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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超:新世纪以来80后文学的几个转向

来源:中国作家网  选稿:严超杰  作者:行超  发布于:2020-10-20  点击:202



编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经40岁了。


他们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转型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拥有稳定的形态和鲜明的特征,一路走来,犹疑与执着并举,迷惘与坚定并在。


值此节点,中国作家网特推出“‘80后’作家对话录:个体·代际·经验”专题,通过与八位知名“80后”作家、评论家、诗人的深入交流,力图展现他们的新风貌,以及他们对生活、文学创作上的思考。此外,专题亦约请相关评论家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多角度阐释“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希望在本次专题中,我们能够对“80后”文学群体有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让我们在回望中细致梳理,在展望中奋力前行。


80后文学的崛起,几乎与新世纪的开启同步。1998年,上海《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一起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为宗旨,号召写作者要用真情实感,写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章。这次比赛由此成为一代80后写作者步入文坛的敲门砖,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个比赛,让一批年龄相仿但文风各异的年轻人,以群体的姿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时间过去了20年。这2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价值取向发生巨大转变的20年,也是80后一代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成长为家庭支柱和社会中坚力量的20年。80后一代在生理和精神上的全面成长,必然导致如今的80后文学与此前呈现出若干显见的变化,世纪之交那种与市场需求、商业逻辑等相纠缠的青春文学已逐渐在他们笔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内容、主题、艺术手法等多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复杂的多样写作。到今天,在纯文学刊物、出版市场、网络文学等各个文学场域,80后作家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这代人写作历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发展流变的一个面向。



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曾一度成为80后作家共同的座右铭。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一代写作者大多经历了相对完整的人文教育,广泛的阅读和写作训练让他们较早习得了语言文字的掌控能力。新世纪以来,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化选拔机制的出现,更让这些年轻人的文学“才华”享有充分的施展空间。然而,在文学的长跑中,“才华”固然可以为刚出道的写作者赢得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是,此后漫长的行进中坚持不懈的耐力与不断自省的精神,往往才是一个作家写作成就的决定因素。


2013年,《外滩画报》发起了一个“80后作家群像”的访谈,采访对象包括周嘉宁、张悦然、郭敬明、颜歌等。周嘉宁回想自己刚出道的作品时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 周嘉宁的自我反思,表现出一个文学习作者向写作者的真正转变,显示了这一代作家在精神世界中正在走向成熟。蒋峰曾经出版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才华是通行证》(重庆出版社,2005),80后作家刚出道时,对于“才华”的过分渲染,使得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沉迷于文字的技巧与辞藻的堆砌。20年时间倏忽过去,越来越多的作家告别了这种迷恋,对于个体写作者来说,这也是从自发走向自觉,进而走向自省的基本起点。


从出道开始,周嘉宁的小说就喜欢把人物放置在某种近乎绝望的处境中,周围一片黑压压、湿漉漉、静悄悄。她写的是环境,你却分明感受到,这就是人的内心。事实上,周嘉宁小说的主人公其实都是作家自己——这是属于周嘉宁的“自我”的哲学: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我”的故事、“我”的讲述、“我”所看到以及所思考的一切。在周嘉宁的小说中,所有的叙述语调都好像出于同一个人,而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是她自己。在这位作家笔下,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明确的转折或者转型,小说集《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看起来依然是写爱情、友情,依然是周嘉宁式的沉静和惘然,依然是重描述、重氛围而轻情节。但是,与早年间热衷想象一种虚幻的爱与忧伤不同,《基本美》非常真实地涉及了个体的现实经验。80后作家屡受诟病的“自我封闭”、“格局狭小”、“喃喃自语”等问题,在这部小说集中可以找到某种回应。周嘉宁并不是那种对琐碎的日常、宏大的历史感兴趣的作家,但她绝非漠不关心,她选择的是另一种书写方式。在她笔下,历史是一面巨大的幕布,生活在具体历史时代的人们,他们的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是以这块幕布为背景的。小说《了不起的夏天》中,主人公秦与师傅在交谈中询问对方“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你在哪里”,这恰恰代表了周嘉宁小说面对历史的方式:她关心的不是2004年,也不是奥运会,而是“你在哪里”,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了什么、改变或被改变了什么。也许在周嘉宁看来,历史最大的意义,不过是对于其中具体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到《基本美》,我们基本理解了周嘉宁的写作哲学,即便“自我”是她写作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缺陷,她却仍然能够自圆其说,并且逐步建构一个由“自我”而逐渐向外扩张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我”当中,不仅可以囊括“他人”,甚至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心”,更可以观察与定位某些社会现实、历史片段。在人人都忙着转型、跨界和突破自我的时代,周嘉宁的写作透露出一种笨拙的诚恳与真诚,“没变化”反而成了小说家周嘉宁最明确的标志。我想,对于像周嘉宁这样的80后写作者来说,写作与人生一样漫长,它应该沉潜、缓慢,静水流深。也正是这平静而缓慢的流逝,反而能够透露出一种特殊的坚韧。



如今我们回想起来,80后作家的初登文坛,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或文学思潮,不如说,这一代作家之所以能够制造所谓的“轰动”效益,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反抗并试图打破既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教育制度和青年人的价值观。很难说彼时的80后文学具有多少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其叛逆的精神、无畏的青春姿态,让他们的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撼动了当时文学的生产模式和评价体系。


80后作家出现的那个时代,恰好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版社和书商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商业契机。多方合力之下,80后作家及其作品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市场上最畅销的书籍。所有这一切,催生了这一代作家在短时间内的自信甚至自大、自恋,如今,20年前那种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精神,在80后作家笔下几乎绝迹。青春期转瞬即逝,真正牢固而长久的,是现实生活的坚不可摧。早年间80后作家笔下那些大写的“我”变得越来越犹疑、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举棋不定。近年来,在80后作家笔下,我们见到了很多“失败青年”,甫跃辉的“顾零洲”系列、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马小淘的《章某某》……这种“失败”不同于所谓的“小人物”,他们缺乏小人物在逆境中所透出的最后一丝光芒,他们的“失败”不仅在于物质生活的窘迫、现实社会的挤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心消极、颓靡、迷惘,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这种转变与80后一代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层固化和生活压力倍增有关,早年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变成了眼前时刻都要面对的结结实实的现实重压,这样的重压,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对自我的怀疑甚至否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80后写作的常态。


孙频早期的作品压抑、残酷,甚至让人心生绝望,或许正是来自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她热衷于描写那些残酷的、边缘的人生及其故事,更钟情于那些偏执的、神经质的、屈辱而卑贱的人物。然而近年来,孙频的目光开始离开此前那种失败与猥琐、身体与欲望,转向更为日常也更为宽阔的现实,锋利的、匕首般的伤害欲以及施虐与受虐的、自我折磨的紧张感,也逐渐被一种难得的平和与宽恕所代替。小说《白貘夜行》(《十月》2020.3)写几个流落多年又重逢的“中年妇女”。与其他几位朋友不同,主人公康西琳既没有稳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或者富裕的经济条件,但即便是过时的妆容、粗糙的饭菜,依然能够让她获得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快乐和豁达。当几乎所有人都沉沦在现实的泥淖中时,唯有康西琳,在经历了世俗的起落磨砺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也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康西琳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一个女性的尊严,这种尊严来源于她的内心,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依附于外在于生命的各种现实条件。通过这个人物,年轻的女作家孙频表达了她对于女性身份的新的思考,更传递出一种与现实和解、更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从容心态。这种心态的转变,或许正是来自时间的礼物。孙频早期的写作处处“树敌”,仿佛铁了心要与世界对抗,并以此“杀”出了一条“生猛酷烈”的写作之路。到了《白貘夜行》,康西琳不再需要与任何人为敌,她只需要面对自己,这种“不反抗”本身成了这个人物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特征。康西琳的出现或许正在暗示着,在新的现实语境之下,女性不必再与谁为敌,我们拥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也正是经由这样的人物,作家孙频得以从那条曾经自我设限的逼仄的小巷中走了出来,面对着的是海阔天空、风平浪静。


以孙频的写作为窗口,我们可以照见,80后一代的文学写作及其转变不仅与个体的成长有关,更与其所处的社会氛围、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如今,新的文学人物正在80后作家笔下酝酿出现,他们正在与作家一同成长。



80后批评家、学者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讨论了时代转型期80后生存的现状与困境,恰如他在其中提到的,“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 对于历史的好奇与探索热情,一方面是80后一代疗救自我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在生理年龄上已届中年的80后摆脱“无根”的困扰,寻找自我身份确认的内在需要。


历史感的缺失是80后一代的共同特征,他们出生、成长在中国社会面对巨大转型的时代,父辈们所确信的宏大叙事在80后生长的时代已经失效,个人主义开始泛滥,新的、具有同一性和整体的话语到现在也尚未完全形成。历史感的缺失也逐渐成了80后写作者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被视为80后写作转向历史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早期的《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中,张悦然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内心脆弱敏感的文艺青年,与他人、与外界格格不入是她们的共同特征,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被伤害的感受,是他们共同的内心写照。而在《茧》中,作者将目光从个体的内心与精神世界抽离出来,转而看向他人,看向自己的祖辈、家族,以及绝大多数80后并无太大兴趣也并不擅长面对的“大历史”。这不仅是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写作视野转型的一大标志,更反映了这代人由狭窄的个体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由被动“抛入”转向主动“直面”的选择与勇气。小说中,李佳栖寻找真相的过程,让她和她的同代人们回溯到文革以及更早的中国历史之中,这一伴随着与想当然的历史、与确信的过去相决裂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甚至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此同时,当他们逐渐确证历史即“怪兽”时,以李佳栖为代表的80后的自我身份确认也隐约建立了起来。


另一位80后女作家文珍具有典型的“文青”气质,在之前出版的三部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中,文珍谈论的几乎都是与爱情、婚姻相关的情感故事。然而近年来,她的目光开始聚焦底层现实。《寄居蟹》(《十月》2020.3)中,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女孩林雅在火车上遇到了来自S城的军军。那个时候,林雅眼中的军军“洋气”、绅士、见多识广,便跟着他来到S城郊区的五隅,想要一起打工、生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林雅渐渐发现,军军懒惰、挑剔、不务正业却喜欢逞强斗狠,不仅没办法养活自己,甚至是个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需要“寄居”方可存活的人。于是,林雅设法逃离了五隅,摆脱了军军,独自生下并抚养着当时尚在腹中的女儿饼干。小说最后,林雅在回家的路上被打工者阿水劫持,意识混乱的阿水在围观者的喧闹中失手杀了林雅。在这部作品中,文珍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如她们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中所遭遇的轻视、她们在工作中受到的或隐或显的性骚扰与不平等待遇、她们作为单亲母亲时所面临的生育难题等等,与底层打工者普遍面临的诸多问题杂糅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时代感与现实感。小说中处处呈现着打工族的生活,他们杂乱肮脏的居住环境、颓靡空虚的精神状态,都显示出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由此,文珍跳出此前所沉浸的一己之悲欢,拥抱着更为广泛的一代人。


新世纪之初,80后作家初登文坛之时,青春期的叛逆、反抗,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出逃现实,遑论历史。个体的爱恨、疼痛、受伤经验被无限放大,反复咀嚼,这就导致80后作家早期写作的内容是大多是所谓的“残酷青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写作几乎等同于青春期的私密日记,上文中周嘉宁所说的“可以写,但不应该被发表”大约也包含着这个层面的意义。文学当然是个体的活动,它理当面对自我、面对内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总体性的生活以及现实的认识逐步深入,曾经对于“无根”的自我安之若素的80后们开始反思,自我真的可以脱离历史与现实而独立存在吗?在历史的长河、现实的密林中,“我”的位置到底在哪?我想,这样的追问既是写作者重新出发的起点,更是一代人的成长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