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品读 | 林国华：天文学与灵知传统

刊于《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1期

莱米·布拉格的启示

2015 年寒假，我读了法国学者莱米·布拉格（Rémi Brague）的《世界的智慧》，深受震动。在此之前的2000年间，波士顿大学的斯坦利·罗森教授（Stanley Rosen，已去世，曾任美国形而上学会主席）推荐我拜访过布拉格教授。在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办公室，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我已经记不起来谈话内容，当时我对他的唯一认识就是他惊人的博学。临别时他送给我两篇即将在法国刊发的论文抽印本，一篇是对中古伊斯兰战争观念的研究，另外一篇评价了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研究遗产。当时我没有能力进入那两篇文章涉及到的深渊般的世界，现在恐怕也没有。但是，现在我至少能够意识到，当年曾经和我面对面谈天的是一位当世重量级大学者。——事实常常就是这样令人沮丧，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你身边活着，他思考着的问题对你的人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你对此却毫无感知，任他无声走掉，仿佛你们处在不同的宇宙里，彼此如幽影。像布拉格那样同时拥有深不可测的博学、敏锐的洞见以及精雅的文字能力者，在当代欧洲寥若晨星。

《世界的智慧》中译本于2008 年出版。对我而言，它打开了一条通往古代天文学和灵知派文献的幽深小径，灵知传统给我尤其奇幻的体验，我甚至尝试把它理解为一种怪异的天文学，或者一种反天文学、古典天文学的反题，它好像是一支来自天外的力量，对支撑着古代欧亚大陆神学—政治秩序的宇宙骨论架提出质疑、挑战甚至予以毁灭性的拆解、居心叵测的利用、滥用和打击，并发出最后的逃离诉求。灵知传统是古代最大的异端，甚至被基督教父视为所有异端的源头，它尤其攻击了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神权帝国共用的、占支配地位的托勒密体系所构造的那个美轮美奂的天球秩序，它被灵知传统视之为幻相和感觉的诱惑，但却是基督教正统神义论与希腊自然秩序观念的基础与前题，在近代早期，由于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发起的天文革命而彻底坍塌。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天文革命的天才延续并确证了古代灵知异端的洞察和野心，二者结成了有趣的联盟，“革”掉了中古基督教（天启律法）与古希腊（自然理性）在尘世结成的律法秩序联盟的“命”。这场反宇宙、反律法的异端革命跨越千年，最终在近代引发诸多连锁“反应”（reaction），仿佛一场海啸，从风暴中心开始向大海外围蔓延，波及神学、科学、政治、道德，直至蜷缩在内河小溪阴凉处的极为私人性的生存体验，后者在猛然惊觉之下爆发出原始的生命反应，迎着绵绵而来的涟漪，逐渐演化壮大，直到与外海的潮水联合一处，向大海深处的暴风眼反扑回去。在此，回想一下帕斯卡尔是有意义的。他那句“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恐惧”（Le silence éternel de ces espaces infinis m'effraie）就是起始于一个芦苇一般脆弱的人在天文革命大潮来袭之际的私人感受，最终演变成欧洲近代精神状况的提示词。列奥·施特劳斯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现代性的三波大潮”，它所描述的也正是上面这个连锁反动：古代自然秩序的坍塌首先引发“霍布斯”的反应，后者再引发“卢梭”的反动，“尼采”最终再反卢梭。——每一代反动派既是对前一代的反动，但同时又与前一代共享根本的前提与基础（即古典自然秩序的坍塌），正如被风暴中心搅动的狂暴的海面上，所有浪潮和乱流之间虽然互相撞击，但都受动于来自中心的巨力所驱动，位居中心的巨力就是帕斯卡尔感受到的恐惧。近代所有意义上的“反动派”，他们动荡不安的心灵都感染着帕斯卡尔表述出来的产生于遥远星际异动的原始恐惧。近代世界（尤其是欧洲）都可以还原成这样一幅被潮水席卷的历史风景画，画面最普通的主题自然是海难和沉船。这正是马克·里拉这本新书标题采纳的象征元素：反动（Reaction）和海难沉船（Shipwreck）。事实上，由各种悲惨的“反动”故事（激进的或者是保守的）构成的近代欧洲思想史是里拉一直在不懈追逐的主题。近代天文科学革命与古代灵知天文神学（姑且如此称呼吧）之间的交集与共识让我惊讶万分，既有的知识累积和学说链条发生松动、断裂甚至坍塌，我不得不进行重估和重组。一年后，我向里拉谈起了这次奇妙的阅读经历，尤其提到莱米·布拉格，他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让我既意外又惊喜，开篇这样写道：

“莱米的书给我至深印象，他的‘声音’帮助我在《夭折的上帝》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其实，我正在写一本新书，为此，我已经开始重读他了。当你说几乎在所有思想的核心地带都能发现灵知主义的时候，你绝对是正确的。丹尼尔·贝尔是第一个对我这么说的人，他在三十年前督促我研读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约纳斯（Hans Jonas）以及其他人的相关著作。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宗教学者不喜欢‘灵知主义’（Gnosticism）这个词了，他们过多地纠结于这个古代异端的各种历史变体而不能自拔，直至视野萎缩，看不到约纳斯等人谈论的其实是一种人类心灵的体验结构，它为众多小教派分享，并戴着现代的面具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上。”

《夭折的上帝》是里拉上一部著作，中译本在2010 年出版， 讨论了灵性秩序和尘世秩序在近代早期的不幸但必要的分离（霍布斯），以及后来主要是德国新教自由主义传统的曲折反应（反动）。在那本书里，灵知论题已经开始得到密切关注，这使得那本书呈现出浓重的神学元素，与里拉之前的著作有明显差异。

灵知传统

我们在接下来的通信围绕着灵知传统及其相关问题展开。里拉告诉我他的授课和写作计划：蒙田课程年前结束，他目前正在讲帕斯卡尔，但准备用不同的方式把克尔恺郭尔加进来再讲一次；卢梭的课程也已经结束，这是他一再重复的课程，最近一次的课堂文献增加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里拉向我强调，“非同寻常的悲伤”。蒙田、帕斯卡尔和卢梭的课程结束以后，他将开始讲尼采和弗洛伊德，所有这些课程都归结在“现代自我”（Modern Self）的主题之下。里拉从他的课程阅读文献里挑了几种文本推荐给我，其中除了已经熟知的伪狄奥尼修斯的《论圣名》、迈斯特·埃克哈特的布道集选读、库萨的尼古拉的《论有学识的无知》之外，赫然还有1375 年问世的旷世奇书《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一本基督教新柏拉图神秘论传统的匿名书册，共75 章短论，用中古英语精纯解说古代灵知的神秘智慧）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赫尔墨斯教文存》（Hermetica），它诞生于“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神秘主义启示传统的“圣经”，被认为是灵知教义的原始来源文献之一。

从里拉这份讲课计划及其这部分书单中，一以贯之的灵知线索赫然可辨。他似乎已经深入古代灵知荒原的腹地，而且也在蒙田、帕斯卡尔、卢梭、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纠缠于“现代自我”议题的写作传统中确认了它的现代回声。这个传统可以耸人听闻地命名为“灵知的复仇”。我曾经在一份晚近外语文献上看到过这个概念（Gnostic revenge）， 它的思想内核早在上世纪初已经被海德格尔的学生汉斯·约纳斯在其长篇博士论文《灵知与晚古精神》（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 1934-1954）中得到过才华横溢的陈述。所谓“灵知的复仇”，用最粗糙的表述就是：一种被“文明正典”长久压抑迫害而隐匿地下的古代异端“负典”在现代破土而出，对已经在摇摇欲坠中的“正典秩序”实施报复反击。这里的“正典秩序”指的是以希腊理性传统、希伯来律法传统和基督教福音传统为骨干的欧洲文明大统，三种传统的教义在各自的原教旨状态下几乎南辕北辙、不共戴天，但在终点部位却有着根本的共识，那就是与尘世和解、占有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以稳定的秩序，为此目标，三大传统发展并共享了一系列复杂的子教义，比如它们都一致认定这个世界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美的、符合理性的；它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确认它是好的，并得到了上帝的契约和祝福；它是上帝实施拯救的发生地，拯救不仅关乎灵魂，也关护身体和尘世，所以，世界最终要被神圣化，等等。总之，所有这些教义可以粗糙地概括为一句话：这个尘世是宜居的，世界为人而造，人为世界而造。这种关于世界图景的形而上学教义继而又鼓励了种种道德和政治理想，比如人是政治的动物、朝向尘世生活的德性培养、对律法和正义的热心、爱上帝（他是世界和人的创造主）、爱邻人、爱自己（禁止自杀）、作为圣事的婚姻与繁衍以及朝向文明民族的启蒙，等等。这是一种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中间柔肠百转、无比纠结的理论，既可以说是一种戴着二元论面具的一元论，也可以说是被一元论克服的二元论，它所有的秘密和难题在基督教阵营提出的“道成肉身”理论中达到最复杂、最高超的保存和表达。

在我看来，与世界和解的愿景（一元论）是欧洲“正典秩序”的基本目标，与世界保持二元距离和紧张则是这套秩序的驱动力。从欧洲文明演变轨迹来看，一元论显然逐渐占据上风，对世界的贪恋与依附逐渐成为欧洲生活的优选状态，并被固化为理所当然的样板，相应的，时代的理论家们习惯于从“爱世界”的单一角度向人们提供政治与道德方案，而二元论图景则逐渐向欧洲人封闭。当前的欧洲，尤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法国，正在无比精确地图示着这一不幸的趋势。在《搁浅的心灵》最后一章，里拉以巴黎恐袭事件为契机，借用当代一部深刻的政治预言小说《臣服》，解说了法国的政治和道德状况及其可能面临的命运：欧洲文明根基之处的二元张力中的灵性维度发生断裂，尘世被过度地贪爱，世俗化、多元主义、毫无原则的宽容理念正在啃噬文明的肌体，野蛮人仍然被不加区分地美化为“高贵的野蛮人”，法国人的肉体和意志正在趋于松弛、享乐、醉生梦死，再也没有力量去承载马丽娜·勒庞提出的救国方案，因为她的方案旨在让人们重新紧张起来。里拉非常推崇《臣服》这部小说，将它与托马斯·曼的《魔山》和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相提并论，因为它延续了“欧洲文明衰亡”的伟大主题，但却有着一个对当代欧洲人来说无比切身、痛苦但又难以启齿的角度。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探索了欧洲“正典秩序”由于失去灵性秩序的制动力，以至于在一元论道路上脱缰狂奔并发生解体的另一条可能途径、欧洲文化悲观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情节精彩，意涵更加隽永。

马西昂

相较于正典秩序提出的与世界和解的教义，灵知传统作为古代头号负典异端，提出了一系列正典的“反题”（antithesis），作为自己的基本教义。“反题”正是灵知传统最深刻的领袖马西昂（Marcion of Sinope）使用的核心概念。马西昂，一译“马克安”，早期基督教会领袖、大富豪、灵知派独辟蹊径的思想家、圣保罗的精神传人。——我认为他是圣保罗最忠诚的、最纯净、最不妥协因而最危险的精神传人，由于他把基督教义予以灵知化，亦即趋于极端的二元论，放弃了对尘世的拯救诉求（其实就是占有和统治诉求），而被正典领袖列为异端。我们知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正典基督教是在对几个大异端的斗争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而且，斗争也包含了学习，因为异端之所以是异端，在于它看到了可怕的真相，拥有卓尔不凡的思想，这都可以被正典教父善加利用。在所有异端中，马西昂份量最重，而且他也是最让正典教父惊怕和受益的异端。

早期基督教关于正典与异端的争论异常复杂，但统领所有争论的其实只不过寥寥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处理犹太教遗产？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解释《旧约》？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诉求与基督教福音理想格格不入，但律法诉求背后的对世界的肯定又是基督教“道成肉身”理论不可或缺的元素。截然相反但又丝丝相扣的两套学说构成了宽广的理论光谱，也造成了巨大的解释空间。马西昂所有的学说都建立在细密的圣经文本解释之上，这使他和灵知传统其他分支完全区分开来，如瓦伦廷派、摩尼教、中古保罗派、鲍格米勒派，后面这些分支大多以凭空建构天马行空的神话体系甚至粗俗不堪的神秘仪式而著称，学说往往有流于庸俗化、大众化的危险，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灵知”（Gnosis）的精英本义，即通过神秘的知识谋取灵性的拯救。灵知的原旨并不是仪式性的宗教实践，而是一条高度哲思化的理性道路，所以我们在古代灵知文献中竟然发现了一段柏拉图《理想国》的对话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灵知学说可以被视为柏拉图学说的神秘化，这解释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古代晚期大规模入驻灵知传统的根本缘由。这种状况在灵知传统的犹太分支（喀巴拉）中得到更清晰的表现。

秉承灵知传统的精纯原旨，马西昂拒绝了神话和秘仪这类容易引发拜物堕落的异教技艺，转而采纳“经典与解释”的路径，也就是精心注疏《圣经》原典，去芜存菁，为灵知传统奠定大义原则。此举在灵知派中最具精英品质，这也符合灵知派的本来含义：通过更高等的知识求得小范围的救赎。马西昂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圣经》解释学家，他通过艰苦卓绝的解经行动树立思想教派的行动也被他的敌对教父所采纳。在这个意义上，在对通过知识获得救赎的强调这一意义上，灵知传统毋庸置疑具有希腊品质。

如果说灵知传统拥有两个极点，一个是庸俗不堪的大众化神棍邪教，另一个就是最具理性思辨气质和重度精神洁癖的神秘知识论，而马西昂占据的就是后面这个极点，他的存在标识着灵知传统的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这一点是所有后来大众激进灵知主义运动理论家（本书“从毛到圣保罗”一章对此有专论）所忘记或者不屑于顾的珍稀教诲，他们造成了“灵知”（gnosis）一词被严重污名化的不幸局面，以至于以批判灵知为己任的沃格林（Eric Voegelin）竟然写了八卷“政治观念史稿”，为的就是能够浸泡在灵知污水中享受批判的狂欢。——What a taste！沃格林终生研究灵知问题，却终生不愿正视马西昂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的稀有回声！沃格林的问题意识值得专门讨论，里拉在《搁浅的心灵》中有一章简单分析，后面我会再回到他，此处不多论。下面我接着前面的线索把有别于正典秩序的负典异端简单介绍一下，尤其看一看马西昂的学说。在鱼龙混杂的灵知派理论迷宫中，唯此人卓尔不群。

再论灵知传统（兼论近代天文革命）

前面提到，灵知传统是作为负典异端出现的，它针对正典秩序的命题（thesis）提出截然相异的反题（antithesis），两者立论之间落差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比如，一个按照理性的自然法则而运转不息的恒定宇宙（cosmos）是正典秩序的基础，正像这个希腊词的丰富语义所提示的，这个宇宙是美的、稳靠的、有智慧的、甚至是正义的，它里面不存在偶然的异质元素，也没有不可索解的类似深渊一样的可怕地貌，它是一种有限、完美、可知的秩序，由于其可知性，它作为秩序的模范向人类开放、供人类探究、效仿，为人类政治和道德生活提供终极自然法理念支援，大宇宙（Macrocosmos）和小宇宙（Microcosmos）之间可以完美接轨，《蒂迈欧》和《创世纪》甚至更进一步指出，这个宇宙出自一个神圣的造物主之手，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在宇宙这个巨大的创造物中植入了善、智慧、灵魂，宇宙因此而无限趋近于被圣化的尊贵地位， 而人类则可以通过模仿宇宙而同样跻身神圣的境界。总之，如前所述，正典秩序的全部论证负担和论证野心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个世界是宜居的，世界为人而造，人为世界而造，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诗意栖居，他们甚至被许诺可以化身与这个美轮美奂的秩序结为一体。

作为这种高度尊崇宇宙和人的地位的理论反题，灵知传统对人与宇宙实施了无情的贬低。结果，在灵知理论体系中，所有依附在古代宇宙骨架上的优秀价值遭到奇妙、剧烈的重估和颠转，以至于有惊叹道，“灵知派是解构的开始，也是最有力的解构”。其解构烈度，在我看来，不逊于甚至远远超越我们时代的价值重估师弗里德里希·尼采， 而可以跟近代天文革命的那一代天才比肩。古代灵知传统和近代天文革命都以解构古代宇宙秩序为使命，二者差异在于，在灵知传统那里，古代宇宙体系本身尚可得到保留，被解构的只是被正典秩序的辩护士们附着其上的肯定性价值；而在近代天文学这里，那个古老的宇宙体系本身遭到了毁灭性的解体归于零。古代灵知神学家和近代天文革命家形成了一道跨越千年的统一战线，这毋庸置疑是最强大的负典战线，在他们的打击下，那个据说按照完美的理性法则永恒转动的宇宙天球被颠转了。这个战线堪称最大的反动派，星际规模的反动派，也称得上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波真正意义上的反动派，之后的所有反动风潮几乎都是对这第一波的再反动，而且都带有一种可辨识的标志性动作：试图追回、修复并且重新栖居于那个被贬低、被根除、已然烟消云散于让帕斯卡尔惊怕不已的无限空间（space）中的宇宙家园。

近代天文革命与古代灵知传统的联盟是个奇妙的论题，但与这篇序言的论题关联并不大，不再讨论。——里拉教授的触觉似乎迟迟没有延伸到这个方面，尽管莱米·布拉格的著作已经给出足够提示。下面我仍然回到灵知传统对古代宇宙秩序的消极评价这个论题上，以简洁的语言做出进一步澄清，为最终进入里拉的作品铺陈最后一块背景拼图。——

灵知传统的反宇宙视野来源于一项天翻地覆的神学革命，这场革命把该教派的二元论立场表达到了极致：他们在造物的神和他的创造物（宇宙和人）之上设想了另一个神！这个上面的神才是作为一切积极价值（圣光）来源的真正的神，但他从来不曾创造过世界，他和世界的关系是淡漠的，世界是出自下面那个造物主的创造，他有很多同伴，都被视为低等级的神，对居于他们之上圣光秩序充满嫉妒，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为的是用低级的物质肉身封禁从上层世界沉沦下来的圣光（灵魂），他们创造的宇宙，是一座巨型监狱，饰以美轮美奂的宜居装修和法则，辅以雄辩的道德和政治教化，以此为诱惑，阻止圣光向上逃脱，他们是世界的暴君和掌权者（archons），世界成为圣光的磨难地、十字架苦路的短暂驿站，《纳各-哈玛狄灵知派经籍》（The Nag Hammadi Scriptures） 中一份文献写道，痛苦（ponos）和恐惧（phobos）是世界的原材料，邪恶的造物主用它们笼罩着一切，这个出自低等造物主之手的世界其实“不适合居住”（anoikeion），这个希腊词的本意是不熟悉的、陌生的，它提示了灵知教义最基本的世界体验，即陌生化和异化的感受，这个糟糕的世界——“造物主可憎的监狱小号”——配不上“我们”，“我们”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异乡人和局外人（加缪和卡夫卡的议题）。这种灵知感受和斯多亚派——古代正典宇宙秩序最后一抹余晖——形成异常尖锐的对比，后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感到陌生而试图逃离出走的人都是恶人，是应该被羞辱与憎恨的人， 智者、有德性者和好公民都会不由自主地爱恋这个世界，用知识、事功和德性服务这个世界，增进这个世界的智慧、良善和荣耀。灵知传统则根据其陌生化的世界体验原则，把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想象为一系列消极的意象，如恐怖的噩梦，被抛弃——灵魂被抛入尘世，就像流产的胎儿被抛入无形的虚空（海德格尔的议题），还有巨大的海难——灵知传统的摩尼教分支认为，世界因为遭到巨大海啸的冲击而发生可怕的海难沉船事故，这正是里拉这本书的标题“shipwrecked mind”（遭受海难的心灵）的题中之义，也是《鲁滨逊漂流记》的“反宇宙”背景。所有这些意象一致表明，世界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栖息地，人也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被创造，人对这个世界来说过于高贵，世界配不上他，他是暂居其中的宇宙难民。《纳各-哈玛狄灵知派经籍》中有一份文献（《使徒彼得致函使徒腓力》）从这种糟糕的存在体验出发，将灵知派的拯救诉求分解为几个紧迫的议题：

“我们何以滞留在这个所在？

我们是怎么到达了这个地方？

我们怎样离开？

我们怎么才能获得勇力的威势？

为什么那些权力与我们为敌？” 

这几个议题和灵知传统著名的教义问答形成严密呼应：

“我们过去是谁？

我们现在变成了什么？

我们过去在哪里？

我们现在被抛向哪里？

我们正奔向什么目标？

我们凭借什么被拯救？

什么是繁衍？

什么是再重生？”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灵知传统就是围绕这些问题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对这些根本议题的疑惑和沉思构成了灵知传统的全部内容。如前所述，灵知传统的缔造者们拒绝采用秘密仪式，也不设规章律法，没有狂欢，更漠视事功，他们纯粹被一系列“生存论”问题所吸引，堪称最早的“存在主义者”。对他们而言，从提出上面的问题并开始沉思的那一刹那，拯救就发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灵知传统并不是宗教性的“教派”（sect），而是地地道道的希腊式的学派（school），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被永无休止的悬疑（aporia）、提问和好奇心所驱使。在这一点上，只有苏格拉底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不同之处在于，苏格拉底的好奇似乎是一种自由乐天的孩童般的好奇，他像拉伯雷一样，笑着、闹着，如世界赤子，在宇宙大化中飘然走过，而灵知传统的好奇、求知和思辨却浸染着“存在论”的悲苦和紧迫，他们是宇宙的难民，急于逃离这充满敌意的世界监狱。通过提问和沉思，苏格拉底最终将留在这个世界上，而灵知们则飞越而去。——这里，我们遇到了两种知识，一种知识试图论证世界的可人宜居，劝服人们走进世界中去，另一种知识则致力于揭示世界是何等不堪忍受，宇宙与人是何等地互为反题（antithesis）。

汉斯·约纳斯非常精当地观察到，灵知传统在世界之上（supra-mundane）和世界之外（extra-mundane）构想了一个神圣秩序，它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是反世界（contra-mundane）、反宇宙（contra-cosmic）的。记住这几个关键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沃格林的批判事业：他无情挞伐的灵知全都带着一个可耻的修饰词——“intra-mundane”（世内的），那些致力于贪恋世界、占有世界、统治世界但最终被世界席卷而去的堕落的灵知。我想引述汉斯·约纳斯一段话作为灵知体验的总结性描述：

“灵知派的神不仅是在世界之外的以及超乎世界之上的，而且在其终极意义上是反世界的。宇宙和神之间的高贵的统一体破裂了，两者分类开来，其间裂开了一条永远不能完全愈合的鸿沟：神与世界、神与自然、精神与自然、都分离开来，彼此疏远。……人与世界也是彼此疏离的。……有一种基本的体验，就是人与他所发现自己暂居的世界之间有一道绝对的裂痕。希腊思想曾经是人归属于世界这一观念的伟大表达，并且通过那滋养爱的知识的努力增强与自然秩序中一切类似存在的亲密感。灵知派思想的产生则是因为痛苦地发现人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以及人的存在与巨大宇宙之间的极端相异性。这种二元论情感是整个灵知派的根本态度。”

古代灵知传统有众多支派，各派有各派的宇宙论故事，但上面这段情节是所有支派都采纳的通行教义。这个情节的关键在于人类模棱两可的地位：他的身体属于低级世界的物质性元素，但他的灵魂来自上层的圣光秩序。这引申出两个革命性的结论，第一，作为创造物的人比他们的创造主更尊贵、更神圣；第二，上层圣光秩序必须发动拯救行动，把失散在世间的圣光微粒收回来，这是一场“救神不救人”的拯救行动，换言之，按照灵知传统的原教旨，拯救行动既不是在普世范围展开，也不触及物质宇宙层面，它丝毫不存在圣化下面那座低等宇宙—监狱的意图。——几乎所有灵知分支都分享一种末世论的宇宙论愿景。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无比奇异的组合。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仍然参考于约纳斯的精彩分析：

“传统宇宙论的球形构造得到了保留，但是，以前它是把神包含自身在内的，而现在它却把自己封闭起来，无可挽回地把神留在它的外面。以往，天体代表了宇宙最纯净的神性，而现在它们却最有效地把宇宙与神分离开来。它们把这个受造的世界封闭起来，使之成为那些陷入到这个体系中的神圣光粒的监牢。我们能够想象灵知信徒在仰望星空时的感受，它的光辉在他们眼中是何等邪恶，它的广袤无限与刻板不变的运行轨迹是何等可怕，它的沉默无声是多么残酷。……整个灵知派的宇宙观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末世论的：如果这个世界是坏的，那么就有处于世界之外的善良的神；如果这个世界是一座监牢，那么必定存在另外一个真正的故乡家园的世界；如果人是这个世界的囚徒，那么就会有逃离这个世界的拯救。” 

灵知的拯救行动始终朝向世界之外，他们没有“救世”思想，他们对世界没有兴趣，世界只是一座巨大的监狱，当所有的灵魂圣光收集完毕并安全传送到天外故乡之际，下面这座邪恶的监狱将轰然崩塌，归于永恒的虚无。这就是灵知传统的末世宇宙论图景的最后一帧影像，这也是圣约翰在帕特摩斯岛上看到的异象，它记载于犹太-基督教经典最具末世论品质的《启示录》中:“我看见大地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有一条大红龙，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宇宙崩塌的图景，这是末世论的宇宙论的奇异之处：拯救竟然以一种普遍的毁灭表现出来。《启示录》最后以“新天新地”的意象结束：“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需要留意的是，这个“新天新地”是纯粹的犹太思想，灵知传统从未有过类似主张，在灵知派眼中，宇宙始终是低等神的创造，星空始终闪烁着恶意的光，自然法则始终是世界掌权者用来监禁圣光的邪恶律法（灵知派借用斯多亚派的概念“黑玛门尼”【Εἱμαρμένη】即“命运”来称呼之）。灵知派看到的星空不是康德头顶的星空，他们对天体和星辰的评价很低，对圣化宇宙没有兴趣，这是高度精英化、神秘化的古代灵知区别于沃格林大加挞伐的堕落的现代灵知（物质进步主义、世俗性的政治弥赛亚等等）的关键所在。 

以上是对灵知传统的神学-天文学革命的简单陈述，其神经中枢就是“两个神”的学说，两个等级的神被确立，其中低等级的神创造了邪恶的宇宙，高等级的神则居于宇宙之外，我姑且分别称之为 “天下秩序”和“天外秩序”，前者是正典秩序，属于地球土著，后者则是宇宙难民发起的负典的挑战。如果说正典秩序是一种立基于大地的“天下秩序”，那么异端负典贡献的则是一种“天外秩序”的视野，天外秩序在与前者构成二元紧张的同时，也不断与前者接近。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圣约翰说“道成肉身”，在形式上看都是这个意思。前面有述，在两种秩序发生接触和撞击的地带是灵知的重灾区，二者之间的张力被消解，灵知试图介入世界，结局要么被尘世拘禁，要么在尘世掀起灵知革命风暴。

_{注释详见《思南文学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