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顾奕俊评李樯小说集《喧嚣日》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顾奕俊评李樯小说集《喧嚣日》。《爬行游戏》选自《喧嚣日》，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

“一个人就像一颗原子”

由李樯小说集《喧嚣日》想到的 

 文 | 顾奕俊

2020年底，也就是《喧嚣日》出版之后不久，作家李樯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试图表示，这其实是一部“迟到”的小说集：“《喧嚣日》里收入的12篇小说，大多是成稿于2000年前后，可以说是对李樯早期青春写作的一次总结……” 由此而言，我们在阅读《喧嚣日》的过程中隐约能触及到的那个不断试图影响小说叙述进程的“参与者”（并通过“参与”形成同读者的对话关系），事实上正是李樯之于读者而言的某种“迟到”的“青年形态”。

关于李樯的《喧嚣日》，首先如何平在谈及此著时所注意并强调的，这部小说集里“‘谢东民’、‘余浩’频繁以不同的身份面目穿梭于迥异的情境场合” ，而由于小说集《喧嚣日》本身包含着的一组自青年转向中年的逻辑影像，我们又似乎可以将“谢东民”“余浩”的“以不同的身份面目穿梭于迥异的情景场合”理解为是具有相类似身份来历、情感结构、审美趣味、价值倾向的人们在时间法则的诱导、规范下所显现出的微妙的现实境遇与精神历程。

事实上，我一直都很在意《喧嚣日》背后那个试图站在读者面前或自语或叹息或沉默或战栗的李樯。当“谢东民”从一个大学毕业在即却无从着落的失意者（《喧嚣日》），成为伫立于街头东张西望、在其看来“历史和记忆离他同样遥远，而且会越来越远” 的夜间幽灵（《星期五晚上干什么》），转而需要借助爬行行为来进行自我纾解（《爬行游戏》），再至同妻子漫步海边似乎学会与无法揣测的宿命和解的中年男子（《柔软下来》），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系列小说人物形象的转变，视作是李樯本人在这一创作时期的精神轨迹的写照。而尚处于“早期青春写作”阶段的李樯也更愿意将自己内嵌为相应作品当中很容易就被外界捕捉并随之产生联想到的部分。但与此同时，假如读者依照上述所猜想的这种逻辑顺序去探讨小说集《喧嚣日》，则不免会有些凄凉的感觉，因为《喧嚣日》诸篇所构成的“整体性”恰恰涉及的是大多数普通男性在经历青春期“荷尔蒙狂欢”后如何应对来自于“人到中年”语境下的某种难以克服的枯竭状态。

应指出，有两类作家是值得区分并加以关注的：一类作家在处理其小说当中的世界时显然成竹在胸。他了解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延续与转折（包括相应的成因、局限）。另一类作者则是通过自我营造的虚拟情境从而探求自身亟待解决的现实烦恼，比如写作《喧嚣日》阶段的李樯。当然，这也是很多写作者在青春期或由青春期转向中年之时的特质。因此，他们大多会借助特定的叙事技法将自己的低卑、自己的沮丧、自己的困惑、自己的梦魇以曲折变形的方式投射向小说即将拉起的帷幕背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李樯，以及和他经历过相类似创作遭遇的写作者，都在作为虚拟世界操纵者的同时，不自觉地希望通过释放缥缈的寓言因子寻找到那条能从现实结构的草蛇灰线里剥离出神话与传奇的路径。

李樯小说集《喧嚣日》的侧重点在“当下”。即使是《长安行》这样涉及民国题材的作品，其最终直面的依旧是现代人无法绕开的尖锐问题。小说内的历史因素更趋向于成为发现“当下”、拆解“当下”的认识装置。一对青梅竹马在战乱年代的阴差阳错，实质上也关乎作者有关虚无的宿命、有关历史沉积物的描摹。难以言明的困惑正是建立在描摹的基础上：“有时候他只能想起长安，记得自己是要去长安的，却想不起来自己去长安干什么。有时候他会想起小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小莹在哪里。他只是经常感到揪心的疼痛，有时知道疼痛的原因，有时不知道，只是痛。” 《长安行》中一龙朝思暮想的女子“小莹”如同《乌城在别处》的“乌城”，令人心生向往却又无从谈起。一龙等人的具体行为往往受到非理性情绪的操控与驱动，但行为者却又很难厘清这几者之间的联系性——所有热切的向往最终只能被判定为是相关个体在压抑型处境当中的臆想。而当李樯小说的叙述时间来到跟写作者写作期基本同步的九十年代中后期或二十一世纪初时，这一阶段李樯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以无目的的欲望排遣来暂时性逃离乏味现实的边缘群体。我们可以将这些个体或群体贴合于“无聊” 的标签，而被“无聊”的表征遮蔽的则是相关人物面对逼仄的生存环境时所作出的带有本能性的有限挣扎。甚至可以认为，对于“无聊”的表现实质上是李樯笔下人物试图进行“面对面”的“言说”的途径之一。有关“面对面”，其实也是列维纳斯所认为的现代生活之中涉及人际关系的异常重要的一点，“在人际关系中，关键不在于将我和他者放在一起思考，而在于面对面。真正的合一或真正的整体不是综合形成的整体，而是面对面而成的整体” 。这段表述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借由列维纳斯所提出的“面对面”实则也是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重新审视何谓社群结构的“整体性”（或者说，被常规定义的社群结构的“整体性”是否合理），而《乌城在别处》《喧嚣日》《大雪》等小说里谢东民、余浩这些人物看似“丧”“佛系”的特征姿态，实际上是一类青年群体在遭遇“他者”无法融合为“面对面”的组成部分后的略显消极的应对策略。他们本意在以看似漫不经心的言行表现逐渐与对方形成有效互动，但所有潜在的单方面尝试皆消弭于不断出现的误解与抵触之中——“谢东民们”与周围人的现实相处情况最终验证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破除的隔阂，以及难以转变的“他者”。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喧嚣日》相关小说主人公不知其所以然的徘徊游荡、似乎没有逻辑可寻的心理动态，以及毫不掩饰的情欲，某种程度上都映照出特定青年群体（或是即将跨入“后青春”阶段的人）在为接近自己所想像、所设定的彼岸的青年形象而隐现的蛛丝马迹。换言之，在接近理想化的青年形象的过程间，“谢东民们”可能比一般人更乐意于同目标对象产生“面对面”的互动交流，由此重新定义亲善、宽容、理解、坚强、充实等词汇以及词汇背后的观念版图，继而形成某种平衡而有效的“整体结构”。

相较于李樯小说集《喧嚣里》里青年形象及其言说实践呈现出“一切表达均停留在无意义的一端” 的特质，如《柔软下来》的中年男子谢东民则随着年岁增长与阅历丰富逐渐生出自觉适然的“笃定感”。但或许在相关青年读者看来，所谓的“笃定感”又似乎联系着一种需要自己自动遵循世俗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选择（其间因对应现实环境而不得不作出的调整与妥协，必然需要使得部分仍在闪耀的青年精神暂时消失或彻底消失），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关注到的问题：假如青年谢东民也读到多少可以看作“谢东民后传”的《柔软下来》，中年谢东民会是青年谢东民所鄙夷的那类对象吗？而作为这一议题在文学创作层面的延伸，我们也有必要考虑：为何从质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青年至颇有些“油腻感”的中年大叔，李樯在写作《喧嚣日》期间塑造的人物会发生如此显性（甚至可以说是矛盾性）的转向？有意思的是，布莱希特曾对人物自身表现出的矛盾性有过这样的说明：“即便当一个人物形象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也仅仅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不同的时刻表现得完全一致，其外在的持续变化，会导致内在的重组。自我的连续一致性是个神话，一个人就像一颗原子，永久地消散并重新组合。我们不得不依照事物的本原去表现它们。” 布莱希特这一论述涉及的不仅是李樯小说集《喧嚣日》的“谢东民们”，我们在考察现今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时，无疑也能注意到不断明细化的“中年油腻大叔”形象群及其演变轨迹。“自我的连续一致性是个神话”，这是布莱希特对于作者与读者的忠告，而李樯则借用《柔软下来》结尾谢东民的自白“人活着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人生况味，但幸福的道理只有一条，那就是最终归于虚无，就像这大海一样” ，回应了《乌城在别处》或《喧嚣里》的那个同样名为谢东民的烦恼青年。假如说《乌城在别处》的谢东民极力找寻那个不见于地图的“乌城”、《喧嚣里》里谢东民在毕业前夜的怅惘，是在对峙某种“虚无”的状态，历经“一地鸡毛”的中年谢东民显然已获得了另一种将“虚无”从“他者”范畴当中抽离出来的可能。尽管文学评论者对于特定作品的解读不应完全同作者本人构成类似“考据癖”形式的捆绑，但如果考虑到让•科克托在接受《巴黎评论》杂志访问时提到的“一个人几乎所有的作品读起来都可以像间接的精神自传” ，李樯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特征，以及人物塑造的手法、立场、宗旨等方面，其实也是读者分析李樯与现世之间关联的一个尺度。

从这一角度出发，也许就能理解小说集《喧嚣日》相关作品中青年谢东民与中年谢东民在精神层面的悖反冲突，也许就能理解《喧嚣日》这部从作者李樯“文艺青年”阶段至“中年大叔”阶段的小说集为何会显露出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何平在近期所写的评论文章里指出了当下小说创作存在的一种突出现象：“从怀揣‘青春梦’的青年到‘油腻’的中年大叔，这其实是近些年国内小说创作里一类理应得到重视的现象与人物。但大多数作者更为强调的是‘油腻大叔’的‘油腻感’，而忽视了‘油腻大叔’在‘油腻’之前频频被遮蔽或曲解的精神历程。” 尽管这未必是李樯在出版《喧嚣日》之前重新审视自己的“年少之作”并进行修改、校订的过程中所设想到的，但小说集《喧嚣日》的确让我们体察到了一代作家群体（尤应提及的是，李樯开始写作《喧嚣日》里相关作品的时间点恰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文学界轰动一时的“断裂事件”前后，这也许能从一个特定角度返照“断裂事件”的部分参与者、旁观者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变”与“不变”，包括他们在面对“似乎退出才是人类前进的机制” 时的立场态度）是如何将切身的经验与情感投射向自己创造的人物。因此，一方面青年读者可以认为《柔软下来》的中年谢东民选择以磨平自我“棱角”的代价去契合社会制度的逻辑准则，但另一方面，这也许意味着曾经徘徊在街头不知该向谁倾诉、或是只能通过爬行这一古怪行为释放自我的情感诉求，或是以没有确切目的地的旅途来消解对于未知迷雾的恐惧的青年，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了重新调整、组合人际关系，不断接近超越某种字面意义的“整体性”的契机。《乌城在别处》《星期五晚上干什么》《喧嚣日》《爱情是如此缥缈》《大雪》《东民回过头》涉及的大抵是极易生出幻象而又屡屡破碎的“青春梦”（在《乌城在别处》这篇小说里，李樯对于“青春梦”的碎裂使用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说法，“乌城的遗址” ），幻想与幻想支配下的热烈、冲动、偏执是“青春梦”的构成物，《柔软下来》则旨在回应“‘青春梦’破碎之后该如何”这一现实设问。假如我们认同布莱希特谈到的“一个人就像一颗原子，永久地消散并重新组合”，回应“‘青春梦’破碎之后该如何”这一问题也是写作者思考怎样重新调整并再次确认自身写作策略、写作意图的起点。身为小说创作者的他（她）需要和自己创作的人物一样，经历以“曾经的自我”作为重要参照系的裂变，以及裂变之后的新生。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写作者会选择让自己“消失”在自己的小说世界里，即写作者旨在体现出他们与相关文本之间的距离感。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种类型的作家，并有理由将他们归类为“与自己的作品共同生长的作家”，这其中李樯便是颇为典型的一例。此处言及的“共同生长”未必指涉小说具体细节与作者本人生活痕迹的吻合度，而是来自迥异维度的“谢东民”“余浩”“李小艾”“翁小麦”等人所聚焦、继而勾勒出的某种同作者之间影响彼此、延展彼此的怕与爱。对于李樯来说，他今后的小说道路仍然带有未知性，因为生活的起伏可能使这个仍然在持续“生长”的写作者转而切换到另一种迥异于原本的视野、路径、模式、目标的“频道”——毫无疑问，写作者本人同样也是因为特定条件而重新激活、排列、组合的“原子”。我们对于李樯更为强烈的期待，恰恰在于这种或许难以掌控、并因难以掌控而悬念迭生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时常容易触发关乎写作者的策略意图、关于阅读者的阅读经验的“意外”，而写作或是阅读期间所出现的“意外”，往往是文学因循守旧者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