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吴越评邵丽小说《黄河故事》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吴越评邵丽小说《黄河故事》。《黄河故事》选自《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4期转载。

中原家族写作新篇章：

谈谈邵丽的“父母故事”

文/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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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因被牵涉到父亲的案件中而到元老院接受控诉的女儿，当控诉者问她，她是否出售了她出嫁时的妆奁，是否从脖颈上摘下了她自己的项链，以便弄到钱举行魔法仪式的时候，她起初是倒在地上，饮泣了很长时间，随后她就俯在座坛的台阶和座台上，高声发誓：“我从来没有向邪恶的神求助过，从来没有向魔法求助过！在我的不幸的祈祷当中，祈求的只是希望你恺撒，和你们诸位元老，能够保全这位最好的父亲的性命。如果魔法师们需要的话，我就会把我的珠宝和外袍，以及足以表示出我的地位的一切标记交出来，就像我会献出我的鲜血和生命那样……” 

这是令政斗和权谋黯然失色的时刻，罗马帝国的浮华席卷一空。

在我看来，邵丽于《黄河故事》最后写下的几十个字具备同等的情感强度。“我的父亲叫曹曾光，他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于黄河岸边。他再也不是我们的耻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亲未竞的梦想。”

这同样是一个女儿对父亲一生的正名和辩护、奉献和继承。不同的是，小说中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因而，当《编年史》中那位列于被告席的父亲闻言“想冲到他的女儿那里去拥抱她”的时候，《黄河故事》中的父亲只能在主人公“我”的想象中“坦然以对”、在另一个世界“俯瞰河流的两岸”。

这是一个忧伤的中国故事。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乡村望门的联姻，但父亲并不具备祖上的“上进心”，他所痴迷并擅长的厨艺在母亲眼里一文不值，贬损为“饿死鬼”。父亲几次尝试经商也都以被骗、赔本告终。在崇绅慕宦的乡村世界里，父亲沦为笑柄，也因此成为全家人的隐形疮疤。一次晚餐中，父亲受到母亲激烈的辱骂而离家出走，几天后在黄河下游被打捞上来。之后，他的死亡成为一家人不愿触及的叙事空缺，他潜心写就的菜谱消失了，关于他的记忆在时间冲刷中模糊了。家中有四女一男，家里的第三个女儿“我”最不受待见，她艰难长大，进入城市，成为餐饮连锁企业老板，终于有余力借着给父亲落葬的机会不断寻访和回溯往事，让死去的父亲又活了一次，擦去他身上的污名，拉回了家族的序列。“人在变，城市也在变。我父亲死去几十年了，不也一样在改变？”小说中轻描淡写的这句话，宛如魔法师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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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已称得上婉致动人。但邵丽在《黄河故事》中不止要写父亲的故事，更要写母亲的故事。在小说开头，她是以古怪、固执、愤恨的形象出场的，她与“我”不亲，常常口出不逊，拒绝“我”的孝顺。母女关系尴尬成这样，但她又不得不指着经济条件最好的“我”照拂全家，甚至连她与小女儿迁居深圳多年，都是托了“我”的福。事情就从母亲突然提出给父亲买墓地开始，原本母亲以为“我”拿二十万元出来不在话下，不料“我”反将一军，提出要买就买五十万元的好地，并且要家里的孩子都拿钱出来。母亲迎难而上，给其余孩子都打了电话催款。“我”于是踏上了从深圳回郑州的路途，依次来到大姐、二姐和弟弟家（这种“糖葫芦”状的结构颇有些经典童话的意味），“我”的目的不在于钱，而是好好地谈谈父亲，于此同时，也想探究母亲为何突然对父亲的事这样上心。

 “我”在郑州老房子里收拾母亲旧物时，发现了一只纳好的鞋底子，另一只则找不到，可想是母亲与父亲关系最恶劣时，也还在尽职照料他，父亲的骤然去世，停下了劳作另一只鞋底的手。父亲懦弱而悲情的形象逐渐清晰，母亲的争气好强与她隐藏的温情也从往事中浮出。母亲曾尽妻子的本分多次引导、宽容父亲振兴家业，无奈父亲不是这块料；她痛恨父亲和儿女的“好吃”，担忧孩子们像父亲一样没出息；她以她的价值观大包大揽儿女的婚姻，结局全都不幸福；她对外宣称父亲是打鱼失足落入黄河，内心并不能平息，多年后一句“本事不大，气性不小”，吐露了愧怍与遗憾。世道如刀丛，母亲不得不做了个乡村世界中的女强人，在破败中硬挣出了个不好不坏的未来。

凡此种种，使得“我心里某些冷硬的东西在松动，好像沉积了几十年的冻土层在慢慢融化”。如同童话里常有的结局，“宝物”——那本传说中的、消失了的菜谱，重见天日，来到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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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邵丽创作了《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一系列“父母故事”，开创了中原家族写作的新篇章。“新”有两层意思，一是情感内涵上突破的新，二是空间视野转换后的新。

检视邵丽以往的作品，她其实曾经多次写到过“父母”。例如在《迷离》里，父母是作为情感屏障出现的——”安小卉三十几年的生命里程中没有遭遇过让他刻骨铭心的事。她的父母亲就是领导干部，在她之前他们生的都是男孩，这样在爸妈的眼里她就成了宝贝。”在《明惠的圣诞》里，“父母”是作为压力来源出现的，高考落榜的明惠面对的是两个月来母亲“徐二翠连绵不绝的骂声”，因为后者当了二十几年的村妇女主任，咽不下这口气，父亲能做的也就是对骂一番后出门去打牌。到了《糖果》，变化出现了，作者坦然写道：“每当叙述父母故事的时候，我会常常陷入漫无头绪的回忆里。那回忆虽然是为父母而起，但是过程中却往往没有他们。他们是主角，但更像是背景。他们的身影被那个时代冲洗和稀释得日渐稀薄，然而又非常沉重。……真的，即使现在我们谈论起他，也会很模糊，只是一个指代和象征。也许，他们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当我们真正讨论父母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之间会有这么多的盲点，就像逆光里有一条河流，怎么都看不清楚。”这种“看不清楚”，其实正来自于重新的审视，是焦点即将发生变移的前一刻。

邵丽曾在《刘万福案件》的创作谈中道：“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写作，尝试着离真实的生活远一点，更深地潜下去，不暴露作者的面目和思想。但我觉得我的尝试失败了。我是吃着现实主义的面包长大的，而且甚爱这一口儿……怎样把我们的身体倾斜起来，直到拿捏得与现实所允许的达到某种程度和平衡，才是我们在动笔之前必须深思熟虑的。”

我视《天台上的父亲》为邵丽吃“父母故事”现实主义面包的第一口，小说始终牢牢地定焦于父亲的自杀事件。父亲退休后患上抑郁症，没有了文山会海，颓然苍老，自我隔绝。几个子女严防死守父亲自杀，最后还是没防住——其实，是他的老妻默然给他留出了解脱的机会。小说写得朴素但新鲜，最大胆之处是直面家庭内部的干涸苍凉，直接评判父亲的生存状态。在“天台”上徘徊的父亲其实早已精神孤独，跳下去的是一具躯壳。小说以“反推”的笔法，以母亲和兄弟姐妹对待父亲生死的态度，写出了仕场生涯对一个男性的深刻异化以及这对他的家庭成员的磨难，写出了缺少亲情滋润的中国式家庭的压抑与自我救赎。

接下来是《风中的母亲》。这又是一个反传统的母亲形象。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漂移的精神形象。五十岁的“我妈”算村中的老人了，但做饭、家务、照顾家人都一窍不通——不是故意为之，是稀里糊涂就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成为了与中国勤劳智慧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第一代“新”老人。“我妈”毫无主张地生活了一辈子，“村里有小饭馆，男人在外头打工，女人就在家打牌，输了回家啃干馒头，赢了就下馆子吃饺子”，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但她也在衰老中越来越成为乡村的时间地理尚未消逝彻底的某种冗余，她在陌生的风中仓皇、哭泣。

再看《黄河故事》，在渡过漫长的时间之后，父亲的死亡才终于尘埃落定，但一个家庭内部的伤痕累累已然存在，亲人们暂居在缓冲地带，有限地回望。它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调遣素材、排列阵形上的穿透力。面对时代的局限和人物的局限，小说不慌不忙，父亲的故事停止之处，母亲的故事摇摇晃晃上路，当父亲身影淡去，是母亲曲仄粗糙的生存线条勾勒出了生活的形状。

但“我”与母亲毕竟达成某种和解，“我”与兄弟姐妹、“我”与故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松弛。这一切不是靠别的，而是依靠“我”个人的财富增长才得以实现的，如果非说其中有魔法，那么这个魔法的名字叫作“深圳”，这就是接下去要谈到、中原家族叙事的另一层“新意”：腾挪空间、转换方位的回视。

邵丽小说中的“深圳”是特别突出的。它意味着与厚重中原相对的南方沿海，是城市想象的极致对象，也是某个转换门——失意与成功之间的中介。

早年，邵丽在《寂寞的汤丹》中写到“汤丹毕业分配到了当地的机关工作，那男孩却去了深圳……”，《马兰花的等待》中，“马兰花仍然端坐在深圳一间茶馆里喝茶……”，《木兰的城》，“姚水芹到深圳做工那年三十二岁”，到了《糖果》，依稀出现了《黄河故事》的雏形，“母亲退休后随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我们常常给她买点像样的衣服，在那样的大城市里穿着也让他的孩子们有面子一些”。

《黄河故事》开始于“我到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后来我又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她们也在这里十年多了，而我父亲的骨灰还留在郑州。”每到清明或者春节，“我”和妹妹依着老家的风俗，在木棉树、凤凰树和火焰木和行道树下烧点黄表纸。但“我们”也并未完全深圳化，母亲和妹妹的生活作息还是与天光同起同落，“饮食也依旧是蒸馒头，喝胡辣汤，吃水煎包，擀面条，熬稀饭，而且顿顿离不了醋和大蒜”。母亲对深圳的景点和社区之外的风光都不感兴趣，最骄傲的仍然是她十几年未曾亲近过的“家门口”的黄河。要言之，依靠女儿提供的物质条件，母亲的“深圳”是她在深圳的一块飞地、一个行宫。故乡有母亲不愿意面对的人和事，但那些人和事还是越过遥远的山河来“闹腾”她，让她下决心安葬丈夫。藉此，《黄河故事》的半径也就是郑州与深圳之间的距离，加以时间的点染，两代人的经历折射出大半个中国的聚散辗转。

如果说“深圳“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一个他乡里的故乡，那么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新生之所。“我”在最艰难的时刻曾想过寻死，小说写到，“我走到黄河边……既然黄河能带走父亲，也一定能带走我“，可是，“我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城市”，“在夜色里，它离我是如此之近，灯火此起彼伏，照亮了半边天空……她像有生命似的看着我，温柔地眨着眼睛 。她在召唤我。我为什么不走向她？这难道不是一条比死亡更宽阔、更诱人的道路吗？”于是，女主人公决定“我要走进城市，我要感受城市”，她随建筑大军直接进入深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市不是一道窄门，“她所给我的生命力量，比父母给我的更坚实，也更坚定。”她全力拥抱“深圳”，在此起家。

当“我”多年后从深圳的视角回望（地理意义和空间意义上双重的回望）郑州，回望乡间，这与当初那个在黄河边眺望城市、向往城市的“我”形成了视线的交错和转换身位的对视，其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迷人基调，同时开启了讲述中原故事的新的道路，更为丰饶，更为开阔，也更为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