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木叶评姬中宪小说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木叶评姬中宪小说。姬中宪《我曾认真想过与你相爱》选自《大家》2021年第1期，《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

旁观，卸妆与“灵魂的深”—--读姬中宪

文 /木叶  

01

一个人的处女作往往匿伏着诸多秘密。《阑尾》是姬中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医学院前任院长、退休教授查自碘，和会修自行车也能开旧书店的高大庄，两个人的距离很近却又非常之远，因为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小女孩，他们彼此间有了深入的碰撞和理解。与此同时，学者、企业家、理发师、警察诸色人等慢慢靠近、围拢或隐去，于是在被压缩的时空中拂过诙谐而蓬勃的风。

一如作者自己所言，“我热衷于写封闭时空内的高密度故事，像推理小说中的密室推理”，他长于将人物推至一个逼仄之所在，让他/她看似大有可为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环境迫使人作出选择，而选择就是叙事，就是人性。身在英国的戴伟司夫妇为了去南极考察，必须安顿女儿“小尾巴”，所以才想到了久违的查教授，查教授收到越洋来函满心以为是好事在敲门，谁料迎来了甩不掉的“麻烦”。作者在看似没有故事的地方引出故事，于一些细枝末节生发花朵，长成或轻或重或缓或急的果实。接下来或者说贯穿全书的一个存在正是书名所示：阑尾。修车匠高大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修车的事业中，医学院的学生常开玩笑说，何时你也生一场大病，好让医院回报你一下，他回说从小身体就好，仅仅做过一次阑尾手术，估计以后也没机会让他们再开刀了，死后遗体倒是可以捐给医学院。谈笑间大家散去，而这却埋下了极为辽远的伏笔，尾声处揭晓，当年主刀救了高大庄的医生不偏不倚正是査自碘。

把査自碘和戴伟司连结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阑尾”。当年戴伟司没记笔记、上课时还看先锋小说《阑尾》，于是被査自碘教授给揪了出来，后来戴要出国时又寻求査的帮助。此番，阴差阳错，又想到找老院长帮忙照看一段时间孩子。在和査自碘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小尾巴”也几次问到阑尾的问题，它在哪里，它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长阑尾却又要把它割掉？老教授给小尾巴打了个比方：你父母为了去南极，就把你这个“阑尾”割掉了留给我，还好，你只是我的“急性阑尾炎”，而你是爸妈的“慢性阑尾炎”，会跟他们一辈子。

在这些对话和叙述过程中，作者的幽默斜逸而出。查字碘虽认识修车匠高大庄，但他只在车摊才认识老高，正如他只在理发店才认识理发匠老彭，场景一换，立马成路人——三言两语风趣地反应了查的性格，以及社会中无形的隔膜。幽默，令作品显得轻松，有时甚至连荒诞可哀的情节也变得轻盈了，同时也推动了故事发展。

《阑尾》故事的源头在英国，还有一个枝桠伸向遥远的南极，而主体全都在中国的一座城市中展开。城市与当下正是姬中宪“写作的主战场”。迄今，他的长篇与短制几乎都发生在城市（并不一定点明具体城市名），有一些语句和意象突出体现了作者的城市视野和思考。

《阑尾》的特色，几乎存在于姬中宪大多作品之中。《您拨打的榔头已关机》中，新买的“榔头”手机无法打开后盖，“我用一元钱硬币包上百分百纯棉内衣，顶榔头的后盖。内衣顶出一个洞，后盖还不开。真的，老罗，我没夸张，那件内衣我还留着。我们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试过各种办法，还搭上一条内裤，也没把它打开。实在没办法了，就差爆破了。”这简直就是一种对城市生活和当下数字化生存境遇的“呈堂证供”和“定点爆破”，幽默性、城市感、日常化（书中还包含可以被亲切地称为“伪科幻”的元素）。最新的作品《动物志》，则集中体现了因经济问题而暴露的人与人的疏离，以及婚姻契约的危机。

转身再看他写得很早而发表较晚的《试听室》，颇受称道的《紧急刹车》，以及发表于去年的《和苹果相处十分钟》，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中延续着一种先锋性。他努力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并试图令文本在某个部位“飞起来”。有意味的是，他对世界和文本的双重试探都不是那么一往无前、排山倒海，也不是那么执迷。

这也许不是一个高视阔步抑或腕挟风雷的人，然而每每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多重的可能，并指向比较广阔的人群和社会。《单人舞》中写到，家门和车门互相锁住了对方的钥匙，进不去家门，也打不开车门，没钱包，也没手机，于是各种窘迫席卷而来，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形，门卫公事公办，邻居淡漠，好朋友不相认，甚至连妻子也指望不上，更是被钉子户误会成拆迁公司派来的人而挨了一顿胖揍……因了“日常中一点小失误”，主人公好像被施了法术，现了原形，最终视角陡转，主人公归向暧昧而不明的“我”的家门。

当这样的故事展开，这样的细节升起，这样的语言延伸，文本便在绵密与笃静中拥有了一种爆发。

02

在姬中宪的作品里，中篇小说《红井园的最后一夜》是极其丰饶而扑朔的一部，其中有一个意思引人遐想：“面对真正的灾难和不幸，即使亲密如家人，除了一点点陪伴外，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袖手旁观。”他的小说中至少存在两种“旁观”。一种是小说里的人物对另一人物的“旁观”，或许又不完全是袖手旁观，而是个性差异，命运跌宕，旁人或亲人纵是古道热肠或苦心孤诣亦可能无济于事，《红井园的最后一夜》的故事即如此。试想，自己之于自己又何尝不是袖手旁观？

另一种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旁观”。2015年底，“姬中宪写的”个人公众号推出《从明年起，做生活的旁观者》一文，谈小说《草坪酒会》，标题和内文均关乎旁观生活，他认为作者安•比蒂是一位精到而残忍的厨师，她每次屠宰一整头猪或牛，却只端上一份冷盘，细心的美食家则可自这份冷盘中，“品出一头大象的味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冷盘，及其所释放出的大象的味道，同时还很感兴趣于姬中宪的推论：“如果人生是一场草坪酒会，比蒂就是那个二楼的俯瞰者，不高不低地看着我们，并试着提炼出几处动人的细节。”旁观与俯瞰，两者不完全一样，但交集不算小，终究均具一种有效的距离感，一种客观性。事实上，就像比蒂这个短篇中处于二楼的主人公一样，是观察者，却还是要和楼下的人发生关系——也曾下楼，拿酒；也要交流，有人上楼。即，虽有较为超脱的一面，但旁观者与俯瞰者也同样是别人的风景，甚或被观察的对象。说到底，依然是生活这个巨大现场中的一员。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书写与作者的身份有着隐秘的关联。在谈姬中宪的文本时，几位论者均言及他多年的社会工作者身份和社会学背景。

《阑尾》中社工出现数次，时机都不错，问题是，整体上偏理想化了，在研讨会上，查自碘临时准备的关于医务社会工作者的演讲立马得到响应，“在听众中引发了持续的兴趣”，接下来，他被本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聘为顾问，根据赴美期间的考察学习成果以及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所著《素衣天使——医务社工的理论及实务》，获得年度“优秀社科著作”称号，并被社会工作者协会指定为培训教材，首印50万册迅速告罄。而到美国留学的儿子，业余时间进修了社会工作学位，并很可能将回国做社会工作……这几件事的接连达成不是不可能，而是概率小，不易令人信服，而且这种乐观的社工土壤在小说中并未得到充分培育。虽说，作者曾工作很久的上海浦东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但广阔的普通读者对于社工还是缺乏深刻的领会，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这一文本里。

至于社会学，作者屡有涉及，其中两次颇可玩味。一次是在他所著关于社工的《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书中：我拿着社会学的录取通知书问中学时的校长，校长歪着头看了半天说，“社会学？大概就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吧。”另一次是短篇小说《双人舞》中两个人的对话，几乎与上一篇非虚构文章如出一辙，只是更多了些小说化的铺展与描写。尤其是小说中多出来的那句：“你准确地笑了。这个笑话我已经讲了快二十年，没有一次落空的。”鉴于语境，这并无大碍。但当我们把这话放入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就会发现，在自嘲和讽喻之外亦颇可忧：大众没有进步，作者自己也没有新的发展，至少小说文本没有给出独特的设定和解释，停留于一种趣味，和叙事上的滑翔。这多少是令人遗憾的。荡开去而言，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就是应不满足于读者或是什么人“准确地笑了”，务必走得更远。

一方面，为他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社会学的学究气而欣慰，这展现了他对生活的体察，而叙写又细密，不露痕迹；另一方面，他可能对最前沿的社会学或社工理论缺乏自然而深邃的呈现与引伸。一个人的身份、特色与潜质摆在那里，人们希冀的目光自然会随之摇曳升腾，期待作者更具匹配性也更为超拔的视野和深度。

“过去我很忌讳把写作和工作扯在一起，我觉得它们是不可调和的，工作是社会的，而写作是私人的”，所以他一度是白天工作，晚上写作，黑白分明。但后来他开始尝试把二者放在一道看取，渐渐摸索到工作和写作、公益和文学间相通之处。譬如：都尊重人，尊重个体；都根植于民间，生长于世俗；都试图搭建小与大、细节与整体、个体与社会、此刻与永恒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说得斩截一些：社工和写作，教学和审美，社会学和文学，最终都是“人学”。近几年，他在以自己的行动和文本不断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身份与位置的种种调整以及观察世界角度的变化，都在滋养一个作家，同时，也暗暗向他抛出新的挑战的手套。

03

对于人物，姬中宪往往抽象化或符号化，《阑尾》里的人物有充沛的故事流转，而人物的成长依然建立在相当程度的抽象化上，譬如人名或绰号隐隐“规定”了人物的性格。查自碘（查字典），戴伟司（戴维斯），小尾巴（小女孩），美发公司董事长“朱大常”更是令人不由得浮想联翩，这些安排既戏剧化，又喜剧化。《紧急刹车》干脆就顺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么一路写下来。《三人舞》则开篇明义：“我下定决心在这个故事中隐去所有人的名字。包括我自己。”并说到做到，即便在叫人名时也贯彻到底：“‘XX，’她叫了我的名字，连名带姓，恕我不能引用。”最新的短篇作品《动物志》又是如此，就是他和她的一段心理与生活剪影。略去名字，甚至略去面目，除去马哲和夏鱼，他塑造的很多人物，就像社会调查中出现的人物，隐含一种标本性、抽象化和数据化，而少了些鲜活辩证以及自我生长。作者的写作是有距离感的，带有俯瞰与旁观的因素，有时故事是清晰的，人物轮廓也鲜明，读者也确乎能感受作者自己所称“试着往文学中加入更多的血肉，更多的筋骨”，但不少人物的形象却模糊而抽象。

已不止一位论者指出，他所塑造的人物不够清晰丰满，当然有一部分是作者暗含抱负、有意为之（参见他关于先锋等的创作谈），但并不坚决，也尚未做到极致（《四人舞》最独特极端），很可能作者还有所犹豫，没有贯彻到底，也没有彻底打通人物，譬如小说中出现的社工人物与事件还是清清楚楚的元素，而未充分化为强悍而自然的日常。小说中的人物和世界，太受叙述者的安排和控制（我所珍视的夏鱼这个人物也多少存在此问题）。要想走得足够远，那些人物即便没有名姓，也需要更多的自在行为以及自足可信的意外：叙事最好能内在于人物自身，内在于时代和世界。终究，小说极其动人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和笔下人物的相互成长和辨认，在这一方面，姬中宪不妨做一些试探与发挥。

可能，这也是他潜在的一种自我期许。在批评前两年一部广受瞩目的长篇时，他便铿锵提出，“作家不是描眉画眼的化妆师，而应该是卸妆师，甚至解剖师。”这已不仅仅是对具体某一部作品之品质的评判，而映射出他的深入思考。旁观、俯瞰、客观化、探头视角，哪怕是零度叙事，也还是有赖于（或更仰仗于）对人、对这一个人、对广阔人世的洞察。谙熟于人物，谙熟于修饰了的人物、层层油彩覆盖的人物，以及被遮蔽的复杂的时代的心灵，卸妆才会彻底而有效，解剖才会更精准且更具深度。

姬中宪的作品，更多的是注目于情感、孤寂、权力和社会关系，以及社工等，目前他尚未表现出殊异响亮的社会意识、问题意识、时代意识。这也使得他的一些作品缺乏辐射力与壮阔，像短篇《蚊字》等篇章尤为失于细琐与单调，《动物志》虽在叙事手法上有所探索，但整体上还是拘泥于一些琐屑描写，未能开合自如。

对于村上春树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他有一段话委实是一个勤勉写作者的经验之谈：对于（一些）小说家而言，单凭好使的脑袋，也许还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加深厚、历久弥新的资质”，“就是到了某个时间点，就需要将‘剃刀的锋利’转换为‘砍刀的锋利’，进而将‘砍刀的锋利’转换为‘斧头的锋利’。巧妙地度过这几个转折点的作家，才会变得更有力量，也许就能超越时代生存下去。”对这段话可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譬如何为“剃刀的锋利”，何为“砍刀的锋利”乃至“斧头的锋利”，依我看来，后面二者应包括更为宏大的着眼点与更强悍的力。

作为理念也好，作为手段也罢，一个有志的作家，尤其是像姬中宪这样温和的叛逆者，有才情也有必要不断打开自己，打开文本的世界。无论是对人物塑造的加强，对世界的介入与洞察，还是对“砍刀的锋利”乃至“斧头的锋利”的进取，都是为了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创造，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在人中间发见人”，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