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徐兆正评梁鸿小说《迷失》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评论家徐兆正评梁鸿小说《迷失》。《迷失》选自《天涯》2020年第3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3期转载。

她要创造一个世界——读梁鸿《迷失》

文 | 徐兆正

德裔英国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在他的那本《土星之环》结尾处，曾做过一次精妙的譬喻。在谈到十八世纪德国的织布工人时，他将这些处在工业化时代以前的劳动者——“他们瘦弱的身躯，几乎整个一生都被套在用木头框架和梁柱搭建而成的、挂满秤砣的、使人想起行刑架或者笼子的织布机前”——看作是现代作家与学者的一个缩影。因为他们都终生弓曲腹背坐在桌前，凝神于自己编织的精妙图案，即使在停止工作的时候，在睡梦中，他们还是会被某一点被搞错了的幻觉骚扰。塞巴尔德在许多本小说里都感叹过这种写作诱发的忧郁。仍是《土星之环》，他借朋友米夏埃尔•汉布格尔之口，道出了这失望的另一层实情：“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人徒劳地绞尽脑汁，当被问起的时候，他不知道写作到底是出于习惯还是因为想出风头，或者因为没有学过其他什么技能，或者因为对生活感到惊奇，因为爱说实话，因为绝望或者愤怒，同样他也几乎说不出来自己通过写作是变得更加聪明了还是更加疯狂了。”而在那本《奥斯特利茨》中，主人公也强调了写作的疯狂：“那种借助一定程度的风格化的熟练技巧来说出一种观点的做法——现在在我眼里无异于一种彻头彻尾随心所欲的，或者说是一种疯狂的行动”。看起来只有这两种答案：忧郁，或者疯狂。在沉迷写作诱发的后果里，二者必居其一。

谈论梁鸿的《迷失》，却引出这么一段关于写作的反省，似乎是避重就轻。那么这篇小说的重心在哪里呢？梦醒的人试图叙述自己的梦，而做梦的人是一位作家，女性。她逃离乡村，也逃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为了自身的独立。她在异乡写作，截断回忆，讲述完全不同的人和事。然而，当她在梦中重返家乡，家乡的亲人与她虚构的人物却一齐对她展开了揶揄或沉默的反攻，而她只是感到孤立无援，以及羞愧。何以羞愧？因为姨妈的指责句句属实：“自己亲妈亲爹不管就不说了，亲儿子也不管，世间可有这种人？这就是你说的自由？我看就是自私自利。”至于做梦者的心思，在小说中也可管窥：她不敢将柔软的孩子抱入怀中，因为柔软就是一种依赖，“她不想形成这种债务”；在她的母亲生病时，她曾笃定要陪伴其度过最后的光景，可是两天不到，她就无法忍受地逃走了：“不是……我只是没法……没法承担……责任？”同样，丈夫为何对自己妻子的作为如此坦然，则是“她经过长期斗争而让丈夫记住的”。所以她也不愿向丈夫展示自己的爱，因为展示即是依赖，她无法忍受自己“陷进去”。所有这一切，家庭生活，人伦关系，最后都被她归结为契约：“她总和别人订契约。她认为应该这样。人之为人，第一条便是单独的个体。她强烈地要求自我。因此，她要求距离。当丈夫追求她的时候，她给他订了十项原则，第一条就是必须给她空间。她会随时离开，她需要独处。”

可能正因为此，这个做梦的人也和她虚构出来的人物签订了契约——但更像是浮士德与靡菲斯特之间的协议：一个靠在枣树上的女人、一个站在院子深处的男人、一个站在院门口的男人。他们是怎样的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这个做梦的人是一个反讽的存在：“你说你爱我们，你不厌其烦地描述我们，创造我们，你给我们安排各种人生，游历世界，并借此完成你对人性的探索——这是你常说的，天知道我一听见这句话就想吐”；“你热衷于塑造我们，你说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是自然界之所以美和充满奥妙的原因，可你看看，我们像什么？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美好的事物。”于是，这个做梦者进退维谷——进无法重返故乡，退不可得到靡菲斯特的谅解——所以认为世界只是在惩罚她。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看看她期待的独立是什么——一个长满荒草的后院，写字，休息，“想吃时吃，想睡时睡，想写时写，不想写时就看书发呆。她要一个人和世界相处。她要创造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她的”；“她常常不自觉地就泪流满面。她觉得她是大自然的女儿，心甘情愿被放逐在这儿，守着这大地的角落”。在后院荒废的菜地里，她发现了一畦畦空心菜，于是煮食，咀嚼这难以下咽的食物，“她觉得她是苦行僧，守着世间最大的秘密，她受的苦就是她的荣誉”。以我之见，这可不是独立，而就是塞巴尔德提到的那种疯狂，或者更准确地说：冷漠。

这个无名的主人公很像是理查德•耶茨笔下的爱米莉：“她想要自由，她一直把自己比做《玩偶之家》中的那个女人。”（《复活节游行》）与这位想要自由的做梦者一样，爱米莉也因为自己的冷漠，当姐姐萨拉向她求助时，只是虚情假意地婉拒了（或许这直接导致了萨拉的死），而当萨拉莫名死去后，她又会由于身份的迷失而费尽心思：“后来的几年里，爱米莉每次想到姐姐——不是很经常——她都会提醒自己她已经尽力了……还有谁能比那做得更多？”这两个人物大概都代表了作者对于“冷漠”的指认。《迷失》是一篇寓言，但它又是一篇关于恶的寓言。这种恶指的便是极致的冷漠，诚如爱米莉或做梦者为了享乐或“苦行”而弃绝一切义务，而这又远比承担本来无可承担、宽容本来无可宽容的处境更加恐怖。最后，重提里尔克在给卡卜斯的那封信中的论断或许不无裨益：“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与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是最高的工作，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写作也是如此：只有爱（而非虚无缥缈的独立！）才能完成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的一个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