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学选刊 · 特约评论 | 左马右各评余静如《鹳草州》

编者按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左马右各评余静如《鹳草州》。《鹳草州》选自《文学港》2019年第8期，《思南文学选刊》2019年第6期转载。

故事和人都将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去——余静如小说《鹳草州》

左马右各

我们强迫自己承认，在被生活挤压的缝隙里，有着——也一直有着一个类似名叫“鹳草州”的地方。它就处在城市边缘——或可能更远一点的地方。或是说神秘的心灵边缘。它被想到，就会出现，就会给人带来虚饰的安慰与可能的托寄。在任何时候，我们厌倦了城市生活的拥挤、倾轧、疲惫，都可以在一段“奔跑让我感到安全”的路上，回到那里，又从那里离开。那里，可以让跳跃在生活虚无绝望的火焰上的亢奋精神，缓慢回落到淡泊宁静的人生过往中。这就是作家余静如的鹳草州，更是小说人物“我”的鹳草州。若有更多的人自愿来参加一次集体认领，他们也不会遭到拒绝。

小说叙事借助人物“我”的返乡际遇，在记忆时断时续的拼接中，完成了一棵故事之树的手绘与描摹。这棵树，它极有可能就是祖父留下的“园子里尽是长了几十年的果树”中的任何一棵。在我看来，有时故事之树，就是现实之树。它的枝条不仅能撑开家院里的实在空间，也能撑开文本虚构的叙述空间。就在小说人物“我”经过短暂休憩，“收拾行李”准备返程之际，意外遇到一次葬礼。一个女人走到家门前说，“我要人帮忙。”她的丈夫死了。在乡村，这类似“邀请”的报丧，更像礼节性的命令。葬礼无疑是死亡的最后仪式，也是人在世间被记忆过程中的最后仪式。“我”无法拒绝这样的邀请，就跟着她去了。参加这个女人丈夫的“葬礼”，和夹杂其间对乡村葬礼的记忆与回忆（祖父得以入土为安，祖母则在“思念”的恐惧中火化掉），便构成小说的故事主干，向着叙事足够而有效的可能空间延展。

记忆一直在被写作作为进入叙事的切口来使用。抒情或怀旧就构成写作的基础调性或节奏，滥觞在记忆悄然剥开的切口内。《鹳草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一个记忆被反复杀伐又不断修葺的故事文本。

毫无疑问，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是个正在进行结构性蜕变的世界。它代表了某种流行美学，但远远看去更像个有待完成的经验窠臼。它自身具有吞噬沉默的力量，但更能迸发唤醒的激情。在作家眼里，世情是堕落的浮世绘，但记忆却能成功避开那僭越耻感的陷阱，抵达危险的召引域界。返乡与逃离、寻慰与自救、凝思与拷问像陈旧的马达，在开足马力转动叙事的魔法轮。生命不仅仅是想象图景内的自由之子（童年的我），它还是囚徒（成年之我）。在自我挣扎的囹圄内，成长就承担了某种职责——寻找光和黑暗遗漏的缝隙，但前提是要经受像“我”一样的心绪败落，那种从郁达夫时代就开始弥散在大城市繁华表象下的颓靡气息。一切都需要重新探索，“新的规则在取代旧的”。就像小说人物口腔内过滤掉的味觉记忆，在描摹食物具象又可疑的模糊形状。牙齿也是记忆的魔术师。我们会低估自己的忍受能力，也会惊恐那不可预估的创造性。就像那个在焚尸炉前等待火化的“死者”。当有限的耐心变成寂寞和忍无可忍，“停尸架上的死者”也会短暂出位躺倒在“一张长椅上”。这惊恐吗？一点都不。这难以想象吗？现实从来都在不停地打败想象。死亡就在活人的邻座上。

作家知道，让过剩的激情纵欲文字是羞耻的，但拘敛它的野性又是平庸和懦弱的表现。我们需要一个姿势——一种表情——或者是一份牺牲，冲击某个隐形的边界与壁垒，越过思想的腐尸抵达叛逆的放达和寥廓。《鹳草州》带着高仿生活的姿态做到了。它让故事呈现出一种摇摇晃晃的原子结构，炙热的心智内核——试图在言说中塑造可能抵达记忆顶点的精神图腾。“规则无处不在。我的身体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秩序里。”这是规避，还是力所不逮？那些不准确的情绪，被粗糙地释放出来，却又即刻回到暂时适恰的叙述语境中，找到它们的命运。我们在讨媚这个世界的恶俗，又在仇恨它的端良，我们无法摆脱身边那个无时不在的第三人的目光（他来自祖父们，或更古老的乡村法则和神灵）。这是镜子般折射或重叠再现的幻境。在被键盘敲击声替代的纸面上，已感觉不到笔尖擦过心灵留下的颤栗。写作被驱赶到可替身代换的矮凳上。但这并不是问题，写作仍在努力解放一种修辞的呼吸，这与解救一颗沉沦的灵魂具有同等价值。这就像我们夸张地使用绝望——这个有着身体颓败意志的词语，其实，那是在试图完成某种势能传递。

眼前才是最难跨越的障碍。雪梅姐姐、阮家孙女、小北、孃孃都已不再温暖地活在记忆的沙画中，跳出童年的成长庭院（祖宅似的被圈记忆），他们现实到虚伪、冷漠，带着“从此散了”的人世间的流行面具。遭受现代性冲击毁损的乡村，早已榨尽人伦温情的剩余和残留。时间的眼睑在瞬间变换出难以猜想的人心读数。那在烛焰上边缘的发光蜘蛛——利欲世界，有毒而灿烂。

“我”参加的这场葬礼显然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一个人活着就很失败（女人的丈夫），又在死亡的形式上再次经历失败的挫伤，这无疑更让人心痛和绝望。它的寓意是明显的。但寓意从来不是命运。“鹳草州的老人们都死去之后，再没有人知道要怎样办一场葬礼。”这种带有明显否定意味的事实陈述，既不无悲情，又显得无可奈何。“我听说，我父亲为朋友办的那一场葬礼，办得很不好。”而当这种否定在延伸意义上被叙述实证，就显然已脱离它的形下之意，如刀锋直逼现实；在叙事者眼中，乡村礼仪的崩塌，换个说法就是整个乡村传统在另类形式上的崩塌。小说通往形上追索的门由此敞开。

我更愿意把《鹳草州》这个小说理解为一个具有实验意味的文本。这个小说的故事元素并不丰沛，但也没到那种稀薄缺氧的刻薄程度。这是一种尺码。像在选衣服，那个即在的身体——对将上身的附着物，有一个物理尺寸之外的美学尺寸，可那种审美眼光的厘定，怎么说呢，却是“有意味的形式”。任何实验性的写作都具有自否与叛离的精神质地。它是在峰巅上的向上登攀。简单地说——它也可能引向歧义，文学传统像遗传血样在遭受怀疑的“可怕循环”（它从被概念性定义之日起就是这样）。如果剥离掉思想中的偏激成分——客观地来看，任何具有传统属性的事物，都曾处在某个“峰巅”上。但它也随时可能成为垫脚的尸身。再回到狭义范围内来理解——这就不无宿命意味。即便是最前卫的“先锋”写作，也难以逃离“被自我”的魔咒。他充满挣脱意识或沉默色彩的文本言说反抗，即便已被想象中“杀出血路”的假象所惑，但终究是：又回到那个被怀疑的“可怕循环”内。它仍在“被自我”，仍可能成为“垫脚的尸身”。这种悖谬似的存在事实一直让作家如鲠在喉。但写作仍在发生、发声；逆“可怕循环”而发生、发声。

生活仍在继续。为摆脱一种莫名的情绪挤压，“我”开始在那条熟悉的“路上奔跑”。小说节奏，也由此被带快，再也停不下来。“我回到了鹳草州，我看见鹳草州里所有的房子都在轰然倒塌。我走到祖父的园子里，祖父种下的树已经悉数被砍断。我看见老宅已成一片废墟……它们在烈日下变形、蜷曲、分化。”这是具有毁灭力的否定叙事。它几乎是在否定鹳草州老屋真实存在性的同时，否定了我的鹳草州之行，否定了一场具有多重寓意的“葬礼”。“而我带回来的那个行李包，则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扇歪倒的篱笆门外。”这是否寓意着我从未走进过那扇门？或是说，小说叙述的一切，是一种零发生式的故事影子呢？

我只是在借助对小说文本的阅读，来试图阐释阅读可能获得的所谓理解。我不否定个人寄予其中的摇摆或怀疑姿态。我深知这种阅读经历的残酷性，它获知有限，难免浅陋，但它无疑又有着模糊而积极的意义，在小说文本与合格读者——既彼此斗争又艰难体认的——那个神秘维度中，存在着“在峰巅上的向上登攀”的初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