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王苏辛《在平原》

编者按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王苏辛小说《在平原》。《在平原》选自《西湖》2018年第10期，《思南文学选刊》2018年第5期转载。

树上必然会生出的一根枝条

——王苏辛《在平原》

 左马右各

辨识年轻作家从来就有点冒险意味，这也让批评被怀疑——它站身的立场与出发点。但这从来不是妨碍，批评就是去探索。写作（说生活更为恰当）充满了秘密，在那些未知的区域——不，不仅仅是这些，甚至是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都藏有不被发现的隐情。批评就是让人时刻对此保持兴趣，还有热情，不被日见的庸常和无聊所麻痹。去到下一个路口，或是一本书的下一页，也许是头脑里的一个对明天犹如幻想般的猜想中——来发现点什么。就那么一点点不同，类似顿号和逗号的差异。批评就是在这种差异的发现中获得启迪，得到与作家写作具有同等价值的快感。

《在平原》（原发《西湖》2018年第10期，《思南文学选刊》2018年第5期转载）是一部几乎完全由对话完成的中篇小说。这无疑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它同样具有阅读难度）。我想作家在动手写作之前，一定为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李挪与许何，在出场、情节与话题展开等方面做过不失缜密但也富有灵活性的想象设定。至于写作过程中出现的略有恣情和类似神来之笔的精彩片段，作家只能得意于才情和冥冥之中的神助了。这没什么可值得惊奇的，小说家都清楚情节设计对于叙事完成的重要性。优秀作家都乐于遵循内心的指引来进行写作，依我看，一个小说中最精彩的细节往往具有自然属性，它随着写作的深入和跟进，像是树上必然会生出的一根枝条——就长出来了。它在那里，比把它放在那里要生动。

读完这部作品的第一感是：作家是在写一个阅读设限的小说，她带着一种莫名的激情与骄傲完成了属意内心的写作，而在完成之际又不无羞涩或谦和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件让内心感到平静美好的事情，并将其呈现出来——愿与人平等地分享。

我们不妨就接受作家这有点刻薄的美意。

这个小说探讨的主题事关绘画与成长。叙述并无多少故事性，叙事语言精炼、准确亦不乏精彩，但这并不能遮掩小说情节推进的干涩。这会吓跑没有耐心的读者。

李挪、许何都来到一个人生节点——面临命运关口。他们既是师生，更像是一对彼此需要心灵支持的陌生人。在一所学校里——我感觉那是一所有象征意味的社会（或人生）课堂，老师在这里试图寻找新的艺术生命，学生希望在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高考）之际得到接渡和指引。教与学都被寄予深意，这一对师生太像同病相怜的两个人了。那个准备扣响命运门环的许何，“总觉得自己期待的从未出现，经过的则是另一片世界”。这太像有着人生剧情的画外音了。而已小有艺术成就的青年画家李挪，耳畔总响着这样一个声音，“可那根轴没变，怎么能算变呢？”她内心清醒，“知道自己在滑向另一根轴，可还未将之打开”。这有自省意味的内心搏斗无声而残酷。

在这种“危情”时刻，他们都有点输不起。小说中应景似的写生课，连篇累牍的对话，甚至就连对话指涉和探讨的艺术问题，此际，都在指向一个具有终极目标意味的走向——我，这个不甘平庸却又在被平庸裹挟着前行的生命——该怎么办？他们都需要冥冥中的启示和点拨，准确点说，是拯救。李挪虽说有一个老师的身份，但她更像是早已转借了许何的学生身份，来重新面对世界。换种说法，李挪几乎就是许何的未来时，而许何就是李挪还不曾消失走远的过去。或者说得绝对一点，就是一个人分裂为两个不安的灵魂，在此际的挣扎、惊吓，又相互安慰、告解，来寻找一个有象征光芒的精神出口。他们都需要重新确认一次自我——以及被那个自我遮蔽着——的“我”，内在于生命的孤独，以及由这孤独支撑着的信念和骄傲。

詹姆斯•伍德在谈论莉迪亚•戴维斯时说：“她的作品让人提不起询问是事实还是虚构之类问题的兴趣。取而代之，更让人想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虚构的自我虚构的故事，可以舍弃多少，还能剩下一个丰富的自我？答案是，几乎所有。原因有二：第一，一个虚构的自我，只需要一个声音，或者一张嘴就可以出现在书页上了；第二，当虚构的自我以这种方式往下删减，作者的自我就可以上来填补某些空出来的空间。必然地，这些故事组装出了一部智商高、情感强烈的自传：把自己的敏感强硬地坦白出来。”这是一种进行中的完成式，在自我的舍弃中完成自我的补充。怀疑是一切的起点。“把自己的敏感强硬地坦白出来”，仍是建立在这样的起点上。

李挪和许何都在经历“自我那难以忍受的存在；自我那持续不断的内心声量；像讨债人一样躲不过的那个真实的自我。”（詹姆斯•伍德《私货》206页）这像追杀。他们清醒认识到命运一再给人机会，但它同样也在不断剥夺、扼杀。是命运造就了那些远去的大师，同样还是命运，遮蔽了大师身后无数黯然的身影。人生有时就像画中希尔普斯也好，杜德也好——那一抹被挤压到边缘但仍然耀眼瞩目的红。这不能缺失的一笔带来的是关于艺术（或许是宗教、神）或生命的永恒猜想，这一切折磨着两个年轻的大脑和心灵。在那片富有象征意味的山地，进入眼睛——像取景框似的镜映内心的一切，不再是简单的风景和琐碎的事物，拿在手中的画笔，落在纸面上的线条或者笔触、色块，也在游离出界——向着内心世界的一个极限边界伸出触须。它看似小心、内敛，却不无蛮横与野肆。细究一下文本，就不难发现在观者心中：山地已是被抬高的平原，而平原亦是铺展的山地。它们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小说写作既是一种带入，也是出离。这都事关自我。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但这个所谓的“新世界”——却让向往它的人“重新回到最直接的日常”，与“曾经最熟悉的那些事物再次面对面”。这悖谬吗？一点也不。这是生活拆解的手艺，或许还是写作的。“所有的终点都是设限。”这是符咒，也是内心的祈愿性辨识。“最好的方法是随时能停，随时还能继续……”以及“被外界认可的那部分，已经在被她抛弃”，这些充斥在文本内既有灵光又不无自否的矛盾语句，让我想起史铁生，“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西川也说过，“艺术家应该坚持自相矛盾的权利”。在“贡献”和“坚持”的影子下，是一种坚实而内在的价值，“不管我们能不能知道，‘自己’始终都在”。这就是年轻面对世界的霸悍回答。这样作出回答之后，那个正在醒觉的生命也知道它的苍白与空洞。但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这却是生命捍卫自尊所必需的回击。

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关于艺术和艺术史的对话，简约而不失深刻，无疑已跃升到哲学层面，其能指也宽博淳厚。生活是平静的，但经历成长的内心往往有跌宕起伏的潮涌和波澜。成长能溢出生命表面的像是一副永远平静无聊且不曾更新过的旧面孔，而实际内在能被感知到的却是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在那像烟花炸裂——不能确定的绚烂瞬间，神恩和炼狱一同像雨滴般落下，虚设的门，隐隐约约被看见，但没有人能猜准即将踏入的脚步会在哪里落下。一片平原不是收容，而是意识深处存在着的天际线的延展和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