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郑少雄评童末《拉乌霍流》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人类学者郑少雄评童末小说《拉乌霍流》。《拉乌霍流》选自《新大陆》，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版，《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转载。

只有远方能拯救此地晦暗的生活

——读童末《拉乌霍流》

文/郑少雄

01

读完人类学者童末的小说《拉乌霍流》，我清晰地嗅到了一股拯救的味道。

并非我刻意强调人类学标签。豆瓣上的作者官方简介虽然只有寥寥三十字，却比原书《新大陆》上增添了“人类学硕士”几个字，方岩先生命我为小说写评论时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有一篇人类学家的小说，写的也是人类家的工作，你看看……”，可见作者和选者都比较重视这个身份特征。但在王炜为小说集所撰的简介里却直接了当地说，“（《拉乌霍流》是）从人类学经验向历史中的赤裸生命经验的过渡，作家绝不把人类学作为自我类型化的工具，而是径直表现出，从人类学材料向更为非理论性的文学主题转化的敏感”；童末在最新的一个访谈中也表示不乐意“将‘人类学’作为一个标签贴在我的写作者身份上，更不想主动把我的这部分经验特异化”，对于把人类学背景的写作者当成“奇闻异事采集者”，她直斥“荒谬”。不管是着意，抑或回避（另一种形式的强调），似乎我们都不得不聚焦人类学这个关键词。

但是从人类学出发能说些什么呢？参与观察做得深不深入，访谈材料扎不扎实，田野伦理规不规范，民族志呈现可不可靠？得了吧，人类学自己都糊成一锅粥了，从古典民族志的“猎奇”、现代民族志的“科学”、到诠释民族志的“深描”、再到后现代民族志的“修辞”，主张各异，没有一样敢自称终极定论。但在杂像纷呈背后，不同时期的人类学无疑有一个共通的追求：人类学者觉得自身所处的社会“病”了，从而去异文化中寻觅疗愈的方子；这个方子是否奏效，则要把它放在他者生活世界的整体脉络下来检验。只是在童末小说中有所不同的是，病的是一个人而不是社会（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是社会的隐喻或担纲）。那么她是如何找到奏效的方子的呢？

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是一个自小生怪病的小女孩。病患对身体的压抑本身，再加上因病症而成为嘲弄对象，给主人公带来巨大的精神困扰，却同时也催生了她对不同语言的浓厚兴趣。后来她通过手术治好了身体上的病痛，并成了一名语言学者，到西南山地苗族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经历重重阻滞和转变，也就是从“人类语言学”转变成“语言人类学”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失踪已久的古苗语。这个语言，以及语言背后总体性的山地社会生活，尤其是其中的宗教仪式，治愈和升华了她的精神。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一个遥远的他者拯救现代自我的故事。作为小说来看，童末的文本既清新爽洁，又委婉神秘，并且通过种种意识流手法，实现了此地与别处、过去与当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映照，童末着重处理了主人公田野工作的曲折进程和心境的层层变化，最终缓慢抵达了故事高潮。童末曾说，“决定作品质量的仍然是心灵的能力，而不是对这些工作的社会化的定义”。以此观之，她做到了，这是一个心灵解放的艰难历程。

尽管如此，从社会化的定义来看，小说的质量也属上乘。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化指向两层含义：一方面，实际上她的心灵感受和变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另一方面，因为奠基在较好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滋养上，她反而写出了更深刻、也更真实可感的悲哀。人类学并不是小说的敌人，而是小说的帮手。

02

尽管“人类语言学”与“语言人类学”之间既有被外界混淆也有内部合流的趋势，但就其本原来说，或至少在《拉乌霍流》的本意里，是不尽一致的。我所理解的所谓“人类语言学”，属语言学一脉，可以理解为，语言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是一套外在的、自足的的体系，它可以通过“短期的抽样和调研”方法被采集、固定、制作成标本，既可以搬进远方的博物馆和实验室，也可以就近“教当地孩子他们的本族语言”。多么顺其自然的想法啊！

但是这样的语言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老人们如同囚犯一样按照要求坐着不动，屋中的一切活动都停下了，以免打扰录音。老人开始对着一台录音笔不停地吐出字句，一两个小时里都只有他们自己在说话。（发音人不合适的神态、动作、习惯）都被制止了，删除了。而她总是一脸严肃地坐在旁边，在头脑中用力推演其中的语法规律……过去那么多年，她一直是这样做的”。你看，她录得了用国际音标记录的733个词汇，包括斯瓦迪士（Swadesh）100词，却只是些“干瘪零落的渣”，并且得出他们的语言“并无太大独特性”的结论。

结束两个月调研后（她们竟这么没耐心！），女学者准备离开了，几个孩子来送行，被她婉拒了。当她独自翻过山岭，突然听到孩子们遥远的送行歌，用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古苗语，和她此前听到的迥然而异。童末的心灵能力和文字能力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写道，“万籁俱寂中跑出一个明亮如光线的声音……它的细节此刻纤毫毕现，似乎每个音都有其自身的重量和可见的轮廓，在她呼吸的范围内转动，起落，她的舌尖甚至尝到了它们的味道。”场景描摹得如此之神形色味俱在，我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主人公激动的战栗。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回来了。

但是高潮并没有持续，回到日常状态的学者和土著都重新陷入困境：孩子们似乎忘掉了这首歌，学者自己“对于那天在山里听到的，当时真切清楚得触手可得，第二天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最会发音的巫师虽然承认了古苗语的存在，但对学者的问题嗤之以鼻，他不无嘲笑地说收集词汇表“只是用一个说法替换另一个说法，就像用一盆水洗另一盆水”一样可笑。作为一个客观、科学、保持距离、乃至高高在上的“人类语言学者”，她是多么受挫啊！

女学者叫人寄来人类学参考书，转向“语言人类学”探索。她“循序渐进地开始了田野工作和每天的观察、记录，包括日常作息、婚丧嫁娶、农耕林业、性别分工……”，她哪里都去，什么都看，人家喂猪她都跟着，为了听他们和猪说话，她守着孩子们的睡梦，为了听见梦话中的这种语言，这样她又获得了一些新的词汇，新的含义，然后一切又重新陷入停滞和困顿。

又一年过去了（多么经典啊，一年是人类学博士学位田野工作的标准期限），最后的高潮“拉乌霍流”（一个月份）和“巩道”（十二年一度的的节庆仪式）来临。这是一个反日常的集体欢腾阶段，外出的青壮年回乡了，村民重新进入原来定居的原始森林。人们不再劳作、吃睡很少，专心准备悼念和祭祀。她又去找巫师，希望记录下所有的语言细节，但是巫师就像导师一样启发了她：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她也做同样的准备！换言之，她不能满足于了解“如何成为当地人的知识”，她还必须实践这些知识，像他们一样舞蹈、歌唱，追忆、憧憬，劳作、献祭，欢笑、哀戚。这个转变一旦完成，信息如决堤之水奔涌而来，“一年来她苦苦思索渴望知晓意义的语言，它的秘密向她慷慨地敞开了”，她重新听到并且已经加入到颂唱孩子们唱过的那首古歌，“唱啊，不要停，让我记起回去的路，唱啊，不要停，让我记起回去的路……这次她有把握了，她不会再像一年前那么无知而健忘，因为现在，这歌已和她连在一起，将她和周遭重新涌动起来的一切连在了一起。”可以说，她撞进了苗人生活的深处，不，这就是她自己的生活！

在童末不断的跳跃闪回中，我不遗余力地重新爬梳田野工作过程，是为了给语言人类学一个清晰的定位和说明。语言人类学固然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但终究是人类学本身，除了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现象以外。语言人类学者浸淫在社会生活内部，在真实的交往、别离、日常劳作、节庆欢腾中一步步习得语言和社会的奥秘。可以说，习得语言就意味成为文化的持有者，社会的一份子。不是语言疗愈了语言学者，而是远方社会里人与人，人与神灵祖先、自然环境、历史记忆之间紧密关联、交融共生的生活方式成了治病的良方。还有什么比这更公然的对人类学的赞美呢？！

03

与此同时，作为读者兼职业人类学者，我内心的狐疑也须臾不曾减弱。

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童末虚构了“树林苗、绿苗”这样的苗族支系、“拉乌霍流、巩道”这样的时间节点、以及“孜能、略”这样的巫师和神灵名字，却又煞有介事地注上音标，她还郑重其事地写出爱德华•萨丕尔、弗雷德•伊根（埃干）这样的语言人类学家的名字，让一切都蒙上了似幻亦真的色彩。但是，语言究竟是怎样从这个边缘社会里生长出来、又反过来塑造了社会的内在特征，而不仅仅是现在呈现出来的这般奇观性和乌托邦气质呢？比如，为什么要对孩子们唱的那首古歌反复着力？是因为苗族人在历史上被迫不断迁徙，所以告别和回归故土的意象才显得这么重要吗？童末似乎没有建立过一个具体可信的关联。一边是语言，一边是社会，我们看不到两重世界相互生成的迹象。

主人公究竟得了什么病？一开始她的身体莫名其妙地病了，又莫名其妙地好了。童末着意的是她痊愈后入学时的遭遇，“她跑起来的声音像狗叫”，这个奇怪的病症让她饱受世界之恶意，直到上大学前才通过手术治愈。此外，童末似乎也在某些地方极其隐晦地暗示了病痛的其他来源，比如人的侵害。她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经历和遭遇，直到来到苗族人的社会。在祭祀过程的间隙，她终于大胆地“抬起脖子，张开嘴，像狗一样叫了起来”，最后又“从滚烫的喉咙深处，吐出了它”，宣告彻底摆脱旧世界的阴影。这个“它”是什么呢？是一条狗吗？是因为苗族神话中自认的祖先是狗（盘瓠），所以主人公才能在这里找到安全感、归属感，并且真正放下属于自我世界里的一切心结吗？童末也没有说明。

就像“娜拉走后怎样”，最后要问的是，语言人类学者回到自己的社会后又该怎么办？当然，就像易卜生只需说“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童末也不一定需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负责。

可能童末未必是在展开所谓现代社会批判，也无意进入人类学的繁文缛节里，她或许只是想简单地说出“我之砒霜，彼之蜜糖”的道理。布迪厄曾经感慨，相比于社会学，人类学似乎总是倾向于美化自己所遭遇的异文化世界。布迪厄本意是批判人类学家的矫情，但在我看来这才是人类学的精髓所在，人类学当然是寻找远方之美的！远方的丑恶，被本土人民所经受，就像童末和我们正在经受自己的种种苦痛一样，自然应该由他们自己的思想者（包括社会学家）来揭示和批判，并且去远方（包括我们这里）寻找良药。

有一次我和我的影视人类学家同事鲍江聊天，他提到自己去过一次青海，看到辽阔不尽，有种回家的感觉。我回应道，他的家乡丽江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他老了以后哪里都不必去！他说：“早年我与老乡同学聊天，一面感叹丽江那么好的地方，一面遗憾自己是本地人”。这句话几乎是我听过的最惊艳的隽语，所有人是多么渴望用远方来拯救此地晦暗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