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三三《唯余荒野》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三三小说《唯余荒野》。《唯余荒野》选自《钟山》2019年第5期，《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1期转载。

她感到了秘密的存在

三三小说《唯余荒野》

文 | 左马右各

在任何一个文本中，小说人物他或是她——经常是未经铺垫就直接出场了。打个比方，刚刚眼前还一片黑暗，突然灯光亮起，而就在这光亮中，人物出现了。这大概是坐在剧场里的感觉。移植过来，也是阅读的感觉。现代人的身份问题，几乎就是一个困扰。在写作中出现的人物，要比虚构本身还更具备不确定性。伊格尔顿说：“文学人物是没有前史的。”我来理解这句话，是说小说人物的存在虽是事实，但过分追溯人物存在的真实过往不能说不可以，但总得来看，这种行为有点难以忍受。

我手中作家三三的小说《唯余荒野》，现在，就置身在一片光亮中。光线照亮了秘密。以往的，即在的，想象的——它们在悄悄混杂，脱序，聚合，便成为写作的，阅读的，批评的，这似乎构成了一个现在时的有效链条，然后，是可期许中的继续循环，或是终止。

《唯余荒野》并不是一个“老实”的故事文本。在它有点陈旧的叙事骨架中，填充着创意写作的各种试验性“花招”。若夸张一点讲，作家是在实践着内心的某种写作旨趣，但又在努力践行中去否定，而这否定，却是在检验起初怀疑的有效性。叙述在发生，故事在推进，它们塑形的过程，不再是一个完成过程，而是有效解构打破后的实验集合。它让先天属于文学的某些神秘质属，在逐渐显形又不断变形的过程中，接受苛刻的汰洗。作家似乎并不知道能留下什么，但她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保留什么。这个过程既清晰茫然，又不乏失落窃喜。像预感的钟摆激越抵达，又悠然荡开在散失的疑顿刹那。想象几乎使作家天马行空，可在某个时刻，写作却又不无悖谬地要求一种类似显微科学的准确性。这不无吊诡。科学显然是想象的敌人。它是一朵有毒之花。可作家的写作需要一种准确的芬芳，那是一道精确到灵魂的秘密轨迹。但当阅读退出文本，一切又都奇怪地发生逆转。这便构成一种假性矛盾，作家写作与阅读之间似乎并无理性可循的内在一致性。理你，可亲密无间；烦你，就分道扬镳。

小说人物“她”和邵老师错过后，再走到一起，一晃就是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在小说文本中是不存在的，偶尔出现的想象性瞬间，也是被记忆打湿的片段。“他那种不着边际的浪漫令她迷恋，有一次她让他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否长了与众不同的甜蜜绒苔。他照做时，她脸红了。”显然，这样的细节带有时光反向推移的魅惑。她重又得到他后，小说进而描述展现的那种生活场景，就像随便从一个现实家庭复制粘贴进文本内。她跪在地上拿抹布擦地板，而那个男人在隔壁书房里看报（她在抬头时要能看到他。多么古典的场景），当然，房间里还要有点让人感到生动的东西，比如声音，这也由她来操办，完成。那让人在岁月中“变得松弛的喉咙”，也会“时常有一些无名小调冒出来”。显然，文本传导出的生活感——此刻于她是自洽的。这种被文学世界复制的人间烟火场景，与曾被日常生活麻木熏蒸着的现实世界——它们发生重叠后——也是自洽的。作家需要时就去捕获，拿来。

伊格尔顿认为：“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世界就像故事一般井井有条。相反，许多现代主义小说是没有秩序的，除了作者自行创建的秩序。”他指出了两种写作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井井有条”与“自行创建”。理论认知的分岔，将写作带入各奔前程的叙述。但这并不是信条。他更有可能仅仅区分的是叙事的逻辑关系。在《唯余荒野》中，进入作家眼中的生活，如何在写作中获得更为丰富的自我呈现，就成为问题。我的感觉是，这个小说又被伊格尔顿无意中言中了，他指出：“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是渐次展开的，而现代主义则往往将世界看作一个文本。”《唯余荒野》就是作家的一个实践文本。当然，文本内并不缺乏“井井有条”与“自行创建”的要素。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有陷入概念意义上理论辩驳的两难，也有写作实践所面临的障碍性陷阱。

复述故事会让人感觉乏味。我只能在有限地阅读中，有选择地来处理某些自我关切。小说叙事推进到后程，小说人物“她”初始时的“赢回局势”感，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让人感触的惊怵现实，“他们之间空气的密度突然变得很小”。这显然也为人物的悲情命运埋下了伏笔。为更多消除邵老师以往生活的心迹遗存，“她”开始付诸行动，“她在旅行社订了一套千岛湖的双人行程，她明白一个新环境的力量，即便是短暂的，也足以激发人们健忘的潜能”。这显然不无一厢情愿。但面对生活的困局，谁的内心不是充满这种天真无害的稚笨想法。“他们在导游推荐的店里喝了鱼汤。”我相信那是一顿午餐。而一连串叙述至此，仿佛整个世界都沦陷在这样一盆劣质的鱼汤里。一切都像被遗忘了，一切又都像被唤醒了。那些值得记忆的东西，摔碎一地的鸡蛋，打在脊背上的钢尺，兄妹情深的互演，粼闪着一一浮现。它们像一把汤匙的反光，一根鱼骨，以及小说人物粗糙芜杂的内心感受，带着生活遗留的残迹，摆上叙事的餐桌。这就是生活，有超越理性之上的蛮霸逻辑。一切都继续在那条被我们诅咒的河流里。无始无终，方死方生。

写作无疑是有着承继性的，但对于某些作家——返回他或她的写作源头，就会突然发现其写作存在着明显“变异”，他或她鼎革式地在写作中完成或实现了一种自否。他们血淋淋地也可能是筋疲力竭地从一个序列中挣扎出来，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更谈不上欣慰或自诩，就恐惧地发现，自己竟然比原来更深地跌入一个循环存在的更大深渊里。

“她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都毁了。”如果这是小说人物“她”在经历诸多波折之后的一种理解的话，那邵老师的妹妹早娘（一个有着奇怪名字的弱智女子），之前所做的所有不可理喻的行径，此刻，已在形式上得到释然、宽恕。随着文本推进，邵老师病逝，不仅是逝者“不会再上岸了”，所有在文本中现身生活的人物，都将在一条叙事的河流里远去、消失，也不会再上岸了。得而复失——她重新感到命运被抽空的虚无疲惫。而此际，宽宥过往就是宽宥自己。创伤总要在到来的生活中被悄然抹平，生命最终是凭借信念来战胜点什么的。她做到了。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他们出现在故事中时，身份貌似都是现实意义上的单独个体。可他或她的身份一旦固化，所有个体又都转换为文本意义上的人物集合，个体变为复数。我想，这是写作或是作家在赋予小说人物的某种秘密承载，也只有获得这种承载默许的人物，才能进而获得合法身份踏入文本叙事的河流。“在拉丁语中，‘死亡’是到‘众人中去’的意思。”（本雅明《单向街》）如果理解正确——死者世界才该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存在世界。到那边去，就是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去。而写作所指涉的死亡，无疑具备这种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的理想旨趣。邵老师去了那边，把她留在了这边。

“兄妹三人一起买了墓地，母亲去世得早，他们从来都是相互照顾的。他先进去安家落户，要不了多久，姐姐和早娘也会前来定居。”在这一段中，隐匿着一个晦暗的伦理问题。这是小说设计的一个细节陷阱吗？我不知道这该让阅读如何跨越过去。至于隐含其中的“那超于世俗的部分”，又是什么？没人知道。小说家只隐晦地提及，却从未试图戳破它。这不仅是限于篇幅和技巧。

《唯余荒野》是一个把很多事物置于想象之外的文本。在作家那里，写作是对未来图景的可疑描摹行为，它天然具有想象性。在下一个词语或是句子出现之前，作家只是生活的窥秘者。她并不是发现了秘密，而是感到了秘密的存在。成熟作家都在怀疑某些结论性的东西。这几乎已沦为习惯和疾病。但另一个滑稽的现实是：结论无处不在。而作家自身就是不断制造结论的人。也可以说，作家的写作就是一种结论的产物。他或她这样做了，他们才有理由怀疑。当一部作品的写作终结时，作品带给读者的却并不是解密的愉悦，而是因其写出了持续存在的秘密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