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融合 | 思南文学选刊 · 概览

《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2期已于近日出版，本文为评论家刘大先对《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2期的阅读印象。

文学的融合——《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2期概览

文 | 刘大先

詹金斯敏锐地对媒介融合时代的融合文化做出了判断，这种文化显然会辐射到文学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南文学选刊》所做的尝试不是已经被我们滥用的“跨界”，其实是文学的融合，常规的文学体裁与风格固然在惯习中持续，但许多可能不被视为“文学”的文类也纳入了进来。

所以，最先引起我兴趣的倒是“边界”栏目。很多人对C.S.路易斯的了解可能仅限于《纳尼亚传奇》，但他更主要的成就其实在文学批评和哲学。《中世纪人的想象和思想》打破了无数通俗历史所描绘的关于“中世纪”的刻板印象：封闭、黑暗、僵化并且独断——这种印象更多是人文主义者塑造的。他让我们看到“中世纪人”与“野蛮人”“现代人”之间在想象与思想上的断裂性与连续性：他们的宇宙论既非“元逻辑”的狂想，也没有被现代工具理性主宰，而是古代思想松散的接受与当世观察思考的结合，形成了足以对情感、道德、欲望和感觉系统产生整体性影响的复杂世界观，并开启了向启蒙主义演化的门径。它综合了哲人、智者、民间传统、牧师、神学家、诗人、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的一般观念，让现代学科的后设式理解变得无效，从而成为一种叙述“模型”的综合，而那些来源不一的叙述在路易斯那里是等量齐观的，因为人的理性认知总是有限的。路易斯显示出开阔而驳杂的认知来路，这从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来，他言简意赅地勾勒了从古希腊到埃及再到伊拉克又重返欧洲的学识流变路线——这一点，后来伯纳德·路易斯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同时他也注意到北欧和西欧后发地区的文化影响，让我想起马丁·贝尔纳颠覆式的论述，以及一个朋友近期正在做的《圣经》研究，他从加利利海——红海——地中海勾勒了欧洲文明的另一条脉络。所以说，精妙的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启示性，而非某个暂时性的结论。

《理想城市：搬演上帝的画家》是一个有趣的文本，它的有趣建立在充满内在张力的叙述上：它对迷狂和浪漫主义式的天才论不屑一顾，而强调冷静的理性和精密的数学对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决定性，但使用的却是一种缺乏逻辑实证的方式。为了证明这个观念的正确性，他不惜遮蔽了彼时文化的复杂腠理，甚至对中西文化的区别也采取了一种大而化之的概括。因为，如果按照文本的说法，常州的淹城、特克斯的八卦城、北京的紫禁城同样是“理想城市”，它们可能并非艺术的言出法随，而是权力与功用的道成肉身。因而，不能用学理的眼光来读这篇东西，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文学”去看，它的偏见以及由此引发的读者论辩冲动，可能就是它较之于正确而乏味文字的意义所在。

“对读”中是两位历史学家的不那么“历史学”的作品。历史学家谈美食，因为追根溯源的积习难改，往往涉笔成趣，比如逯耀东的《寒夜客来》。但《从俄罗斯菜谱说起》，如同松田寿男自己所说的，是借用食物来讲述东北亚与中亚的历史，并非个人趣味。他的观念明显有白鸟库吉的印记，可能某种程度上还颇受和辻哲郎风土说的影响，因而我们要原谅他的平朴素淡。他对苏联饮食中乌克兰系统占据主流的说法令人服气——直至今日，北京最出名的俄罗斯菜依然是以总统牛肉（可能就是斯特洛甘诺夫的变体）和罗宋汤为著的基辅餐厅。不过，由于对民族人群的本质化理解，以致他忽略了绿洲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彼此转化与历时流变，这一点在抓饭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回鹘人、乌孜别克人、塔吉克人直到吉尔吉斯人和土耳其人，几乎没有差别。

罗新《撒马尔罕纸》并不是要考证撒马尔罕纸是否传自中国——虽然他可能不无怀疑，而是要讲述历史学上的一个恒久的故事，即历史永无可能还原，我们能接触到的只是历史的记录和残片，所能做的只是历史叙述——这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题中之意。当然，历史叙述也分为经过逻辑论断的证信和向壁虚构的捏造，历史实在论与历史建构论在叙事转向之后，有融通的趋向，比如鲁尼亚近年来的讨论。

“随笔”中的《托马斯·曼：被传记者追逐的退场》显得颇具学究味。托宾以一个学者的耐心细读托马斯·曼的传记材料，又以一个作家的敏感进行判断：一个伟大灵魂可能包含着的卑微肉身，一个公共性个体所隐含着的隐秘本源。虽然我并不认为他那沾染了身份政治执念的看法十分准确，但他的解读无疑是学院专家不会特别在意的那种琐碎、小题大做、偏执而又不乏洞见的“文学”的——没有被思想、政见或者形式化的迷恋所置换。

《康科德往事》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咏怀古迹”。一个地方需要历史与人文的积淀，才能成为有意义的空间。许多年前，我曾经在一次到波士顿的短暂旅途中去过康科德，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但在张惠雯的笔下，它却是一块“圣地”。那里从19世纪3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爱默生为中心的文学圈子，比巴黎左岸文人群体、剑桥-布鲁姆斯伯里的文人圈、北京的京派沙龙还要早许多年。当然，文中除了对爱默生和梭罗的个人主义略有点染之外，对于霍桑、奥尔柯特、钱宁这些人好像停留在行状勾勒之上，不过倒是不由让人想象“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的话题。

顺着美国文学史的脉络，转入“重温”栏目中的《人人怀孕的年代》。厄普代克用俭省的笔墨，给二战后的美国“婴儿潮”时代提炼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意象，那个时代的情感结构被描绘为既充满恐惧有心怀感激。一切欣欣向荣地孕育生长，未来虽不可知，但充满信念，正是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克林顿时代之间普通人的面目与风貌。当物质与消费的狂潮席卷而来，人们往往会被历史的氛围感染而乐在其中，看不清或者根本不愿意去看清历史无动于衷的面目，连怀旧都是清浅而温馨的，因为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并非永世长存。

看完“泛文学”，或者已经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我们来到这一期的“叙事”。《月光宝盒》看上去像一个陈旧的苦难叙事，但是中间偶尔崭露出奇崛的峥嵘，到结尾我们发现它是在书写一种执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说。《逃逸》的结构花了心思，也因此很难填充由于叙事速度所带来的大跨度时间中的空虚，不过这是一个“好看小说”；《舞者》似乎要呈现某种状态，可以视作都市男女的浮世绘；《海钓温柔》带有地方性意味的海钓描写，兼及改制后工人的生活状态，令人兴趣盎然，如果不是机械降神式的结尾，简直称得上佳作。《薪水先生》与《温温恭人》的情感是潜流暗涌的，只不过一个以行动一个以心理表现出来，它们都非常细腻，甚至到了需要读者屏息凝气的程度。它们都很文学，几乎太文学了。不过，这样也好，构成了与前述不那么文学的文本之间的内在张力，让一个刊物变得跳脱而富于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