学府，召唤陈旧的记忆一点点醒来；但是又突然推远，在更加绵长开阔的时空结构里，制造出一种令人惘然的美感。但让我感到费解的是：那个叙述者“我”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深意？如果他只是一个带领读者不断穿过历史迷雾与深沉人心的异人，那么他应该像显赫时代的马蒂耶尔那样轻盈。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叙述者，他对自己喋喋不休地讲了太多。这让他本人变成了马蒂耶尔的金发女郎，多少拖累了他穿墙而过的敏捷步伐。

和暧昧曲折的《瓦猫》相比，潘向黎《荷花姜》的意图似乎明白无误。小说一开始，在叙述者和那对男女之间就有一道墙，这道墙的厚度与透明度都非常理想，天然适于穿越。这有赖于丁吾雍的分寸感：为了挽留这对富有魅力的客人，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和他们保持距离。窥探，但并不介入。小说中年轻女子那么神采飞扬又那么楚楚动人，大半是因为这样合适的距离，或者说，小说家那精妙的穿墙技艺。因此，当丁吾雍逐渐按捺不住想要接近这位年轻女子的时候，我再次感到无比紧张，和马蒂耶尔遭遇金发女郎时一样：不！停下来！好在，女子那句凶险而难辨真伪的谎言，让她“咻”的一声穿墙而去，逃脱了叙述者的抓捕。读到那句话时的快意，可以与《百年孤独》里俏姑娘被床单带走的那一刻相比。然而那个男人居然再一次出现了，这简直让我疑心自己已经听到了马蒂耶尔那笨重的呼吸声。当那个男人和他的前妻躲进小包间里窃窃私语，我忍不住要把门外逡巡窥伺的丁吾雍直接拉走：这样就很好，不要再做些什么了。是的，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自己猜。——我多么希望那个男人没有孤独到和丁吾雍说那么交心的话呀，和最初出场时那个沉稳男子相比，他的表达欲似乎太多了一些。

马蒂耶尔式的快意不仅存在于小说当中。葛兆光《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是为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撰写的学术书评。与宫崎市定《科举史》、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相比，艾尔曼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跳出制度史和社会史的既有视角，揭示了科举制度与明清政治生态、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没有将科举考试孤立地理解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而拆除掉隔绝不同研究领域的那些人为的意识障碍，让他的研究对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葛兆光与艾尔曼的辩论同样精彩：他完全理解艾尔曼的意思，但是各自不同的立场并没有造成对立，而成为沟通的前提。事实上，学术思考的魅力，不正在于不断拆除既有认识所造成的思维局限吗？在此意义上，许宏的《二里头都邑“不动产”的大发现》简直像是一个精心构造的隐喻。一方面，他老早就以“大都无城”的观点，反复和“无邑不城”的传统看法争辩：忘记你们在想象中垒起的城墙吧，只有拆掉它们才能明白二里头都邑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其实依然是以“墙”作为线索去进行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宫殿区道路网的发现，已足够证明这座都邑显然出自复杂的人为规划。而道路是什么？它也是一种墙，却不仅能分割，还能联通。就像后来发掘的宫殿区防御设施一样，曾经它用以隔绝，而今却成为追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条通道。但许宏这则考古纪事所提供的快感还并不仅限于智性层面，在文章中，他多次提到考古挖掘工作因延伸到现存村庄民房而不得不中止，字里行间不无遗憾。但我很想说：不，那并不是阻碍。恰恰在这相遇当中，几千年的时光被击穿了，古老中国与今日中国交织在一起，撞击出一种如青铜器般钝重的美感。

所以，《穿墙记》岂止是有关小说的寓言，它是一切书写的寓言，也因此是一切思考的寓言。思考与书写的价值，正在于轻快地跃过沉重、呆板、单调、压抑的世界表象和既有知识，在发现与创造当中获得自由，感到狂喜。当然，轻有其价值，重或许也有其价值。但是如果根本不曾意识到墙的存在，或意识到了墙的存在，却困于其中无法逃脱，又或者刻意制造“鬼打墙”，就或许失之于粗疏、脆弱与油滑。就此而言，关于文学中的穿墙术，其意识、技术与实绩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视为这一期《思南文学选刊》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