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乔纳森评卢德坤小说《伴游》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乔纳森评卢德坤小说《伴游》。《伴游》选自《大家》2020年第3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4期转载。

侯麦式的小说（高于侯麦）——评卢德坤的《伴游》

文 | 乔纳森

“老沈的心头荡了一下，涟漪铺展得颇广。”这是小说《伴游》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刚读到这儿，我就想，这难道是一篇侯麦（Éric Rohmer）式的小说？果然。

在我也许有限的当代中国小说阅读经验里，我不记得自己读到过侯麦式的小说。这一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作家们当然也在作品里探讨、描述、思虑善恶、真诚、良知、正义、责任、义务、目的、手段……种种命题，但他们逼近这些命题的进路似乎都不是侯麦式的，他们的表情更庄严，他们的态度更坚决，他们的拳头攥得更紧。

那么，你说的“侯麦式的”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侯麦进行的是这样一种道德探讨：首先，他只对“无罪的不道德”感兴趣。任何值得向刑事、民事法庭提起诉讼的罪愆，他都不会觉得是自己的电影有必要处理的主题。他着迷于小小的失信、小小的谎言、小小的遮掩、小小的自欺，他着迷于你作为局外人即便能指出其对错却拿它们毫无办法的小尴尬、小波折、小错愕。所以，这是一种轻量级的伦理学，非但不是“大是大非”，甚至不是“小是小非”，有时根本无所谓“是非”。其次，当侯麦展开他的道德探讨时，他并不做任何道德评判。他只是支起那么一个道德空间，让角色之间的互动得以充分进行。这几乎是前一点的一个自然结果：既然有时根本无所谓“是非”，那么评判“是非”就可能变得多余而可笑了。第三，是的，还有“第三”，这“第三”或许比前两点还更要紧，那就是，侯麦虽不做道德评判，但他一直处心积虑地挑起观者的道德意识。我常常觉得侯麦像个爱恶作剧的半大孩子，手里拿一根虽不至造成多大伤害但毕竟是针的针，时不时就刺一下电影画面上的男女，时不时也刺一下观者。对道德神经纤细的人来说，观看侯麦的影片不会是轻松享受，你也许宁可站着观赏，而不愿坐那道德的针毡。

中国是伦理大国，历史上，任何量级的伦理学都不缺乏。理学、心学、“狠斗私字一闪念”，按说“侯麦式”的轻量级道德探讨是有一定生存的土壤的。但或许中国人实在难以压抑评判的冲动，除了鲁迅或张爱玲等少数例外，我们的现当代文学里甚少见到“侯麦式”的笔触。卢德坤写出《伴游》，我读了，如在空谷中闻其足音跫然而喜矣。

《伴游》的男主人公老沈，往高了说，算是小知识分子。虽然他的知识不够谈宗教和帕斯卡尔，人也绝谈不上潇洒倜傥，但他跟《慕德家一夜》中的天主教徒让-路易似乎处境相近：他们面对来自女人的诱惑。不同点在于，天主教徒面对的似乎是实打实的诱惑，而老沈面对的是诱惑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可能性的诱惑。老沈不能确定一莉在他面前打开的这扇可能性的门，门后藏着的究竟的是明确的交媾意愿，还是含蓄的婚嫁试探，或者是某种对他而言相当陌生的光明正大的异性交情。

我认为，卢德坤比侯麦更聪明、巧妙的地方，同时也是文字相较于影像而言更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他将女方虚化了。我们知道的一莉，是老沈眼中的映像：我们仅仅知道她算不上美丽，身材也并不苗条，可是她的容貌，正如她的情绪、意愿，是在迷雾中的。我们跟老沈一样，对她琢磨不透，我们只知道她的行动和话语，可那些行动、话语恰恰是可以出于不尽相同甚至是全然不同的动机、意志的，所以读者丝毫不比男主人公占据更有利的地势。在某种程度上，男主人公的欲望骚动也传染给了读者，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会对这个显得高深莫测的女人产生与男主人公同样的征服欲，尽管明知她缺乏性的吸引力。

尤其妙的地方在于，一莉不仅不美，她还没有什么文化，甚至还可以说她没什么美德。她看起来不过是劳动的小市民中的一员罢了。那么，是什么构成了一莉难以捉摸却又如此明确的吸引力？是她的自由感。她实现了在社会阶层、文化程度、生活节奏、人际关系间的自由穿梭。如果说老沈是某种极典型的老年男性的形象的话，那么一莉则在甚多方面难以定位：她以前做过护工，按说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但她喜欢逛商城，购买价格并不低的衣服，还爱品尝外国口味的食物；她的朋友圈照片显示，她天南海北地旅游留影，似乎与她的收入水平不符；小说第一段，她那一句“空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到附近地方逛逛。最近，我搞到了一辆车”之所以听起来不太寻常，恰恰因为通常这样的邀请是由一位年龄稍长的男性向更年轻些的女性说的。特别是，驾驶车辆使一莉的行动空间空前扩大，相比之下，老沈尽显弱势：老沈代表的是保守、落后、笨拙、怯懦，在新的时代、新的场域中孱弱无力，而一莉代表的则是灵活、开放、干练、勇气，管它世事如何变幻，她显得优游自如。虽然她的俗气、虚荣清晰可感，但她体现的这种自由度，像一层朦朦胧胧的光晕，为一莉营造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正如萨特（J.-P.Sartre）所说，恋爱的人想的不是像占有一件东西那样占有被爱的那个人，他期望的是一种特别的划归己有：他想占有一个作为自由的自由。对于老沈来说，一莉就是那个“作为自由的自由”。一莉身上有超越其自身的更高的某种东西，让老沈为之目眩神迷的正是那种“彼岸性”的东西。

那你怎么解释老沈不是以某种浪漫的方式追求一莉，相反，却是以一种堪称粗鄙的方式向一莉挑明自己的肉欲——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我认为这正是卢德坤心理揣摩的精确之处。老沈，作为小知识分子，反而选用粗鄙的方式表达，不是因为他完全不掌握传统的追求技术，而是因为他对一莉所体现的那种自由而又难以捉摸的新的女性特征产生了逆反心理，他急于用一种直截了当、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对方的贬抑的方式来祛除那一恼人的不确定性。他的两次粗鄙表达，像是两枚大头钉，想把舞动中的蝴蝶翅膀固定下来。只有固定下来，女人才能被纳入到他的逻辑里面，女人对他来说才是可理解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囊锥脱颖的，与其说是他的性欲，还不如说是他的驯化之欲。

作者做的最英明的决定，无疑是让读者始终不知道一莉是怎么想的。作者对她的意图，像对她的经济来源一样，讳莫如深。这一处理，妙极了。在我看来，我们读者其实也是无须探究那迷雾之后的一切的。一莉，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迷魂记》里金•诺瓦克那样的角色：重要的是金发，是金发盘成的漩涡，你去探究那女人本身如何，就是自讨没趣了。女人的心？那只会是你不敢张望的深渊！

大胆一点说，一莉这一女性角色，怕是有资格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剪影的。那么，老沈呢？作为小说形象，他固然不像一莉被刻画得那么高超，但他也绝非一个“扁平人物”，事实上，他在小说的进程中完成了一次“成长”，而这，在这样长度的短篇小说里，是相当罕见的。老沈藉由粗鄙地宣示自己的力比多，完成了对当代社会转型、两性间权力关系变动的一次粗暴回应。他以自己也不齿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令他迷惑、令他感到无力的环境和关系，其粗鄙、粗暴中是有一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快意的。当他终于发出那条信息，当骰子已掷出后，作者写道：“包藏不住，倾泻而出，原是这种感觉。心一边狂升，一边急坠。什么东西功亏一篑，什么东西前景可观。在他，唯有如此。”老沈这个“文明人”的“返祖化”，正是对一莉的“文明化”的一种反抗。一莉的拒斥，客观上体现了“文明秩序”对“原始秩序”反击的不屑，高挂免战已经是一种胜利。

跟侯麦的电影一样，卢德坤的小说《伴游》以“性”构成基本的张力，然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并不是一出简单的讽刺喜剧。至少在我看来，《伴游》是性别战争、“文明”战争的一次激烈的短兵相接，胜利一方赢得轻巧，输的一方虽败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