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魂的人、故事和刊物 | 思南文学选刊 · 概览

《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已于近日出版，本文为评论家马兵对《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的阅读印象。

寻魂的人、故事和刊物

——《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综评

文｜马兵

在我个人的观察中，作为选刊类期刊的后起之秀，《思南文学选刊》对汉语文学的审美和智性，以及对文学典律的筛选和重塑，更多是凭靠一种类似济慈称赞的“消极能力”来实现的——“一种消极能力，也就是出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所以，《思南》的选文当然有编者的倾向，但也明显更有一种包容气质，对风格反差甚大的作品也以“消极的能力”去敞开接受，尽可能让读者看到汉语文学的多元与可能。但另一方面，《思南》又会注重每一期选文的有机性，就像木心那个著名的水草和水的比喻。阅读《思南》的文章时，将文章孤立地阅读与纳入整期的文本语境中阅读，会有微妙的差异，而2020年第5期的《思南文学选刊》，这种有机性主要体现于主题的呼应上，“叙事”“对读”和“重温”几个版块都隐现着一个“寻魂”的主题。

不妨先从“叙事”栏目的最后一篇王虓野的短篇《远去的未知》谈起，小说的第一句话是“父亲的魂被掠走是二十三年前”，接下来，借助叙述者与父亲旧友的对谈，以及叙述者对父亲当年所修天路的重访，小说一点一点洇染开一个沉默的父亲内在的诗性之魂。在那个灵魂随白马而去的夜晚之后，父亲如天启一般开始用藏语记录大地的诗行，同时将对诗和大地的深情撒播出去，小说中五坚的父亲、那个叫桑措的藏人，甚至父亲的旧友陈雷子身上都有叙事者所追寻的父亲的灵魂的一角。而串联起这一切的，是聂鲁达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第二首中那一句“生命如此丰富以致花朵枯萎/而且充满哀伤”。坦白地说，这句诗过于鲜明的抒情味儿和聂鲁达作为文学小资口头禅常被滥用的尴尬事实，多少减损了小说费心营造的玄远神秘又充满虔敬之心的气息。当然，问题也许不在小说本身，而在当下大众感觉结构的暧昧性。且总体来看，瑕不掩瑜，年轻的小说家在真幻、汉藏、今昔之间措置裕如，让寻魂之旅变成了悠扬的安魂曲。

哥舒意的《祈雨娘》和童未的《拉乌霍流》可以说是同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讲法，首先二者都借用了“最后一个”式的叙事范式，质疑均质的现代性逻辑的“讹诈”，同时为即将消亡的古风、民俗和语言作悲情的敬挽。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有哥舒意一贯的澄明的童话质地，小说叙事纾缓，一幕一幕雨天的描写，如谣曲不断唱响的副歌，将祈雨娘雨中的独舞凝定成迂回又孤绝的地母之爱的诠释学；后者则在主题上更有野心，把一个心灵受伤主体的自我疗愈的人生旅行与向大地之乡回归的生态母题熔于一炉，探讨人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生态及自然生态之间共振的关系。两个小说所讲的这个抵抗同质化的故事也是，是为神性、诗性和巫性招魂的故事，其实亦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断被复写的题目。我作为读者的一点困惑在于：在牧歌般的田园和噩梦般的现代文明之间，在悼亡与控诉之间是否还可有一座浮桥，就像科塔萨尔说的那样，文学不是为了回答问题而是为了提出问题，为了“引起不安、为真实的新的前景敞开智力和感觉”，“但是这类问题都往往不只是一个问题，此外它还表明了一种缺乏，一种希望填补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空白的心愿。有许多次，找到答案这件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善于深入地感受问题，能够热切地沿着试图在我们中间开辟的道路前进”。

在这个问题上，陈谦的《孟加拉虎妹》、金仁顺的《离散者聚会》和程永新的《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并未选择非此即彼的站位，而是选择“在辽阔的无奈中，站在局促的可行性里”。三篇小说都发生在异国，也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家园。《孟加拉虎妹》中的玉叶把生活在别处的渴望现实化为对一只孟加拉虎的饲养上，但结局她却要以打伤老虎的方式自保。小说实际上说的还是新移民的离散体验，但相比于之前北美移民文学形成的叙事范式而言，陈谦提供了新的观照视角，玉叶这样的富二代移民所面临的艰困与物质无关，而在于时时错位的人生处境，被绿洲收养的虎妹其实就是她个人镜像的投射。小说的结尾暗讽了玉叶寄情于虎的虚妄，她灵魂的安慰远不是虎入山林那么简单的事情。就像《离散者聚会》里谈到的：“新环境里面的融合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停地迁移，流动，寻找安身立命的最佳地点，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移民为例契合进新世界新秩序，不得不磨掉了身上的特质和一部分性情。”在金仁顺描绘的离散者的文学聚会中，每个人都袒露了伤痛，但作者无意就此美化或悲情化离散的经验，所谓“血缘并非家园”。她在文中有时用语讥诮，但反而提供了更具反思性的角度。比如说韩国有一种林延寿鱼，在中国的朝鲜族人也爱吃，她母亲尤其情有独钟，“每个人都有几样饮食，会通过舌尖深入到灵魂，跟亲情、离绪、乡愁联系在一起”，这个别人也许会顺势大做文章的地方，金仁顺却很快打住，说这鱼因为捕鱼人而得名，当鱼被蚕食的时候，“林延寿的名字也被一次次凌迟”。这种机微之处的处理，反矫情又干脆地陈明，定居与离散，不是灵魂安妥与游荡的必然理由，每个人要承付自己的命运，如此而已。

程永新在谈论《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的写作缘起时，提到了一个让人心微微刺痛的细节，邓丽君生前所住的美萍酒店的工作人员介绍：邓丽君的生命走向终结前躺在汽车里一遍遍呼喊的不是她的爱人，而是妈妈！小说把这个细节搬过来，并且更深一层地借人物之口说道：“邓丽君跟我们一样，都是，都是这个世界上与妈妈走散的孩子。”阿格、建国和大胖三个中年男人的清迈之旅也因此变得沉重起来，他们不但要旅行，还希望在旅行中修复各自生命的情感残缺。小说就这样摆荡在清迈的迷人风情和让人心生凛冽的记忆间，阿格甚至选择留下，但人生似乎在跟他开新的玩笑。小说写的是一次并未真正完成救赎的清迈之旅，其意也不在给出答案，而是错谬的人生予人的启示。

对读两篇，一篇是阎晶明的《“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野草>的发表与出版传播》，另一篇是吴真的《郑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野草》研究历来积累的学术成果众多，《“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知难而上，立基于扎实的文献考证，从文本内循环的研究中逾越出来，对《野草》的命名、题辞，与“老虎”尾巴的关系，与《语丝》的关系，与周作人的潜对话以及翻译的难点等问题做别致之阐释，行文厉戒规行矩步的学术八股风，而代之以一种淋漓的真气，这些悟得“精魂”的文字大概亦可作为《野草》的“馈赠”来看。《郑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则钩沉一段世人多所不知的文化往事，为古书延一线之脉而奔波的郑振铎及其同侪所为乃真正为中华文化铸魂续命，功德无量，令人感佩。

“重温”栏目选自《巨人传》中卡冈都亚致庞大固埃，文中所引所罗门的话：“智慧不入卑劣的灵魂，知识没有觉悟适足以促成灵魂的破产。”至今读来还是振聋发聩，更切要者在于，卡冈都亚在信中告诫儿子，他们置身的时代获取知识的便捷远远超过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时代，因此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一心向学，砥砺品行。而今天的我们获取知识的快捷更要千百倍于比拉伯雷写作的16世纪，可全球却都在遭遇人文学科萎缩带来的良心困境。我们当然不再需要今天的孩子成为“知识的无底深渊”，但信中谈及学生学习应有健全的知识结构与视野理应是今日教育的重要参照。

最后，谈谈诗歌。杜绿绿的组诗《我们还拥有少亮的光》中，我个人最喜欢《我们为什么爱你》和《赞美夏季》两首，这当然与个人阅读的偏好有关，这两首诗歌运思清拔，不疏不繁，有明快的调性和阅读的回甘。而从《俄国现代派诗选》中选的亚历山大•勃洛克、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这些白银时代诗歌巨匠的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可反复吟诵的。勃洛克说过：“只有经常用目光触摸大自然，自由地献身于看得见的、明亮的辽阔空间，方可摆脱身上的语言恐惧的压迫、模糊而难以察觉的思想恐惧的压迫。”这大约也点出了这些诗作的不朽之所在。

总之，我们在这期《思南》中读到各种寻魂、寻找归宿的人和故事，如果延伸一下，《思南》大约也在寻找自己的魂吧？1819年3月，在给友人的信中，济慈兴奋地描述了如何“修建灵魂的深谷”，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即在磨练中觅得灵魂，他说：“在未获得个性之前，在其本身未个性化之前，决没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