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艾玛《万象有痕》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艾玛小说《万象有痕》。《万象有痕》选自《长城》2021年第2期，《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

“万象有痕”的杂糅与混沌

——艾玛小说《万象有痕》

文/ 左马右各

阅读艾玛的小说常常带给我一种错愕感，她的小说叙事节奏总是快不起来，却黏连缠人。她就像个织锦高手，稳稳坐在织机前，把叙事的七彩斑斓锦线，条缕分拆、不慌不忙在往来穿梭中织入故事经纬，即便是遇到紧迫处亦安然从容。我读艾玛小说不多，加起来也就七八篇，有两篇小说印象极深，一篇是《白耳夜鹭》，另一篇是《芥子客栈》。《芥子客栈》在她的小说中稍算异数，亦可算作我所说属于叙述紧迫处亦安然从容的小说。阅读艾玛的小说，你一旦沉浸其中，感觉便会出现反差，那种由叙事潜流带来的裹挟感，又是那么强力浑浊，袭魂掠魄。这大概就如某种武侠传奇中所追捧的神秘暗力吧。写作如修习，天性抵达处便是自然。

小说《万象有痕》讲述了两个同样遇到生活困顿的人。我想使用困境一词，但斟酌后，又放弃了。有时一字之差，带来的便是意义与叙述的相异深渊。如果套用术语，对文本进行技术肢解——小说叙事是在两个人物、主副线索、一明一暗的交错替转中展开进行。这是“讲故事的套路”。或说成小说家的专属私产亦无不可。首先出场的人物何洛平，按“流行”说法，显然属于精英阶层高端人士，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这一身份还附加了强力佐证——他的学生毛利民都是东山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了吗。其次出场的人物网约车司机莫师傅，就当属底层人物了。他们的身份基本分属于有着巨大阶差的两个阶层。怎么说呢，如果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他们显然也处在某种意义上——形式平等的两端。那里虚置着一架隐形的衡器，它表象恒稳，但随时都会发生危险的倾斜与晃动。如果以传统观念来判断，那他们之间的身份区别——按民间说法，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两个人物出现在且“一程”距离内短暂交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会有故事发生。但故事文本借以展开的引线却藏身于他们之后。点燃或拔拽故事引信，在字面平静的叙事语流下，就是世间万象燃爆过后的一地碎屑和粉尘，它浮生水面，带给阅读的感触便是缤纷错杂与百感交集。还有种让人欲言又止、欲语还休的惆怅无奈或莫名感重。就像小说叙事中反复出现的“随你们好了……”“今年这形势……”“也不是没可能的事……”“……今天天气不错”“谁都会有不顺心的事……”——这种在人物“想”或“说”之际使用省略号的地方，我粗略地数过一遍，有十六七处。在一个短小说中如此密集使用省略句式，除去叙述技巧上的考量，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如果对此做一点大胆猜测，那等于是说，作者在借助文本形式把倒映在天空镜面的人世生活，它的立体多面给予极力压缩，又予以棱显，让我们在生活体量被有限镜映的内廓之中，去品觉一种“万象有痕”的杂糅与混沌。

赫拉克利特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如果把写作行为比作一种不断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持续探索——而生活又被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赫拉克利特的话，若做一点降维思考，它对作家显然是无效的。人的情感走过童蒙阶段的天真时间，进入成人世界，怎么说呢，不妨说难堪点，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犯错又不断纠错的（也是可怕的）循环时空里。主观点讲，一个人经历和认识生活——若这被称为成长，是从被世界伤害开始的。而精神承受是这辆伤害马车上的副产品。回到艾玛的小说中，何洛平必须承受妻子离世、儿子远泊的老年孤独，并在岁月持续不断地流逝中一次次承受记忆的深度侵扰和袭攘。他的记忆总会回到那个“暴风雨的下午”，又从那里闪回，接受某种既定的事实性惩罚。而惩罚也是一种精神承受。“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孩子们不是现行犯，那个下午也不是罪案现场，他的残忍，才是。”也就从那个时刻开始，他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儿子远走他国，妻子李霁一直对他心怀怨愤，到死都不原谅他。以致他日后想起妻子的临终遗言——“别、别去看我啊，我不会在那的。”忽然就像被点拨般悟出这话语其中蕴含的凄冷、凉漠和决绝。这时，他才领会到“她是不想再见到他了。”生活在不停地发生中断。时间的每个刻度都是可疑的止点。那个下午是，妻子的临终时刻是，这个有疫情的春天是……当然文本还提供了更多。当生活多到数不清的止点，一一出现，又被串联起，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生活在继续。

处于小说叙事另一极的人物，网约车司机莫师傅同样也在遭受生活困厄的折磨。人到中年，丈夫要和他离婚，而她家中有着上中学的儿子，还有“痴呆了”的母亲，当了一辈子海员如今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死后“坚持入土为安”并在老家“铁骑庄”看好归宿的父亲。这一切也需要承受。她出车时，“为了让父亲省点力，出门前，她会把母亲绑在一把椅子上。”而这被困束住的老人，“会一直骂啊骂，骂累了就睡，睡醒了再骂，什么难听骂什么。”有一天，她出车归来，看到母亲“脸钟得像个球”，心中怨愤的她对父亲“说了一句话，就一句”。之后，她说“我妈的脸就再也没肿过”。没人知道她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人人又都能猜到。小说叙事到这里，我忽然产生幻觉，文字鼓突起来，像一张肿胀的脸在眼前浮晃。它躲闪的光泽阴影下，有针芒般的锐痛暗暗袭来。作家艾玛是阅读幻觉的制造者。在她不动声色地讲述语流下，几乎道尽一种普遍的普通人生活的疲于挣扎状态。但这都不能成为小说人物放弃生活的理由。她必须每天准时出车，面对天气自然变化和人生诸多不确定的问题。还要在出车过程中遇到不想遇到的人和该遇到的人，比如何洛平教授，一个步入垂暮期的老人。这是让故事生长的必然因素。说点白话，相遇就是故事。莫师傅尽管自己身陷麻烦，也不忘适度表达一点对身处高端阶层的何教授——在有限同情与讨好的前提下，释放些许嘲讽与敌意。继续回到时间这个充满可疑止点的话题。这也是莫师傅与何教授有过短暂对话交集的地方。他们对于死或者生活，显然谈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何洛平这样说：“死后去哪里都不要紧，只要好好活过，就好。”对此，莫师傅的回答是：“可要是活着时就没怎么称心过，就会想着死后好歹得称心一回的吧？”这貌似是一种观点话辩或分歧，其实，关键点在于：参透的是人世间的人的命运。一种在表象与永恒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无效尝试或努力。从这段话看，莫师傅必然经临的生活，下一个可能止点又在哪里出现呢？是在看不到希望的希望那边。那归结到小说临近结尾就是莫师傅说的一句话，“庚子年，年头不好啊！”真是这样吗？何洛平教授自然有他的看法，很多事“不仅仅是年头的事。”这仍是无法填平的差别。但已经有彼此无言的和解与妥协。阅读到这里，我只能说，作家艾玛是个内心盛满善意和温暖的人。

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这本书的序言，提到了画家罗斯金的一本书《绘画原理》。他认为这本书的成功——于画家本人“来自于他的眼力，能看见什么，能看得多细，并且可以用文字把这种眼力传达出来。”伍德将这种成功引申到文学批评以表达他的不满，也间接引出他写《小说机杼》这本书的动机。但他又在这篇简短序言结束时这样写道：“在谈自由间接文体时我其实在谈视角，在谈视角时我其实在谈洞察细节，在谈细节时我其实在谈人物，而当我在谈人物时我其实在谈真实，这是我全部探究的终点。”如果存在一个文学“探究的终点”，谁是哪个“可以用文字把这种眼力传达出来”的人呢？这既值得期待又让人不无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