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侯麦《面包店的女孩》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侯麦小说《面包店的女孩》。《面包店的女孩》选自《六个道德故事》，雅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4月版，《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1期转载。

她的名字

——埃里克•侯麦《面包店的女孩》

左马右各/文

在一次访谈中，埃里克•侯麦说，他的小说都是在30岁之前完成的，在20岁至25岁之间有过一段高产期。过了30岁，他的写作进入枯竭期。这让他非常痛苦。他自己说：“小说家去拍电影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在写作上遇到了问题。”这一语道破他转投电影的某种动因。“60年代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可以把刚过25岁时写的故事拿出来，改编成道德故事。”其实，这个时期的他已是影评家（新浪潮电影的鼓吹者）、一本电影杂志的主编，也尝试着拍摄过几部不怎么成功的电影。他是那种极具行动力的人。《六个道德故事》系列小说，先后在10年时间变成了电影。而他的道德系列电影，如期给他赢得声誉。最终，他的电影声名也盖过了他的小说家身份。或许还可以这样假设一下，由于他的电影成就，他的小说也变得难以让人轻视和忽略。

《面包店的女孩》来自《六个道德故事》一书。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埃里克•侯麦所谓的“道德故事”，其“道德”一词，并不是指通常伦理学意义上的定义内容，而是指处于伦理困境中的人物对自身可能的行为动机——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与分析评判，有着嘲解式的自省与反观意味。他看透了人的精神的游离性，那是个复杂暧昧的区域。他用小说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探幽和剖解。似乎这还不够，就用电影的方式进行了二度诠释与挖掘。当文本形式的小说与影像形式的电影得以并置，一种只属于他的“侯麦式”效应发生了。这是带有价值重置意味的确立。怎么看，都像游戏峰值时出现的奇迹。

现在，“侯麦式”已是标签或符号，在被频繁使用。而任何一种模式的确立，都会面临至境与困境。仔细揣摩一下，所谓的“侯麦式”标签，不外于一种理念的形成、扩展和延续丰盈。用侯麦自己的话说，“人在18至25岁时即已拥有了自己的思想，接下来整个一生都用来发展它。”“侯麦式”就是一种精神现象高度自我发展的结晶。基于这样的意义层面，再回望他的小说，就如在一条河追溯河源。显然，《面包店的女孩》作为一个自恰的文本出现后，就在时间经临与磨洗中自然获得了“侯麦式”的标签。它既有着单一文本的存在显性，又有着既定谱系的可溯源头。

《面包店的女孩》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叙事语言逼近极简，阅读起来也较为快畅。在这里，我无意复述小说内容，也不想做写作技术或故事形制的剖解，只是想在深入阅读过程中，试着接近作家精神内质的努力和探微。这是一种在叙事变量中捕捉变化发生学的可疑行径。我注意到文本中出现的两个句子。一个是：“我匆匆来到面包店，一天比一天注意进门的动作、走路的速度和买东西的方式。”另一个句子是：“我一天比一天投入，心想，这并不会把我带得太远。”两个句子都使用了“一天比一天”这样代表时间递进的语式。两个句子都内在隐含了“我”的某种改变。前一句，通过罗列“进门的动作、走路的速度和买东西的方式”，来说明改变的形式。后一句，则影射出改变的结果。介于形式和结果之间的东西，就是埃里克•麦的电影——被人认为是“思考而非行动的电影”的有意味地诠释。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电影诠释的反光投射到了小说的文本。埃里克•侯麦在投身制作“思考而非行动的电影”之前，是否已经进行了思考而非行动的写作呢？我想，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但时机一到，看似毫无关联的的事物之间，就有了“整个一生都用来发展它”的神秘幽邃意蕴。

经过努力，小说主人公“我”与西尔维成功地“搭讪”，接下来，“我”认为一切会如期进行，可事情并不为我的意志操控。巴黎街头丝毫不逊于博尔赫斯小说的叙事迷宫。毫无征兆，西尔维隐遁般消失了。在“我”游魂似的寻找西尔维的过程中，“面包店的女孩”理所当然地出场了。迷宫一般的巴黎街头，是催生故事发生的有机土壤。我注意到，小说进行到此，侯麦使用了“出发前两天的晚上”这样一个带转折意味的普通句子。它看似平淡无奇，却通过它的有效嵌入，让我们隐约感到叙述语句背后的张力时空。它隐含着决定“我”与西尔维的命运故事（爱情故事）——只剩“两天”时长了。

这两天，无疑被打上了爱和命运的烙印。过去这两天，怎么说呢，一次恋爱将变成失败和伤情的绝望记忆。让一个时间分切点如此清晰，这又算什么呢？是一种有意设置悬念的写作手法吗？答案无需追索。也恰恰是在这样一段时间真空中，“我”开始了新的恋爱消遣。“我”试着与面包店女孩调情。这一行为，既是拿面包店女孩“撒气”，也带有“惩罚”西尔维的故意。促使小说人物发生转换的这种心理境遇，也正是“侯麦式”标签或其“道德故事”因应生成的是处。在接下来的叙事中，侯麦把这种变化处理得不动声色——以面包店女孩的影子在场，替换了一个重要角色的神秘缺席。事实上，“我”与面包店女孩的约会——这并不是游戏——极有可能成真。虽然，“我”是一个阶层意识很强的人。对“面包店女孩”，“我”具有小说叙事中的层级差别认定和忐忑心态：“她并不是我这个层次的人——至少可以这样说——我心里只有西尔维……是的，正因为我想西尔维，我才接近这个面包店女孩——因为这是事实，我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反复揣摩这一段有些矛盾和颠乱的话，就又获取了“侯麦式”标签在叙述发生中的存在印证。这也让原本看似希望微缈地溯源行径，倏然面临福音突至的可能得获。这便是阅读自身所蕴藏的奇诡命运。小说主人“我”不也是在叙事的关键节点，突然遇到街边现身的命运之神——西尔维了吗。重逢西尔维，“我”立马决定放弃与面包店女孩的约会。

阅读小说之余，追看了《面包店的女孩》这部电影。电影是黑白片，除了人物之间的有限对话，故事靠旁白来推进和完成。我注意到了这样几个与小说文本不同的细节。在巴黎街头，男主人公至少三次将手中包饼干或是蛋糕的包装纸略微团揉，轻轻抛在街道上的水流中。他那么高，抛下这没多少重量的纸张时，需要弯下腰来完成。这是电影中的细节——包括面包店女孩包饼干的熟练姿势，以及她将食指在唇边蘸一下唾液搓捻开包装纸的细微动作。

影片拍摄完成于上世纪的1963年。看到这些，忽然间我感到一种时间流逝的倥偬与漫长。这些东西，在小说中是完全看不到的。小说里只有文字之外被无限想象的巴黎街头的繁华街景。还有一个细节，也是小说叙事没有的，面包店女孩的名字。在电影中，她有。在一个老旧的拱券门下，男主角准备转身离去，忽然又返身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杰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