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重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艰难的“重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2）

    写《出梁庄记》开头“军哥之死”时，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调，那样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魂灵一样的腔调。我心中一阵惊慌，犹如陷入危险的境地。我发现某种奇怪的惯性控制了我。

　　那刹那的危险感和对自己思想来源的犹疑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促使我思考一些最基本的、但之前却从来没有清晰意识到的问题：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在以何种方式建构村庄？这样的“村庄”隐藏了作者怎样的历史观、社会观甚至政治观？而我，又是在什么样的谱系中去塑造梁庄？

　　古典文学时期，“村庄”并不具备这样独立的、完整的象征性和符号化作用，它在思想史上和文学史的本体性地位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能够以外部视野审视、观照中国生活有基本关系。实际上，外部视野中的“中国”在18、19世纪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形象，在被迫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它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古老封闭、愚昧怪异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史上——一个异域的、颓废的又原始落后的有着种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制度和生活的地方。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最著名论断就是“东方是西方想象出来的”。

　　但是，如果细究的话，就会发现，不只是西方视野以“东方主义”角度来看东方，在“东方”内部，我们也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视野中的“东方”来看自己，也把自己“客体化”和“他者化”，并以此来批判和塑造自身（这与20世纪初中国的衰败和知识分子总体接受西方知识体系有直接关系）。“村庄”突然被“发现”，它成为“东方中国”的活的标本——固态的、停滞的、前现代的存在，政治家、思想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家都参与到对“村庄”的阐释和塑造中，在他们的著作背后可以感受到那双异域的、遥远的、审视的眼睛。

　　以鲁迅为例，当他看到“苍黄的天空下，远近几个萧瑟的荒村”，当闰土轻轻喊一声“老爷”时，他之前什么样的生活经历、知识谱系及对“中国”的认知参与进来并最终形成故乡的这一永恒孤独和沉默的“风景”？

　　通过追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鲁迅小说中的“村庄”充满原型性和启蒙性，它形象地勾画出一种愚昧、落后、浑然的国民性和生活形态，乡村普通生活和生命被封闭在一个固化的且已经丧失活力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中的人，似乎很难走出历史框架之外，恰如20世纪初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所言，“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个未出生就已经过时的人”。

　　在塑造“国民性”这一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概念时，作为个体存在的每一个农民会失去或被忽略他的主体性，即他主动面对历史与自我承担的能力，这是生活往前推进的基本前提。这并不在谴责鲁迅叙事具有“东方主义”的特点，而是说，在我们重返“村庄”之时，我们的前视野非常重要，它必然影响并形成我们所观事物的感觉和判断甚至会因此形成“偏见”和“遮蔽”。

　　然而，如果没有“前视野”又会如何？假设写《金枝》的弗雷泽没有对自身文明结构和知识体系的深刻认同（与殖民意识、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那么，他该如何理解并结构原始部落的社会组织、思维特征？假设鲁迅舍弃外视角，即批判性的、先验的知识结构及“我”在文本的实际存在，“未庄”是否就因此拥有了自主性和敞开性？我们看到很多以第三人称书写的村庄和那些以相对客观笔调出现的村庄比“未庄”更加遥远，也更加“古老”和“奇观”，这种貌似原生态的叙事隐藏着更加鲜明的“东方化”特点。

　　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研究，还缺乏对这一“东方化”的反思意识，从《陈奂生上城》《乡场上》，再到《爸爸爸》《小鲍庄》《红高粱》《故乡天下黄花》，这其中很多作品的写法和叙事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但就作者对“乡村”的整体世界观而言，其实变化也并不大——那双异域的、俯视的眼睛一直都在。如何使“乡土中国”、村庄、农民具有主体性、敞开性，并拥有自我的性格和逻辑，获得和作者平等的视野甚至对抗性，还是尚未开始探讨的问题。

　　我特别担心“梁庄”只被作为一个“活化石”或原型性的存在，只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内涵，或者只是过去的某种形态，我希望梁庄和梁庄的生命内部具有敞开性和现实性。拥有这一现实性和敞开性，也就意味着乡村仍然可以和当代生活对话，乡村的生命仍然具有面向未来的可能。

　　“重返”梁庄的道路困难重重。站在梁庄的大地上，并非意味着你就能够看到并叙说梁庄，相反，你可能离梁庄更远。我对《出梁庄记》开头的“军哥之死”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姿态和气息至今并不满意。我和其他梁庄人一样，虽然他尸骨未寒，但却已经在像谈过去的事物一样谈论他了，他已经被遗忘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通往梁庄，能够触摸到军哥沉默的生命，这不只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文学问题。

选稿:丛山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梁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