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王虓野《远去的未知》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王虓野小说《远去的未知》。《远去的未知》选自《西藏文学》2020年第4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转载。

生长的事物获得了契机——王虓野《远去的未知》

文 | 左马右各

年轻小说家总在带来有着强劲冲力的文本。阅读王虓野《远去的未知》，就给我带来这种感受。这种冲力是集束式的，密度也很大。我愿意做一次有僭越嫌疑的妄猜，作家内心已有的高原想象，在某个时间节点精神辉映般投射到现实高原的棱面上。它们相映成真，文学镜像的高原就愈发熠熠生辉了。这不仅是奇特的地域色质所引发的一种精神蕴藏勃发，而是生长的事物获得了契机。

阅读《远去的未知》，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小说语言的诗性。也不妨说，故事蕴含的诗性特质远大于叙述特质。“夜晚。就是一个夜晚。”“夜里的星空冷冷发抖。很亮。”这种带诗性意味的断句，是直接例证。“拉萨河穿过学校，灰绿色的河水如泥浆一样厚实有力。向西流去。”“拉萨的雨总是八点钟太阳落山时下起。”而这种纯抒情的句子，几乎弥漫在文本的叙事缝隙中。“在佛前念诵悲欢时，河水就远了，心就远了。生命也远了。”这样的句子，已把叙述推向精神邃远的诗歌台地。显然，作家在写作之初像是已规定了这样一个场域，并留心在修辞上进行经营、把握与整饬，这甚至已间接伤害到文本叙事肌理的明晰与澄澈，也撕裂着故事的完整性。或许，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只是写作。把在内心恣肆泛滥的精神潜流、欲望，给予合理也是规序地短暂集结——然后再以破坏者的姿态，侧身出位。这是叛逆、出离向在场的冒险复位。他貌似成功了。这恰似雏鹰飞离巢穴。与其说它的翅膀是被风流和天空的高远诱惑，不如说是血管里激荡的年轻血流在摇晃生命。小说文本释放着失败者命运的理想锋芒，它尖锐脆弱，总在做着试图穿透什么的努力，这类似一个虚无的持矛者形象。这个形象是复数的，也有着继续可能的多重叠加，他不断发起攻击，却始终无法确定被攻击对象的存在性地标。他被内心烧灼的鼓声激励，不停催动意象之马奋蹄。而一片未知的原野，就摊开在想象也未曾抵达的天尽头。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一段出现在小说后程的话，基本就是整个小说主旨的概义。“父亲在二十年前就走了，去了彼岸。我没见过他。从未见过他，他在我母亲怀上我后就到了格尔木。那时他被派到格尔木牧区，修一天通往拉萨的沥青路。”虽说这段话，还另有隐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做某些不无偏执地理解。这是个有着翻版意味的当下寻根故事。由于从未见过父亲，成年后的“我”便开始了不无艰难地寻找。这是年轻生命让行动力付诸现实的艰辛实践。也可以说，有关父亲的传颂，在隐隐催促着“我”启程。属于父亲的过去——不断被想象，又在想象中得以铺展、延宕，这几乎有着无限丰盈的可能，却也隐含着快速滑向虚无的危险。在叙述中，一条通往远方的路、远在路的尽头的拉萨、父亲沉默抒情的诗章、荒凉艰苦的筑路环境，唤做“雪龙”的筑路队、父亲的传奇工友陈雷子、虚渺美丽的达珍、梦境般跃闪的白马，等等，它们在构成叙事衬景，也主宰着叙事恣意张目的一个个瞬间。故事就在现实与想象混杂的叙述中，向“我”而来，或是背离“我”而去。父亲的形象在贴近“我”的肉身，而“我”已在无感中渐渐披上了这样一层虚无的血缘壳衣。寻找不过是记忆可能的影像再现。越是接近内核的部分就愈濒临破灭。

显然，在“我”心中不断获得形象印证的父亲，有一半来自陈雷子的叙述，他就像一面存在之镜，活检着“我”对父亲的想象。但因一次意外事件，陈雷子退出了对父亲的记忆。当他试图在“我”这里续接被突然中断的以往时，“我”善意地欺骗了他。“我”不仅编造了父亲受伤的事，还编造了他后来的写作生活。“我父亲是个诗人。他后来写了很多，在书上发表。”这是“我”的虚幻表述。“他从未去过拉萨，但他几乎每首诗都写西藏。就好像每一行文字都在那里写就的。”这仍是一种虚幻表述的继续和加深。“我”不得不如此。在陈雷子那里截断的记忆，“我”根本无法续接，只能编造。像“我”在讲一个现实故事。这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被想象做实的存在，他比假象更契合真实。寻找父亲就是寻找精神上的自我确立。这并不悖谬。

现实的父亲是带给我们生命的人。想象或虚构的父亲呢？他还可能是支撑。但也不排除伤害。藏族少年五坚的命运就是如此。在他内心，父亲既套嵌着支撑的虚亮衣钵，还是隐形制造精神创伤的虚无利刃。即便是小说的叙述者“我”，心怀寻找父亲魂魄的执念，这一过程——那种心历经受所蕴含的消磨与浸蚀，也莫不如此。

这个小说强烈的诗性色质，几乎淹没了叙事，但它也着意刻画了细节。这让阅读出现意外。我注意到了它们。还反复在文本中进行了比对，像是确立它不该出现。但它出现了。这两个细节，关涉到人在情感受到欺骗时的反应和表现。虽被涉当事人不同，但它的相同点却是一致的，就是激烈。父亲被派往工地修路，路通往拉萨。对于父亲来说，不管是否来修这条路，拉萨都是他灵魂与生命的圣地。陈雷子不仅骗他说去过拉萨，还羞辱他的向往，气愤之下，父亲的表现是“狠狠地踢翻了火堆”。“我”告诉五坚，准备把他父亲的事写进小说，这也同样让五坚感到了羞辱。“五坚是我的学生。半藏半汉。带一个细框眼镜，斯斯文文的。”但就是这个表象“斯斯文文的”五坚，在感到被羞辱后，“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这两个细节，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二章节。在这两个地方，作家都使用了“狠狠地”这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修辞。而紧跟其后的动词都是“踢”。这样的两个细节设置，无疑为稍显贫瘠的叙事有所增色，让小说变得饱满丰润起来。

写作无法绕过处理小说（叙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非对称性的，也难以把握。“今天在抽象中发生着更为本质的事物，而比较无足轻重的事物则发生在现实中。”（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这句话是对一种矛盾性的阐述所能消解事物意义的适恰解释。它明确了一种对抗状态，但又模糊了对抗主体之间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它适用于写作。在一个理解大于认知的夹角中，社会生活的广阔度被有效局限了。但它似乎又指向未知的另一个极端，狭隘的人性从来都在通往幽暗的命运旅途中得到修正般扼杀。对抗愈发尖锐，稀释这个世界的生存溶液则愈发稀缺。空气中氧的颗粒密度在滚动膨胀，那个呼吸的人却在不断增加喘息频率和张大嘴巴。回到文本现实，那《远去的未知》这个小说，是否存在氧饱和过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