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赵柏田评李敬泽《〈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赵柏田评李敬泽随笔《〈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该文选自《十月》2020年第3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3期转载。

文明河源的追溯者

关于《〈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

赵柏田  | 文

大约是2000年后，我开始追读《南方周末》上的一个专栏，一周一次去孝闻街的书报亭买这份“南方系”的报纸来看。专栏名“经典中国”，是专门解读经典的，文都不长，也不是期期都有。那时候，纸媒的黄金年代还留着个尾巴，报纸整版整版都是深度调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连新年献词都那么激动人心。李敬泽的专栏开在那么热闹的报纸上，就好像在闹市区支一家店铺，时代的一片喧嚣中，那文字的表情却是静穆的，他谈《春秋》，说《论语》，解《诗经》，妙语解颐，见史见心，走的是读经证道的路子，语调却是佻达而有真趣的，透着明清式的性灵。就是有一样不好，太短，读不过瘾。

这固然是报章篇幅所限，也是囿于他批评家和办刊人的角色。彼时的他，主编《人民文学》，每个月少则数十万字要经眼，留给自己写的自然少了，写得短了。话说回来，虽则短章，那读经者的从容与温良，那万象在握的笃定，还是裹挟着一批铁粉级的读者如我，随他一次次回溯文明的河源。

读《〈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是在沪甬高铁上。夜色中，火车以三百公里时速穿行的一个个地方，它们原初的名字分别是：吴国、越国、檇李（嘉兴）、钱塘（杭州）、山阴（绍兴）、句余（余姚）、句章（宁波）。二十页的杂志篇幅，打印下来装订成一小册，正宜于两小时的车上途程。阅读者因此获得一种奇异的经验，似乎，这是一列逆着时间驶往过去的火车。火车驶进刚刚经历过一场大劫的西周，宗周丰镐，那王城的东都，从前的宗庙宫室，已为满地的禾黍侵吞，一个无名诗人，“周大夫”，独行于野，彷徨不忍去，正在吁告苍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一次，李敬泽为什么会注目于置于《诗经•王风》首篇的这一首《黍离》？他为什么又要把这个无名诗人“周大夫”，推给两千七百多年后的我们？

这第一个问题，他在本文第一节（章）就告诉了读者：这首哀悼一个伟大的王朝走向没落的诗歌，乃是汉语的、中国人的“本原之诗”，是“诗的诗”，是关于世界之本质、关于人之命运的启示，它是华夏世界的人们省思人生的基本进路，从里面，传达出了文明最根性的声音。或者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田纳西之瓮”，后来的世界都要匍匐在它面前。

为什么读中国经典？因为，从伟大的周朝、从春秋战国以来，它们一直打扮成集体无意识隐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并给后世的情感方式、想象力打下了特有的印记。李敬泽对经典的探究兴趣，应该早于他的文学批评生涯。最初，读经者的目光是坚定的，他相信直接面对文本是可能的，可以屏除汉儒以降的所有阐释传统，剥离故事，剥离所有的附加物，做到与古人“素面相对”。《小春秋》的开篇，《鸟叫一两声》，他就说过，要看出《诗经》的好，就要把秦汉以后的诠释一概抛开，直截了当地读诗，“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美人就是美人”。

读《〈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方法论至此作出了一次重大修正。这种修正，简言之，就是他“信”了，他不再拒斥，不再把自己封闭在原典的文本中，不再假装对经典周围话语的尘云视而不见。他发现，不能像诗人一样无限地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开始相信《毛诗》讲述的故事，相信司马迁和汉儒以来的历代注释家讲述的故事。这“层层累积的叙述”，构成一整个知识谱系，一个无法从内部去证明其真或伪的知识谱系。而历代经学家，乃至我们所有人，其实一直都在这个谱系里。

带着这种重新修正了的方法论，李敬泽读的不只是《诗经》里的一首《黍离》，他要探究的乃是中国文学、中国诗人和中国式情感原初的样子。他相信，沿着这首《黍离》（包括此后衍生的《麦秀》）开辟的道路所诞生的一系列诗篇，确实包含着华夏民族情感的秘符和一部分命运的秘密。此时的他，或许会对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一种表述会心一笑：经典作品是这样一种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七嘴八舌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至此，读经者开始走入一条更包容、更谦逊同时也是更混沌的道路。从《毛诗》所说的那个走过荒野彷徨不忍去的“周大夫”，从《麦秀》背后司马迁讲述的“箕子”的故事，从这“层层累积的叙述”，他开始了自己的叙述。而现代叙事学告诉我们，一篇能够打动我们的文字，仅仅只有植物和风景是不够的，它还必得要有人，有“周大夫”“箕子”这样的人。虽然这名字指向的还是虚无，他们到最后都是无名者。

于是，我们也和他一起信了，黍离麦秀，乃是这个经历过无数挫败和摧残的国家的集体记忆之一种，是废墟里的中国的共同经验，它记录着这个古老文明“一次次的至暗时刻”。和作者所引述的历代解经者一样，同样可为足证的是，李白说，“王风何怨怒”，长满了黍子和稷子的王城宫城，见证着一个伟大王朝的没落，王风自然多悲冤之声。只不过，当“周大夫”首次说出，发出天问，不久前的西周还是天下乐土，华夏文明尚是少年，而这礼乐崩坏王、纲解纽之痛，也因是初次经验更加沉痛。幸或不幸，都让这个“周大夫”给赶上了。

从本文第六章（节）开始，李敬泽以一个知识考古学者的耐心告诉我们，何为黍，何为稷，这名物考辨的功夫，是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家所热衷做的，在本文中，这种知识考古与情感的溯源一样，都是溯向文明河源的重要手段。读至此，我想起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这本关注东西方两种文明夹缠地带的书，它的前身有一个哲学化的名字，《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这本书最初吸引我的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风格，正是在那种汪洋恣肆的博物学家般的叙述中，他轻轻松松地完成了故事的讲述，并建构起了一个关于人类知识和想象力的世界。看（打量，观察），以及交流，是他的认知之道，在他向文明谱系的溯源中，现在还可以加上他运用纯熟的知识考古学。

不论知识的图景如何魅惑，《黍离》作为一首诗，李敬泽作为一个读经解经者，最后还是要回到“此”一个人：《黍离》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他孓孑于野，满目繁茂的植物，他却心有不甘。你看他作《黍离》，开头著一“彼”字，见他凄凉满目，结尾著一“此”字，见他忧伤满怀，中间许多个“我”，照应首尾，又有无限苦痛。这“彼”与“此”之间，个体道德张力、历史张力、美学张力、生命冲动混合交融。这个诗人，这个“周大夫”，他心有不忍，他呼天吁告，可是他又欲言又止，似乎不能说，不敢说，他在怕着什么？这黍离之忧，真不知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李敬泽让这个脆弱而又伟大的诗人出现了多个化身和变体：他是写《洛阳伽蓝记》的杨衔之，是赋《登高》的杜甫，他是孔子、老子、庄子，他甚至还是王安石，是曹雪芹，是鲁迅。这一个诗人有着无数个分身，而无数个诗人又是同一个诗人。这就是中国的文学，中国的诗人，中国的文明谱系。至此，文明河源的追溯人李敬泽以黄钟大吕之音说出了他之发现：

“这是中国诗学的巅峰，华夏文明在《黍离》的作者行经丰镐之野时独对天地，在灾难和丧乱中准备着少年、中年和暮年，准备着历尽沧桑，准备迎接和创造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