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吴佳燕评林森《诗人》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吴佳燕评林森小说《诗人》。《诗人》选自《长江文艺》2021年第3期，《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林森《诗人》有感

文/ 吴佳燕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说多年前曾有人预测，手机是人类新长出来的器官，但没人想到，到2020年口罩会成为地球人的集体面具。尽管“后疫情时代”这一概念早被提出，但是直到今天，这场席卷全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新冠疫情还没过去，它对人与世界的影响与改变还在持续，它所激起的连锁反应与多维审思还在深化。对于武汉人而言，口罩不是面具，而是出门的标配、脸的组成部分，不仅戴在脸上，还烙在心里，是已成习惯的心安之法。

让我有些疑惑和吃惊的是，林森不在2020年的武汉，何以写出那么真切贴心让人产生强烈共鸣的文字，何以在疫情边缘写出了风暴中心的感觉？这是人类本身的共情能力和互联网时代使然，让人在信息的共享和影像的刺激下感同身受，更是林森的功力和小说的魅力。我一直认为，小说在重大现实或瘟疫灾难面前可能会反应滞后、无能为力，但却蕴藏着后发优势和巨大能量，因为它可以更深广地折射时代、体恤人心，持久深刻地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如关于疫情书写，文学史上也曾产生过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这样伟大的小说。当然，文学对这场新冠疫情的表现和反思还远远不够，精神的力量还远未凸显。

林森写了好几个有关疫情的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和切口关注疫后的具体生活和个人状态，探讨疫情对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认知、精神情感的冲击和影响。《诗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篇幅不大，叙事和思考却很见密度。它写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印刷厂老板在疫后的诸多变化，心理感受尤为丰富深切。疫情让一个理性务实的商务成功者竟然涌起诗人般的虚妄与忧患，也让一场隐蔽的婚外恋情无疾而终，有了更好的去处和提升。主人公在忙累中依然感到空虚压抑，最后因对身体症状的敏感和警觉自我隔离放逐，在恐惧与自救中捕捉希望之光。小说的叙事简练准确，细节真切扎实，以小见大、以虚写实，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很多疫期场景只是一笔带过，主人公积蓄已久的表达欲望到最后的冲决而出也是开放式结尾，反而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诗人》展现的只是疫情冲击下人们生活很小的一个切面，但是却抓住了疫情带来的普遍情绪和核心症结：人们因此遭受的心理创伤与精神的陷落。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认为：“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主人公的一系列疫情后遗症，“空”是主要刺激，亦是林森对疫情影响的发现。“空”是隔离期间无处不在的外景呈现，更是可以无限生发的精神意象。《诗人》里理工男的所有改变，似乎都源于“那一次返城所遇到的末世般的空荡荡”：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印刷厂的工作能忙着是好事，但老觉着内心空洞有刺痛感；家庭生活中夫妻俩好像找回了年轻时的体力和激情，又总是有一种挫败和沮丧感；曾经可以用来秘密炫耀的婚外情因为隔离和顾忌难以为继，变得遥远恍惚。当城市的热闹繁华、烟火人间被按了暂停键，遽然变为一片空寂、静默，并随着疫情的蔓延发展在世界各处被不断重演、持续和强化刺激，这空荡荡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心理震撼和持久影响难以想象。从亲历到代入，从现实到想象，从实指到修辞，空成为世界的本质和人最核心的精神体验。“一旦发现空荡荡，他就莫名心慌，也就是说，空就是这个世界变得不可理解的根本原因。” 它让人想到无人之境、废墟景象、世界末日这样的重词，是疫情之后这个世界从物质到精神都亟需填补的空白，更是世界改变之后内心千疮百孔、无所适从的人们对抓手与慰藉的渴望。

疫情也让人更加清晰地自我认知、做回人本身，关心和忧思人的精神生活。“忧”是林森对疫情影响的另一发现，也是把“诗人”作为小说题目和文眼的良苦用心。《诗经•魏风》有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愤怒出诗人，忧惧也出诗人，都是指一种创伤性的心理情感更能激起人的表达冲动。疫情打断了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秩序，让忙忙碌碌、步履不停的人们开始关心和思考与个人和现实无关甚至不着边际的事情，在抒情消亡的年代有了抒情的冲动却苦于无法表达，在功利实用的大背景下有了务虚之心和忧患意识，让人再次深切感受到正常生活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更何况是在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疫情面前。小说中的婚外情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省思和回归，并代表了疫情反应的两个方面。男人是心理担当，有疫情综合征迹象，原来随遇而安、务实理性的印刷厂老板变得多愁善感，身体的敏感和心理的波动绵绵不绝：“他害怕平缓河流下的溢出、害怕所有不期而遇的意外……他讨厌艺术的乱涂、热爱数学的推演，可他没办法推演出，他怎么就被一次空荡荡的街景所改变，此前顺理成章的生活忽然全都位移、变形、坍塌？”在这种患得患失、忧心忡忡中，男人也有自己的解压方式和自救行动，比如晚上到印刷厂抽检纸箱转移注意力，驾车回到烟火气依旧的老家小镇在熟悉的情感记忆中寻求安全感，并寄希望用诗人的“鬼话”来舒缓内心的忧虑和恐惧。女人是行动担当，疫情期间送瓜菜去支援武汉，回来后整个人生状态发生改变。这是疫情带给人的反思与升华，从小我到大我，从心性的回归到价值观念的转变，女人从偏航的人生撤回，开始结婚生子，变得积极、惜福。疫情让两个人无师自通般地感受与思考人之存在，由“整天忙得不像个人”到不被物欲所驱使，回归与珍视来之不易的正常生活，“她最终被武汉的街景所改变，就像他被省城的街景所改变一样”。

《诗人》还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幸存者心理，提醒对疫后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予以关切。幸存者心理是每一场大灾难面前人的本能反应，心理学上亦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幸存者内疚的说法。疫情引起的心理方面的后遗症远大于生理方面，我们对精神口罩的需求比戴在脸上的口罩更为迫切。小说中的男人光是一个空荡荡的街景和隔屏传来的信息影像，就被笼罩上如此巨大深重的心理阴影：“这恐惧无边无际——他好像成了这场疫情中最后的幸存者”，更别说那些经历生死现场的当事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幸存者，或多或少地承受着疫情带来的精神创伤与时代病症：焦虑、压抑、空虚、惊惧、绝望，“他人即地狱”式的社交距离，倏忽而至的孤独不安，幸存者的万幸与罪感。曾经由自我的眼光、情感和观念建构的世界崩溃了，新的世界还没有立起，就像那位对身体和环境反应过敏的“诗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疫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甚至世界格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还远未结束。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创伤的疗愈，还有对身心安放与精神支撑的确认。人生难得是安慰，无处安慰的时候至少要有自救的愿望和行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驱车出城，在旷野中寻求支撑与力量，“路边的杂草荡漾不歇，被来历不明的夜风所驱逐，犹如潮汐被遥远而孤独的月亮所掌控。此时，有光无端而来、无端而逝”，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倾吐与希望，正如林森自我陈述的那样：面对这种巨大的冲击，“失语”的个体，如何在精神垮塌中“找回语言”，其实就是找回人之为人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