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哲贵小说《仙境》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哲贵小说《仙境》。《仙境》选自《十月》2020年第3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3期转载。

一层隐形的写作之壳——哲贵《仙境》

文 | 左马右各

我相信哲贵在写作《仙境》这个小说的时刻已经是《盗仙草》中的白娘子了。只有这样了，他才能从自身分蘖出余展飞、舒晓夏，并赋予他们一部分自我的灵魂，才能让余展飞和舒晓夏各自演绎完成舞台上的白娘子，又回到自身现实，演绎属于他们的缠绵故事。其实，他们都隐身在一本折子戏内，只是在听到呼唤（现实中的锣鼓点像启蒙时代的雨点）的那一刻，才幡然醒来。这遗存着一梦千年的古典余味。而静下心来想，这本折子戏也像已传唱了无数年代，它也必将继续传唱至无数年代之后。那些敞开的心灵，也像今天的我们等待已久。如果我们相信永恒，那它就已是和永恒相关的事物了。不然，我们无法解释这样的事情。

余展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越剧《盗仙草》。戏并非初看，说不出喜欢，也说不出讨厌，但享受还是若有若无地填充过他的内心。但他在十五岁这年看过的一场《盗仙草》，却不一般，原因是：感觉彻底不一样了。他被戏中的白娘子给迷惑了，准确地说，他是被扮演白娘子的舒晓夏迷惑了。戏中的白娘子，“美得不真实，惊心动魄。”卸妆后的白娘子，却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姑娘，身体单薄，面色蜡黄，眼睛细小，鼻梁两边还有几颗明显的雀斑”。舞台上与舞台下的巨大反差，让是鞋匠学徒的余展飞执拗地生出想要演戏的想法。这个想法真理般简单实际，“她能演白素贞，我为什么不能演？”他回到皮鞋店，对父亲说：“我要去学戏，我要唱越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魔怔”一般只说这两句话。一心想让他学做鞋手艺的父亲终于妥协了，老鞋匠的朋友兼酒友剧团鼓手便出手帮忙。等见到启蒙老师俞小茹，余展飞的表现更是“出格”。这里有段对话处理，不妨引来。

“你为什么要学《盗仙草》？”

“我要演白素贞。”

“你为何要演白素贞？”

“我要《盗仙草》。”

“你为什么要《盗仙草》？”

“我要演白素贞。”

这是典型的车轱辘话，老师也被他逗乐了。这段对话镶嵌在文本中，读来有趣且颇具形式感，似乎很契合余展飞的少年性情。但细想，又觉作家是否在此介入过深？既然孩子有心，那就试试他吧。这一试便出机巧。上妆他就出彩，“好俊一张脸，好一个白素贞。”亮嗓便是“很温和的女低音。”有这两样做底，老师再看，他天生就“是个旦角的料哇”。余展飞由此便开始了有点冒失滑稽但也不无残酷的学戏生活。而他身体里埋藏的天分与潜质，也在学戏途中被挖掘出来。

余展飞果然不负老师期望，学戏两年后的“汇报演出”即惊艳舞台。这时，决定他命运的时刻也到了。他必须做出选择，是进剧团，把一生交给舞台，还是子承父业，进父亲的皮鞋厂做老板。他选择了后者。“你说做生意和唱戏哪个有前途？”在这一问面前，不仅余展飞的老师俞小茹不能做出回答，就是整个时代和社会也无法给出回答。其实这个问题是小说家提出的问题。他是在以问作答。时代的底幕把问题像句广告语一样打在现实世界的时空幕墙上，抬眼即见。

学戏几年，让余展飞和舒晓夏建立起一种既为师姐弟，又是舞台竞争对手，最后发展为没有身体欲望行为的情人（或是精神情侣）关系。这种关系停滞在一个微妙关口，悬浮在他们头顶多年，如俗语所说只差一层窗户纸，他们都差一点戳破它的微妙力量。他们各自建起排练厅，专门供二人排练《盗仙草》。余展飞的事业发达了，皮鞋厂变为上市公司，他就在自己皮鞋厂的顶楼，为自己装备了一个排练厅。此际的舒晓夏也因演出成就突出，成为越剧团团长。她也建起两个排练厅，一大一小。小的几乎专供他俩使用。他们既用彼此的相异在排斥中完成吸引，又在看似毫无障碍地接近中被一道天然屏障隔开。舞台不是生活，生活却是舞台。世界就如此诡异。早年，舒晓夏把身体打开交给余展飞时，在水到渠成的关键刹那，余展飞一句，“不能。”让所有可能戛然而止。等到余展飞向舒晓夏求婚，“嫁给我吧。”两人经过一阵求证般“你爱我”和“我爱你”的话语来往，最终却得出一个舒晓夏版的结论：“你爱的是白素贞，是舞台上的白素贞，而不是现实中的我。”

这无疑是闪电，它击中要害。“余展飞突然打了个哆嗦，一股冷气从头顶倾泻下来。”然后，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是舞台宿命，还是现实宿命，或者说文本宿命。都是，又都不是。

阅读这个小说，很容易被语言的节奏感带起来，像是字里行间都嵌入了锣鼓点的节奏。“一阵音乐涌进耳朵，那是锣鼓声，是密集如万马奔腾的行板。一听那声音，身体立即又起了不同反应。这次是热烈的，是滚烫的，是奔放的。他几乎要摩拳擦掌了。他听见身体里有开水沸腾的咕噜声，那是身体被点燃的声音，他要绽放了。”这节奏几乎贯穿整个文本，有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致密感，以致在阅读中，不得不一次次调整呼吸，避免产生精神窒息。

为了求证这种感觉，我找出之前读过的哲贵《在书之上》，又重读一遍。在那篇小说里，我没有读出《仙境》的叙事节奏。或许，某个小说文本的产生，在它的制就酿成过程中被秘密赋予了犹如神赐的特质默许，它才是这样，而不会那样。但把《仙境》这个小说置身哲贵的信河街系列，马上就看出某种富有意味的景观：他的信河街人物几乎都处在一种极致书写的氛围内。《在书之上》中王乐天、章小于，既有着类似于余展飞、舒晓夏性格中的秉异叠影。回头再来理解余展飞、舒晓夏可以几十年厮守在排练房内，男单女只，却不能走到一起生活，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信奉了一种写作的道德，更为可能是一种文本道德。这几乎是写作的秘密，也只有写作才能制造出如此技艺精湛又脱离想象维度的世间秘境。

余展飞的父亲死了，故事也在悲情中进入到叙事的高潮阶段。“余展飞想请越剧团来演一段《盗仙草》，他想用这种方式，送父亲一程。”他在情感上亏欠父亲。他没能让父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他完婚立家续嗣。“酒至酣处，差不多人仰马翻了”的时刻，有人知道余展飞早年学过戏，便起哄，让他来演一段。他是丧主。这登台之事原本可推脱掉的。但“听到锣鼓声后，余展飞身上肌肉已经抑制不住地兴奋，他感觉肌肉在跳动，在喊叫，在沸腾，发出吱吱声。”这一连串物理反应，让他的“身体已飞翔在半空，哪有不演之理？”他上妆了。他登台了，他不再是余展飞，他是白素贞了，现实中的悲伤隐形了，他被戏中的人生招引走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消失了，舞台世界与人间世界的界限模糊了。仿佛它们在作家的叙述中达成默契完成了彼此的交予融合，自结一体。“舞台上只剩下两个白素贞。她们舞出的枪花将身体团团围住，成了两个既统一又独立的球体，发射出一道道让人睁不开眼的金光，既真实又虚幻。”

舞台上只有白素贞。没有余展飞、舒晓夏。且不是两个，只存一个。

这时，我又想起哲贵的另一篇小说《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篇中主人公梅巴丹用黄杨木雕刻了一辆小汽车，就开到街上；雕刻了一匹木马，就骑到街上；她还雕刻了一只小木舟，准备航行出海，但失败了。有一天，“梅巴丹一身白衣，骑在大鸟上，绕信河街上空一圈，然后朝东飞去，再也没有回来。”那是一只黄杨木雕刻的大鸟，但它的翅膀却是文本的，也是神赐的。信河街上从来不缺少这样的传奇角色和秉异之人，余展飞、舒晓夏作为一体两面的文本人物，自然也具有这样一身既神秘又自然的衣钵。

这一点都不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