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夏彬彬评周恺《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夏彬彬评周恺小说《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选自同名小说集，译林出版社，2020年12月版，《思南文学选刊》2021年第1期转载。

诗意与B级片——读周恺《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文|夏彬彬

“我睡梦与警醒的每一个瞬间/对应着那盲目的钱币的另一个瞬间/有的时候我心怀愧疚之感/有时则是嫉妒/因为你置身于时间与它的迷宫，像我们一样/却一无所知。”（博尔赫斯《致一枚硬币》，陈东飙译）

如果事先读过周恺那部横空出世并一度成为现象级作品的长篇代表作《苔》，再来阅读他的这本少作集，两个文本之间所呈现出的极端差异或许会让不止我一个人感到惊讶。与《苔》回到清末民初“写地方，也写地方在世界涌入之时的羸弱与坚韧”（岳雯语），重现一代青年对进步对革命的探询追求、书写家族传奇不同，《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内的十个短篇则更多地浸润着作者在创作早期对实验性写作与现代性观念的思考、探索与表达，更具鲜明的“早期风格”。

以本期《思南文学选刊》选载的同名小说为例，“我”与罗丽相识于九十年代的一次诗会，在此后漫长的十二年间发展出了一段时断时续却意味深长的羁绊。相识不久后，罗丽便放弃诗歌创作，转而投向所谓“非虚构侦探小说”的写作并大获成功，她执着地推演自己的未来并将它写进自己最重要最宏大的一部作品，但最终被自身对预言的痴迷与时间所吞噬。小说的情节在乍看之下简单得甚至可称其为干瘪，但周恺在极精炼的篇幅内用诗意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关于时间的迷宫。尽管已经预知到等待在这个迷宫出口处的是毋庸置疑的死亡，但身处迷宫内部，站在每一个明晰准确得似乎天真无邪的时间节点面前，我们仍觉难以拨开障罩于眼前的灰绿色迷雾，窥辨其背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微妙的一线之差。

与小说集中的大多数篇目相似，作品中随处可见零星的诗歌文本。有脍炙人口的海子名作《黑夜的献诗》、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惊叹》，也有主人公创作的诗篇。而罗丽，仅有一首名为《诗和诗人的阴谋》的短诗可以作为其诗人身份的自证。“疯婆子的哀伤，被闪电切碎，打铁匠盗走一块，铸成的剑，由楚人买走，数年后，他横尸垓下。”这里的“疯婆子”是否是罗丽的自指？她是否超前意识到了自己日后的疯狂并成功预言了自身与时间、与命运交手后的落败？诗题中触目惊心的“阴谋”二字，又让两千余年前的楚汉之争与诗人日后的创作行为产生了共振，无论是恢弘浩渺的大历史，还是个人的小历史，她都编绘提供了一条新异的因果链条。“诗人总是被诅咒”，后文中罗丽如是说，这或许刚好可以为这首诗、也为她晦涩且布满疑点的一生作一条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注脚。“是诗意指引一代人觉醒，也是诗意指引一代人毁灭。”（魏玮、周恺访谈）

“作家是受难者的典范，是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苦难，又有使他的苦难升华的职业性途径。作为一个人，他受难；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苦难转化成了艺术。”（苏珊•桑塔格《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纵观这本小说集，周恺满怀“理解之同情”地刻画了一群怀才不遇的文学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帮无望的人”，他们作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热潮的遗民，在世纪之交，面对退潮后的残破图景，站在历史的废墟上仍坚持无怨无悔地进行着写作。在周恺的笔下，他们甚至是颇带着几分自恋色彩、以自身为代价扮演着“受难者”的角色的，比如《杂种春天》中的“我”，又比如《伪装》中不断变换身份且乐在其中但始终在写诗的柳兆武，而《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用生命编织预言的罗丽自然也在其列。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于重重诗意的包裹之下、在种种荒诞虚妄乃至残忍的表象之外，今时今日的周恺试图通过重现当年文学创作现场来着意探索并究极追问的仍是这样的问题：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写作的代价是什么？抑或是周恺自己曾试图通过写作来不断追问的：我们自身“到底跟这个世界紧张到什么样的程度”？马泰•卡林内斯库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任何真正的先锋派运动（新的或老的）都有一种最终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内在倾向。象征性地说，当再也没有什么好破坏时，先锋派迫于自己的一贯性会走向自杀。”（《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而这本小说集内所有的写作者似乎也都给出了近乎一致的回答，那就是：它值得那“纵身一跃”。

苏珊•桑塔格主张文艺评论的任务应是“削弱内容”，并“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反对阐释》），而“谈论风格，是谈论艺术作品的总体性的一种方式”（《论风格》）。周恺的这部小说集可以用很多形容词来界定，但我试图用B级片来与之做一个可能会显得简单粗暴的类比。B级片，这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美院线“双片制”下用来刺激正片票房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小成本、套路化、粗制滥造的类型片的代名词，但事实上，也正得益于其相对巨星云集的主流大制作而言的次要性，使得它更少地受到海斯法典的重视进而规避了审查，在批量生产哗众取宠甚至离经叛道的流水线产品之外，也意外地成为了先锋理念、社会批判或技术革新的萌发地，诸多此后跻身主流商业片范畴的影片类型（诸如恐怖片、侦探片、黑色电影、科幻片）都多少不等地脱胎于此，进而形成了一种极富生机的独特的美学风格。

拿周恺的这部短篇集与B级片作比，绝非意指其毛糙或套路化，而主要在于其俭省与生机并存的文本风格。B级片的拍摄受预算成本的制约，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依靠最高效的调度完成拍摄。周恺的叙事亦追求高效。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他对修辞、抒情始终审慎，只追焦于那些围绕写作、诗性、哲思所展开的核心人事，少有枝蔓。以这篇《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为例，他采用一种极为俭省节制的方式展开叙事，以素描笔法描绘这则谜题，由每一个不容置疑的时间节点与半明半暗的透视阴影勾连起罗丽扑朔迷离的创作人生。《白茂的骗局》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对死亡的着迷让他认清了自己的野心，他开始闷头改写那本记事本里的故事，他为它们增添了形容词，以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文学作品……”纯粹依靠骨骼搭建起来的叙事或许会稍显沉重冷硬，是充盈其间的诸种诗意赋予了它们玄秘的轻盈。

这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文本，坚固、冷峻、清醒、直接，充满“汗血蒸腾的粗暴和浑浊”（何平教授语），或许还可以再加上两点，体液横飞与些许的厌女情色主义。个中也多少可以窥见到以达希尔•哈米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为代表的硬汉派的影子。除此以外，都市景观、主观叙述、非线性情节也是他们之间共同的特点。例如《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这篇中着墨不多但令人难以忽视的城市符号——北京，它的象征意义此处不再赘述展开。又如，与《不可饶恕的查沃狮》甫一开篇为读者呈现的时间真空状态下的压抑与逼仄不同，《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体现的是一种流动的时间，且牵引出全文关节的日期也同样意味深长——国庆日，而主观视角的零度叙事给小说罩上了一层冷静透亮（或许不无变形）的滤镜。

所以，在罗丽最终写就的皇皇十二卷的预言小说里（从开篇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到小说的终结日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恰好是整整十二年），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那一天北京长安街上的真相究竟如何，而她又选择让这一天以何种面目呈现给世界与历史其实已经无需追究，就像在那部经典的黑色电影《夜长梦多》里，雨夜连车带人坠河身亡的司机欧文•泰勒究竟是因何丧命一样。时间是亘古虚妄的谜面本身，同时也是永恒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