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淡豹评梁鸿小说《迷失》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淡豹评梁鸿小说《迷失》。《迷失》选自《天涯》2020年第3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3期转载。

她在异乡写作——《迷失》中的女造物者

文 | 淡豹

近年来，社会政策与公众舆论场对女性和家庭的关系分别趋于采取社会功利主义和个体主义立场。前者指出提升生育率和家庭稳定性对GDP发展的贡献，女性稳定于家庭之中能够带来更多人的更大幸福，后者中出现了愈来愈强的来自年轻女性的声音，这声音指出女性独立和个体主权是更大、更优先、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善，其中也有人更激烈地将脱离家庭或亲密关系作为性别平等的前提，认为转到公共领域，尤其是职业场所和经济竞争中，女性才更可能取得独立的自我价值与自我实现。以上两种立场常常各自滑入强烈的道德主张，分别强调不同的公共性、不同的义务观，以致两种“理当如此！”之间的争论固然活跃，却往往并非一种交锋，而是自说自话，各自的音量逐渐激励出分别的团结，争吵得最激烈时变成一种“善恶之争”。

在具体生活中，类似各说各话的争论也发生在代际之间、不同的人之间。而对一个真实的人来说，内心的这种辩论，在风格上通常不同：它不是善与恶、正确与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它往往不是道德言说或者往往展示了道德演说的不充分性。它在辩论之前有长期的、生活经验带来的积淀，在辩论之中是爱与爱之间的斗争，在辩论之后往往难以得出答案，或往往难免长期的不安和痛苦——那种深藏的矛盾感，在《迷失》中表达为女叙述者四次感受到的能穿透记忆的强大“羞愧”。

《迷失》是一个梦中人的故事。她是女性，也是一位写作者。她在梦中开始怀疑梦，既是怀疑自己所做的梦、所处梦境的真实性，也是怀疑自己追求的那舍弃家庭（丈夫、儿子、女性长辈）、离开故乡（那熟悉的气味！）、在异乡独自生活（一个人不受打扰的伍尔夫之梦）、受文学的蛊惑而去（那虚构活动的危险！）、在文本写作中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新故乡的梦的价值。梦的形式并没有削弱她伦理选择的重大性，反而加深了她身处其中的那种十面埋伏的气氛，让她的恐惧更切近、她所受的诱惑更微妙。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家成为真实生活的隐喻，她所创造的人物对她的问题或许可以总结为“你凭何虚构？”这里的“何”是资格的问题，也是根据的问题。因此，伦理选择更加重大了：离开传统生活秩序的人，如何描写生活？当人不需要再依赖姨妈那温暖的具象肉体，是否人也就不再需要依赖真实，那么，虚构何来？女叙述者离开家，也离开现实世界，小镇的一边是她抛弃的家人，另一边是她虚构出的故乡人物，联手让她质问自己双重逃离的价值，让她想要试图重新感受真实——在这里，真实体现为一种生活的具体性。小说梦的形式和开放的结局更加重了答案的不确定性，梦醒不是结束，而是她这一生漫长追寻中的又一次自我提问、又一个未完成的步骤。

通过梦境，《迷失》拒绝对女性的自我追寻给出道德化的答案。它似乎在说，无论这场追寻中有多少叙述、多少感叹、多少与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它最终都必须也只能是个疑问句。因为当一个具体、真实的女性想要将“独立”“自由”“幸福”“自我实现”这些词落实于个体选择与生活道路时，什么价值主张都显得虚弱，她需要面对真正的拉扯。这拉扯考验着一个人身上并存的不同种类的爱，动人的是她取舍间的不舍，动人的是一个个体如何试图弥合几种价值主张，如何舍弃或遗忘某种主张，以寻找自己的道路，动人的是过去如何一次次袭来，缠绕着她，她所放弃的与她所创造的都拷问她。她质疑自由、质疑独立、质疑希望、质疑自己作为自我生活的造物主、又作为虚构世界的造物主这两重身份（也就是两种权力）的真实性与伦理意义。这些矛盾感，这些不安处，这些质疑间，就是文学的位置。

《迷失》中还有更复杂的性别关系和性别认识。“丈夫”把女人遗弃家庭投身写作理解为随“四眼男子”而去，知识呈现为一个男性化的形象。女人否认这一点，在她看来，写作并非顺从于另一种权力，而是追寻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她的新生活具有独立性，她是那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但同时，虚构对于她又呈现为一种性化的诱惑，对虚构世界的爱因之是肉体性的、具象的，是难以抗拒的迷人，她被虚构摄魂，也借虚构作品呈现她对于性和性别的判断。

如果把《迷失》和梁鸿此前的长篇小说《四象》关联起来看，就出现了一种女性声音和生命的复杂连续性。《四象》中四种叙事声音归属于梁庄四个以不同方式被尘世遗弃的人，其中有一位政治的长老，有一位宗教的长老，有一位自然之女，还有一位被现实撕裂的当代人，四声相逢，描绘四象，穿梭于历史，黑夜构造出白天，人间与地底若即若离。《迷失》继承了《四象》的诗意语言，它的叙事声音清晰、敏感、犹疑，来自一个遗弃了尘世的女性，在那自由又令她在困惑中陷入追寻的梦中，她有早抛在身后的家庭和孩子，这许多年中孩子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她无所知的生活。小说中出现了七次“熟悉”，而丈夫和孩子都多少像熟悉的陌生人、姨妈令她既亲且惧、虚构人物总带着危险来与她争斗，她最饱含爱意的是故乡风物的那种物质性，“麦子的清香，枣树的涩香，楝香的苦香”，还有荒草覆盖的大地气味，深埋在她的肉体记忆中——她就如同梁庄轻盈、纯真的自然之女灵子长大成人、走入当代。对自然、对植物的爱在这里成为对自由、对创造的爱的基石，它代表着对具体生活，一种“生机”的向往。而为追寻精神自我的实现，这位生命延长了的新灵子从生活内的普通人变成凝视生活的造物者，不再与世界以物质性的关系联结，而是以命名和词语描画一个自己对其拥有权威的新世界，不再是被尘世遗弃，而是遗弃尘世出走：遗弃家庭，到达异乡，也遗弃现实，到达词语。同时，虚构人物是故乡的使者，把她拴在故乡之上，她带着对自然、对自由、对生机的爱，是娜拉，也是子君，质疑“自由”“独立”的内涵以及人获得这些价值的方式：离开是自由吗？你所离开的是羁绊还是真实？你的独立中，有哪些你试图忽略的形象和要素总还是若隐若现？

在对“澎湃新闻”的答问中，梁鸿说，“我一直觉得，个人无意识的表达反而是更珍贵的，在某种意义上更能细致、准确地反映某种时代的存在形象”。从非虚构到虚构，梁鸿一直重视特异的生命经验，重视结构性的解释以及城乡、性别、地域这些差异性范畴的定义难以洞穿的那些微妙和复杂。梁庄确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中国在梁庄”如何显现和变异，那体现在对梁庄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轨迹和可能性的关照之中。在虚构中，《四象》让被遗忘的历史故人在今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重新构造当代，到《迷失》在关于女性生活独立、精神自由、以及实现方式的合唱中创造出特别的声部，这是个内部有多重声音、不愿作结的声部，它拒绝道德主义的一锤定音，不肯轻易附着于任何一种了断，而展现不断的回旋、不安的矛盾、持久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