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弋舟评程永新《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小说家弋舟评程永新小说《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选自《十月》2020年第5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转载。

临渊回眸

文/弋舟

当然，清迈是泰国的；邓丽君是谁的？这比较复杂，她是她自己的，是她妈妈的，是其未婚夫保罗的，大致上，携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与勒痕，她还可以笼统地被说成是——我们的。但在小说里，这一切都成为了“我”的。标题就是这般宣誓的：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

一个小说里手，岂会随意命名自己的作品？于是，一切均在这个近乎专断的认领中昭示与彰显。然而，基于清迈与邓丽君显而易见的“公共性”，你又难以完全甘心将小说读成一段纯然私密的“个人史”，它被垄断性地归于了“我”，你却总是情不自禁要参与进去，以一种“我们”的心情，去共享，去分摊荣光与惆怅。

“公共性”更多地在于其象征性。

邓丽君的象征性早已不言而喻，一如小说的起势——“那是从一台手摇唱机发出的，手摇唱机带着一只古铜色的喇叭，从底座侧面插入一个手柄，上下使劲转动几十圈，贴着圆形红标签的黑色唱片便开始缓缓转动，曲柄唱针转一个身轻轻放在唱片上，那由庞大乐队伴奏的前奏就汩汩流淌出来，音乐起始是无力的，变调走音的，慢慢才转入正常，变得悦耳和顺畅。”

“前奏就汩汩流淌出来”，小说家于此，写下的是时代伊始的造影，“起始是无力的，变调走音的”，由之，在一切“慢慢才转入正常，变得悦耳和顺畅”之后，“我”和“我们”，共同走到了可以将清迈也信心十足地视之为“我”的今天。

时代的乐章初响之时，清迈远远与我们无关，直到“慢慢转入正常”地“顺畅”之后，这块素有“泰北玫瑰”之称的东南亚乐土，才成为了印证中国人自信与富庶的标志性所在。我们坐着波音737的头等舱来了，我们坐着波音737的头等舱去了。这是“史前”难以想象的盛况，这是“史后”清算时，可以成为证供一般的把柄。

两样象征性的公共符号，被小说家藉由一场死亡勾连在了一起——邓丽君当年猝死于清迈。昨日与今天相会在小说里。

对此，至少在我这样的一个读者看来，作者将其垄断，于我是心有不甘的，因为在时光中，在经验里，我非但活在当下，而且也多多少少有着“史前”的记忆。“我”的，不免会被轻浮地读成“我们”的。感同身受也许是托大了，但至少，共鸣是确凿的。

小说的作者会拒绝共鸣吗？也许会，就像他也许压根没有一个“写史”的妄念。坐着波音737的头等舱去异国轻狂，在今天的读者眼里已是稀松平常；邓丽君，大约也仅仅只是邓丽君而已了，她对一代人心灵的摇撼，乃至对一个国度的精神那番文艺性的摇撼，于今重述，就像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谣言。但小说家依然将一切书写了出来，因为——所有的记忆都在抵御伤感。

他写下来，原本便不是为求得共鸣的。他抵御与审视着的伤感，是自我的“沉沦”，以及，“那张虚胖的脸”。这真的是伤感。是一个禀赋一流者在生命的辗转与蹉跎之中的叹息。他从乐声无力的序幕走来，历经变调走音，慢慢转入正常，待到变得悦耳和顺畅，却蓦然发觉，一切似乎重新变得无力。

“邓丽君、跟我们一样，不要看她当年如何、如何的风光，全是……全是过、眼、烟、云！”

不仅仅是过眼烟云，是比过眼烟云更加令人虚无的今日饕餮之徒与猎艳之旅。临渊回眸，一切唯有交还给记忆，在重温中打捞与挽留属于“我”的“我”。即便，这记忆之“我”布满了痛苦，惊悚，以及惝恍与不安。因为，无论如何，在小说家看来，这些“史前”的情感都要强于今天坐在波音737的头等舱中麻木的卖弄。

那么，小说家所抵御着的，便不仅仅是一己的伤感了。

不错，就是惝恍与不安。这正是我在阅读中“不甘心”的根源。我真的仿佛读到了“昔日的篇章”，这样的篇章，流泻着“那个时代”文学的恩泽，它的谋篇与句式，它的情绪与格调，都在我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期发挥过莫大的影响。有如见到了久违的兄长，我难以将自己隔绝其外，只去承认了，这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

但归根到底，它仍是“我”的，是私人化的，是自我的呢喃与密语。这关乎不折不扣的个体创痛，主人公童年的创伤，甚至小说家自我秘而不宣的遭际，与邓丽君生平的同构，并不能抵消任何一方属己的个人隐私性，哪怕，几乎人人都这般被时光鞭打过，哪怕，时代都有着自己的鞭痕。惟其如此，文学方有了“意义”，“我们”也方就此成为了“我”——那个拒绝被时代统摄的、顽固地以一己的记忆与经验来反证世界的“我”。

那是从一台手摇唱机发出的，手摇唱机带着一只古铜色的喇叭，从底座侧面插入一个手柄，上下使劲转动几十圈，贴着圆形红标签的黑色唱片便开始缓缓转动，曲柄唱针转一个身轻轻放在唱片上。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多么优雅，乃至“富有小资的情调”。即便无力，即便变调走音，但我确信，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启幕时应有的仪态。由此，我们才得以走向了“正常”，变得悦耳和顺畅，却也走向了反对优雅与耻笑情调的今天。局面便是这般酿成的——无非是买买活络油，KK歌。

但小说家不甘心。他要以记忆抵御所有看上去理直气壮的玩意儿，他抵御着自己的沉沦，也将笔对准了世相之下一切洋洋自得的虚胖的脸。

但这却绝不是一个暴烈的姿势，他暴烈不了，因为他是从体面与柔软中起步的，而且，暴烈也从来都是他所反对的，就像，在小说中，他的主人公也只能从“妈妈”发蒙，邓丽君，只能在一声声对“妈妈”的呼唤中死去。体面与柔软者追溯那些塑造自己的渊薮时，溯向了妈妈与姨妈，你难以想象爸爸与叔叔会在其中占据主流。诚如法国作家弗朗兹•巴赫特所言：“作家们喜欢写僵硬的、坚强的、敢干的；战斗、勃起、干涩的心。充满激情的活力是最重要的文学主题。软的故事是受轻蔑的。的确，它没什么意思。软不能痛快地打也不能过瘾地骂。它不反应。它不往前冲。它有时会对自己的过去产生兴趣，但也是一副软软的样子，而且在其中看到的也是软。软从来不成形。我们可以试着去给它一个形状，它撑不住，慢慢又软了。软从不咄咄逼人、从不据理力争。”

在我看来，以“软”示人，试着去给它一个形状，只因此类小说家所对准着的“我们”之中，有着那个异常清醒的“我”——自己。

当然，一切又没这般简单。一个小说里手，怎会令自己流于简单？你看，疑似兄长的僧侣，有着一张滑稽怪诞笑脸的太阳神木雕，缓缓上升。

这是全然属于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它让小说家从悲伤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而这一切，都堪可构成你对文学麻木现实不满的补偿——前提是，作为读者，如果你真的对于这种现实感到了不满，如同你在富裕的时代，奔向清迈时不仅仅只为满足于寻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