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李晁评金仁顺作品《离散者聚会》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李晁评金仁顺作品《离散者聚会》。《离散者聚会》选自《山花》2020年第9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转载。

根与线——读《离散者聚会》

文 | 李晁

先来问几个问题。

是什么让离散者变得独特？问题再往前推，谁才不是确凿无疑的离散者？是世代居住在固定地域并被这一地域文化所持续影响的人们？地域依然可以细分，哪怕同一地域的差异也足够使人惊讶，语言的出入、习俗的不同，都制造着差距，而这一切又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所主导，它也许是民族的也许是政治的，也许是诸多因素的融合，那么在这融合中造成的离散（大的小的，远的近的）是否又作用到了这一构建之中？离散与聚合是相生相伴的，因而我们的文化就是不断聚散离合的凝结？而离散者的视角一定是陌生的吗？他们多大程度上关注着离散之地？这种牵引是他们成为独特个体的重要原因？他们同时拥有两个世界吗？问题太多也太大了，无法作答。

这是《离散者聚会》一文作为切片和观察带来的，它提出了问题，幸运地是，也尝试回答了问题。

观察首先来自食物，好玩的是，食物也是离散者，它们被广泛地交流于世界各地，从一个大洲被带往另一个大洲，如白银一样流通，乃至在他乡发出异彩。这种漂泊的状态和漂泊的人有关，说起来是被迫，但多少离散者不是出于被迫（提问不是我的意图，但问题的确是我的困惑）？说回食物，不仅关涉口腹，更是记忆中顽固的存在，总有某种恒定的食物是被共同记忆的，譬如本篇中的“林延寿鱼”。这种以人名命名的事物必然来自传统，这传统的生命力比它的科学命名更加深入人心。在作家笔下，“林延寿鱼”的存在并非单纯勾起“乡愁”，而是揭示出在人与鱼这一相互运动中的微妙寓含。以作家之眼看来，它是一种报应形式，人们多少次念起“林延寿鱼”的名字，曾经的捕鱼人就受到了多少次“凌迟”，这是命运带来的纠缠，也是独特的文化景观，因为他者未有，是秘密符号。

食物在本篇中的贯穿可以视作潜在的焦点，以食物来投射人和不同处境，甚至不断呈现的变化又涉及了更为广泛的主题，比如其中隐含的政治、社会和环境意义。静观师太对待食物的朴素观念难道仅仅停留在对素斋这一所指？会议最后安排的“大杂烩”兼顾了来宾口味，东西合璧，但却成为了最没有特色的一顿餐会，因要顾全大局，这顾全大局带来的是什么？是对离散者现状的确认？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会，一个个独特个体的聚合实在充满着微妙的能量。陌生化带来的差异可以消除彼此的隔膜与冲撞么？如果把聚会看作展示，不如看作召唤，让来自不同地域但有着“精神—血缘”认同的作家展示如今的自己，并在这一可能坦诚的过程中，发现过去的蛛丝马迹，是不是有些残酷？或者说伤感？这一过去，其实是失去。文章中出现的最具隐喻性的事物来自俄罗斯作家的画作，这个风景画家笔下的“不管什么树，树根都跟豆芽似的”，这豆芽似的树根即预示了所有与会作家的共同纽带，虽前后远近有别，可一旦涉及离别，那根都显得细瘦了。这一特征还出现在被作家所关注的城市雕塑中，“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气球放飞在空中，用一把线固定在地上”，这线是否和画家的树根一道揭示了这一场聚会的关联？他们都源于同一大地，但他们又是被放飞者，这线和根也因为个体的不同而呈现了别样的样貌。

移民、弃婴，是本文中人物的主要分类（值得注意的是，并未有流亡者出现）。俄罗斯作家是移民先驱的后代，他的生活早已融入另一片土地，像他的画作那样，我们想象这是一位平和安静的作家，或者仅仅是一个老人家，但他笔下的根在自己的生活里切实地复现了，他的女儿已回到他祖辈离开的地方，重新成为他们来路起点上的人；来自丹麦的女诗人，因为弃婴的身份让她重返家乡时面临了复杂的感受，与其说她的伤痛来自离别故土，不如说这痛来自于对遗弃这一行为的不可理解，这一纠结缩小了诗人对“原乡”的体认，她一定幻想过自己拥有一种本地生活，拥有原本属于她的父母；从日本来的朴实的经历让人唏嘘，这一场残酷青春，不禁让人想到林奕含与金源瞳（作品），也是在这里，写作作为一种拯救方式展现了它的慰藉与力量；而以马内利的存在，引发了一种焦虑，他的眼见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真实？这焦虑几乎可以演变为一场泼天讨论，但大家都很安静，这是对的；李沧东作为聚光灯，来得正好，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作家，同时也享受着作为导演带来的光环；瑞典的阿斯特丽德也是弃婴，这撕扯因了人的不同而迥异，伤痛程度仍然与个体经历乃至心性有关，在她身上我们没有感受到丹麦女诗人的那种强烈痛感。

“她必须了解韩国吗？血缘必须寻根？”作家替读者发问，使人感兴趣的正是这一心理过程，我们的好奇心不仅满足于离散者们来到这里，我们更想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发生后的裂变又如何？我们当然从一些人物身上看到了，而另一些则是迷。但，这重要吗？重要的难道不是重返这一新的心理层面？对此，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在这场观察中，对身份焦虑的呈现并未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和深入，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原因？是我们的期盼有问题，还是我们压根儿就是旁观看戏者，不嫌事儿大。也许，身份的焦虑在离散者早已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而世界正提供一种包容（也可视作冷漠），因而习以为常？

语言是离散者面临的第一道难关，被何种语言包围，思维和逻辑就在何种语言环境里生成，这里的悖论是，不论语言如何从内部改变一个人，外部的差异永远无法消除，而这外部差异带来的是语言环境所无法动摇的，这依然是撕扯，它最终还会作用于人的内部。“我的英语即便完美到无可附加的地步，我的言谈举止即便完全美国化，在美国人眼里，我依然是‘那个国家的人’，是‘烂污’，是‘异族’。”这是阮清越的观察（《同情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同样作为“离散者”，他的伤痕是显在的，自卑而焦虑，源自战争。对比这一份强烈的“自伤”，布罗茨基一再申明自己的立场，“我是犹太人、俄罗斯诗人和美国公民”。从不同人物出发，我们会看到不同人生状态下的“离散者”在面对语言文化和地域差异时的表现，布罗茨基“排斥任何种族或民族准则划分的联合会”（《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对应”方式，它们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也是不同的离散原因，是被迫与主动），而《离散者聚会》提供的则是一条中间道路，它即不自伤，也不抵抗，它的平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事实如此。

我们曾经是同一条河流的石子，这把石子被命运的手抓起来，撒出去。新环境里面的融合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停地迁移，流动，寻找安身立命的最佳地点，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移民为了契合进新世界新秩序，不得不磨掉了身上的特质和一部分性情，而现在，这个会议像两根手指，把我们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拈出来，重新聚拢成一把石子。我们彼此好奇、感慨，但同时也清楚：我们回不到那条河流了。

回不到那条河流，是现实，但不妨碍离散者们观看与想象这条河流。“身份—血缘”的焦虑正是一次检视机会，让离散者重新认识，并在共同身份之下，寻找那已不可复现的来路，这一过程带来的体验会作用到他们往后的人生中吗？或者这一切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还是无法得知。在这场观察中，我注意到作为观察者本人的存在，她是这一众外来人中唯一与这一“关系”紧密相连的人，说起来，她是离这条河流最近的人，因而平视、清醒。所以开篇写食物，实在是一条最为平易的路，而随后的观察也几乎不带评判，它是白描的，视点的投射绝不往牛角尖里钻，乃至旁逸斜出，对墙上舞者的关注，带着一种不自知的精神倾向，“这个红色的、血色的人，在高处，在窄处，在幽暗处，一步步前行，像蒙着红布的不同雕像。我们看不到他的面目，却因此更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律动和复杂情感。”这仿佛就是离散者之路，他们隐藏在各自的环境中，带着一副不易被人洞穿的面具，但是仍然舞蹈、前行。最后舞者的献花，实际完成了一种交接而非交际仪式。

很多年前，我读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作《春香》。这个来自朝鲜民间的故事实在陌生，但它使用的是非常纯正、空灵乃至典雅的汉语，在这并非翻译之作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一种叙事的可能性，它的陌生自然是时空和地域文化之隔带来，但重要的是，它同时传达了两种信息，一种是语言的可能性，一种是对他乡故事的驯服（来自本土语境的驾驭），两者的完美融合，给人的感受极为复杂，在阅读完成的那一刻，我仿佛成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中国作家为什么要写一个异国民间故事，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很遗憾，当年的我没有细思过，我只是被翰林按察副使大人的一柄金制扇轴的合竹扇所吸引，仿佛扇面徐徐打开，一场凄靡动人的故事就要开场。

早年阅读《春香》带来的想象与《离散者聚会》很难达成统一，甚至在当年的我读来，这一故事的背景似乎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语言，那是纯美的享受。但在此刻，我想统一已经达成，这是精神纽带萦绕不去的结果，也是审美取向上的一次倾斜。作者借着这一作品完成了一次深情的回望，因而再回到《离散者聚会》，作者虽然对自己吝于表达，但点滴间，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贴近的人。自然，作为贴近之人，种种感受又有着异常清醒的姿态，我们也才会最终看到离散者这一存在形式或者命名方式都已不再重要，甚至这“身份”也可以随之忽略。“血之源头，是生命的起源，但并非是每个人的家园，哪怕冠以‘心灵’或者‘精神’字样，也不可能。命运就是命运，不争论，不废话，命来如山倒，剥茧抽丝以及其他种种，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这正是《离散者聚会》的旨归，它并非想唱挽歌，历数离散的不易与艰难，也不是回眸里的自我确认，想对故去的一切有所打捞，它只是一次见证，见证不同生命情态里的当下一刻，又因为这当下的共同源点，而辐射出的迥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