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乔伊斯《死者》

编者按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乔伊斯《死者》。《死者》选自《都柏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思南文学选刊》2017年第4期转载。

细节、颜色与重击下的斑点——乔伊斯小说《死者》

左马右各

阅读过《尤利西斯》后，再去想《都柏林人》中的那些短篇——有的甚至难以称为短篇，仅仅是些练笔似的故事片段，可这些都不妨碍它们成为小说，甚至可称其伟大。这种生活场景“断崖式截取”的叙事情形，在卡夫卡那里，在巴别尔那里，有了进一步地解放，甚至是被颠覆。到了巴塞尔姆，小说形式更是备受争议。詹姆斯•伍德还盛赞过莉迪亚•戴维斯，那同样是一个带来写作形式突破的作家，称其作品是“一种宏大的、日积月累的成就浮现出来：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品，它们清晰明了，格言般简洁，形式独特，狡黠的幽默，抽象的苍白，哲学思考带来的压迫感，还有人类的智慧”。伍德认为她的小说“迟早会成为美国文学中最伟大、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没人会太在意批评家的这种判断，但同样也没人把这种声音置若罔闻。乔伊斯已经不需要这种“迟早会”的判别了，他和他的作品早已跻身伟大的殿堂。

《死者》在《都柏林人》这个集子内应该是一篇叙事完整又相对较长的小说。按当下分类，已是中篇体量。乔伊斯自己称写作《都柏林人》是要暴露一个城市“瘫痪的灵魂”。他是作家，他感到了这样的一种责任。在欧洲版图上飘摇的爱尔兰，是乔伊斯的祖国，也是他的心症。在对待爱尔兰民族的情感方面，相较于叶芝，乔伊斯的行动要晦暗曲折。他对爱尔兰有着更为复杂的爱，这种爱成为终其一生困扰作家灵魂的写作母题，他无法绕过。

《死者》已是经典文本。这是乔伊斯作为作家的殊荣。他创造了它之后就已开始享受它。同样的是，他创造出《死者》之后，读者就开始在阅读中享受它。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这篇文章中列举了诸多理由盛赞经典，其中一项这样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格）时留下的足迹。”这样看，《死者》这个文本在抵达我们的过程中，似乎已经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这无疑是假象。它仍要在经过我们的过程中抛下我们。我们无法给它增重一点，也无法让它有任何减损。

但我们能在经过——这一历时过程中，幸运地和它站在一起，并在享受这一过程之际，把内心被照亮过的瞬间短暂留住。可以说，《死者》这个小说带给我的阅读感触是多重的，也是繁复的。但让我最为感喟的是它在驾驭复杂场景的过程中，对细微部分的精致把握与精到叙述。具体到文本，最为醒目的是在宴会开始前的一段描写——

一只棕黄色的肥鹅摆在桌子的一端，另一端在一个装饰着欧芹细枝的皱纹纸垫上，摆着一只大火腿，已经剥了皮，撒满了干面包粉，胫骨处套着一个精致的纸花边，火腿旁是一块五香牛腿肉。在这相对的两端之间是平行的两列其他菜肴：高高堆着的果子冻，一红一黄；一只浅底盘满盛着大块的牛奶冻和红色果酱，一个绿色带梗状柄的叶形大盘，里边是一枝枝紫色葡萄干和去皮的杏子，另一只同样的盘子里，是堆成整齐的长方形的士麦那无花果，一盘上面撒有豆蔻末的牛奶蛋糊，满满一小盆包着金银纸的巧克力和糖果，一只玻璃花瓶里插着一些长长的芹菜茎。桌子正中立着两只矮胖的老式雕花细颈玻璃瓶，一只盛着白葡萄酒，另一只盛着深色的雪利酒，它们像卫兵似的守卫着一只水果盘，盘子托起尖尖的一堆橘子和美洲苹果。在盖拢的方形钢琴上有一只还没上桌的用大黄盘盛着的布丁，它后边是三排烈性黑啤酒、淡啤酒和矿泉水，像士兵一样依照它们各自制服的颜色分别排列成队。前两排是黑色的，贴着咖啡和红色标签，第三排也是最短的一排是白色的，瓶上横系着绿色的饰带。

鹅是棕黄色的，且肥；它把眼眶都撑大了。纸垫，是装饰着欧芹图案且带皱纹的；它又让眼睛回到聚光时刻。一只大火腿，不仅剥了皮，还撒满干面包粉，火腿的胫骨处还套着精致的纸花边；“干面包粉”与“纸花边”让食物的体积感溢出了盘子。果子冻，是两堆，一红一黄；既有形制形象的对称，又有色彩搭配的对称。浅底盘里盛着牛奶冻和红色果酱；这又是和谐的对比色。绿色带梗状柄的叶形大盘有两只，一只盛着紫色的葡萄干和去皮的杏子，一盘里是士麦那无花果；在这两盘中，有一盘上撒有豆蔻末的牛奶蛋糊；而士麦那无花果与撒有豆蔻末的牛奶蛋糊是复眼观察。果子冻、葡萄干、杏子是用色彩堆积起来了。包着金银纸的巧克力和糖果盛在小盆里；长长的芹菜茎插在玻璃花瓶内；巧克力和糖果的形状与芹菜的形状彼此错落成视差上的精妙搭配。白葡萄酒和雪利酒盛放在两只老式雕花细颈玻璃瓶内；乔伊斯形容它们像两个卫兵，不过他们守卫的是一只水果盘，里面是一堆橘子和美洲苹果。在橘子和美洲苹果出场前，需要铺垫，乔伊斯就选择了白葡萄酒和雪利酒；也只有这样等级的“卫兵”，才足以护卫“美洲苹果”。这张桌子感觉在阅读中已被占满。乔伊斯早考虑到这点。他及时调整视线，镜头跳转——便来到钢琴盖上。阅读也跟着有了镜头一闪的切换感。涌入眼帘的画面带有冲击性。大黄盘子里是布丁，这一大一小的事物——起定位作用。然后，视线内依次出现（叙述内）三排事物，它们是烈性黑啤酒、淡啤酒和矿泉水。乔伊斯又使用了一次比喻：它们像士兵。不是之前的卫兵，他用士兵制服的颜色对饮品加以区分，并让它们站在自己的队列中。颜色依次淡去，最后出现的是白色，它有效隔开了背景色。他的叙述时刻注意着空间感的凝塑和透视。注意，这里出现了叙事上的一个小细节——白色瓶子上都系着绿色的饰带。注意，还有它的方向：是横着系的。这饰带扎紧了叙事的篱笆。在这一段话中，乔伊斯使用了高高、满满、长长、尖尖等修饰性词语，赋予被叙述对象夸张的体积感；他还善于在有限的空间内调动色觉，来冲击阅读的思维和神经。桌上食物有棕黄色、红色、黄色、绿色、紫色、黑色、白色，这是明色；还有多重暗色，即物品、食品自身的颜色。它们形成色彩的交响——被想象着，充斥在文本所建立的饕餮世界内，虽然整个文本笼罩在由“瘫痪的灵魂”引申至人虽生犹死的晦暗象征中。

《尤利西斯》无疑是乔伊斯建构起的叙事帝国，但阅读完《都柏林人》，就能清晰感受到构建起乔伊斯叙事帝国的根基在哪里。这时去想奥康纳说过的话，似乎就有了几分意义。她在《小说的本质和目的》这篇演讲中说道：“如果是一个好作家，那他的写作源泉永远扎根在他的智识无法穷尽的现实领域，而且现实带给他的惊喜远比他能带给读者的惊喜多得多。”鬼话连篇的世界，纷繁丰富又糟糕要命的现实，既让人爱又让人恨。但那个由色彩、形状充斥、膨大又混合成叠色交响的叙事段落，仿佛砂石一般被浇筑在构成乔伊斯叙事帝国的根基内。

它几乎就是个在外力重击下形成的灿烂斑点。带着不被觉察的疼痛，一闪而过。1941年，59岁乔伊斯就像个耀眼的斑点——在命运一击下离世。这一年，距他发表《死者》已过去27年，距出版《尤利西斯》也已过去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