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浑地走进活的世界

一生活之流

拿起何顿这部《黄埔四期》，恐怕要做好一点面对困难的准备——篇幅长，涉及的人物多，写法上平铺直叙，情节也没有剧烈的起伏，乍看之下还有那么一点重复。如果我们的口味不是被轻骨薄相的小说彻底败坏了，克服了阅读之初的不适感，很快会被小说那种乙乙欲抽的感觉抓住，尔后，一整个丰厚的世界将轰然而至。或者这么说吧，不妨试着把这作品看成一条绵延深长的大河，虽然无法像小溪一样瞥眼即见浪花的欢跳和日光的下澈，但慢慢走近了，能听得到势大声宏的水声，看得见静水深流下隐藏的汹涌暗流。

《黄埔四期》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之后，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对照书写，前段重点写抗日战争中官兵的奋战，后段写这些老兵在1949年之后的各色人生。小说中有很多战争场面，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几年后的忻口会战、淞沪大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再到赴缅参战和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这些抗战史上有案可稽的大战役，英雄豪杰的各类传奇层出不穷。何顿选择的人物，却大多是普通人，即便作为全书主要线索的贺百丁和谢乃常，虽在历史中有过高光时刻，但也是英雄豪杰背后低一级的人物，名声和功绩，大多被他们遮蔽了。英雄传奇相对好写，因为他们的故事，可以聚集在一个一个突出的情景里，其性格可以在这些情景里极为突出，也容易辨认。要写英雄背后的故事和英雄的平凡生活，以及由普通人构成的世界，却要向历史的深层打捞。何顿肯定下了决心，他要凭自己的一支笔，探究人们曾经经历的这段历史，从而走入历史的深微之处。

在一些不成功的虚构作家笔下，历史只是一个环境，一堆材料，是固定的、死去的历史，他们写下的，最多只能算纪实作品，而不是关于历史的卓越作品。何顿这部与历史有关的虚构作品，承受了他了解的来自历史的所有事情，包括其中欲望、情感和自己的想象。写作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物的诚实，集中起他所有的文学美德，小心地避免自己的智慧和警觉受到愤慨和无奈的伤害，在虚构中创造出了本真的历史（Geschichte），作品也就自有一种端严，读者能在这个作品里看到历史深处的波动，嗅到独特和惊奇的气息。

《黄埔四期》写的抗战，有不同的时期和形态，作战方式从早期的正面交锋写到此后的与敌周旋，并通过人物心情的变化，精妙地呈现了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人的影响。随着写作的深入，读者甚至能看到，抗战的胜利已经是必然的结局。小说里的战争场面，其重点不在宏大，而在具体。以往战争场景里常见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出奇制胜、凯歌行进，在这本小说里不是重点。何顿写每场战役，即使有如上情境，也只是把它们作为整个战争场面的一部分，与战场上其他的琐琐细细一起，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不再是被有意选出的典型。因而何顿笔下的战争，就不再只是指挥者的智慧比拼，或战士的无畏献身，而是把战争中的勇猛、懦弱、无奈，战争间隙里的手足之谊、儿女之情，都细细密密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一个表达，只在生活之流（stream oflife）中才有意义”，任何抽离都是损害。《黄埔四期》里绵延不绝的生活之流，不只是在战场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百丁和谢乃常，以及他们手下的士兵，也与这一时期的任何人一样，经历了社会的种种起伏，有的僻居一隅，自求多福；有的转为小贩，艰辛度日；甚至有的身体残疾，沦为乞丐……但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他们大都能历苦辛而无怨，处忧患而能安然，困顿里不失贵气。即使有人命蹇运舛，被时代的潮汐卷走，也偶尔显露出天地不仁的气度，而不只是恶浊争斗的牺牲。如此以来，何顿笔下的两个时空段落，就不再是人在极端场景里的起起伏伏，而是在极端里仍有舒朗的景致。即如爱情，很多小说里都是抽离具体的两个人的死去活来，除了被称为爱情的那样东西，世上不复有其他。《黄埔四期》里的爱，有情不自禁，有三妻四妾，有沉溺，有吵闹，但都能出之以平和自然，展开于人世的各种风景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正因如此，小说里的战争和日常，就不是一个一个的场景拼接，而是一整个生活之流，自有人世的风光徘徊。

这人世的风光因为在如今的小说里少见，被现代小说驯养的读者，会觉得《黄埔四期》的情节和人物剪裁不够，有那么点啰嗦重复。其实除了某些明显属于技术问题的地方，这个长篇里的很多重复，倒是让何顿的小说与那类完全虚构的作品区分开来。十多年来与抗战老兵的朝夕相处，让他们活生生的形象长在了何顿心中。这些记忆里的活人，不只是作者的附属、虚构的生命，而是用自己真实的一生参与了写作，左右着何顿的行文，有时候甚至会夺过他手中的笔，自己在布满亡魂的纸上写下一生。

尼尔斯·玻尔曾说，诗人受到音节和韵脚之类的约束，从而必须比普通人更殚精竭虑地对自己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类社会中那些微妙的关系。对人物深入细密的接触和思考，会牵连出社会中复杂微妙的关系，小说就趋于浑厚。何况小说用文字来描摹的，是作者心目中活生生的人。相对于一个活人来说，文字毕竟是刻板单薄的，“没有一个具备理智者敢于将其所思想之物放置到其中（即言辞的缺陷之中），并把它们（即所思想之物）变得不可更改，如同我们通过字母经验被书写下的东西那般”。何顿小说中的重复，或许就反映了他在言辞的不可靠和必须依赖之间的矛盾。在极力描摹人物的时候，他必须反复写一些细节，努力靠近他心目中那些活生生的人。这个努力的结果虽然并未解决言辞的不可靠问题，但经过这一番追摹功夫，在文字的反反复复间，小说就更能贴住人物，因此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就都活在他们自己生成的世界里，有各自独特的声口和形象。

照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说法，“数百年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互相竞争：一种是试图把语言变成无重量的元素，它像一朵云那样漂浮在事物的上空，或者不如说，像微尘，或者更不如说，像磁脉冲场。另一种是试图赋予语言重量、密度，以及事物、形体和感觉的具体性”。大概是因为对虚构和独特性的强调，现代以来的小说语言，越来越像不具分量的磁脉冲场，讲究尖锐、克制、准确，一击命中即飘然远举，把自己对人性的单向度洞察作为标杆，插在小说探索意气昂扬的桥头堡上。也因如此，现在的大部分小说抛弃了语言的重量和密度，轻装简从，单刀直进，不背负任何压力。无可否认，这批小说中也产生了一些好作品，但一旦抽去了对沉重的背负，古典写作中最为看重的粗朴大度即告丧失，作品往往偏求精致和深刻，而失去了粗朴大度的精致和深刻，无往不流为尖酸刻薄。相较起来，何顿的这个作品，把那些被现代以来的小说逐渐剔除的沉重感，借由无数抗战老兵的命运，毅然决然地背负在身上，小说也就有了“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沉雄气象。

二  生活方式

歌德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黄埔四期》有幸避免了病态和软弱，因而拥有了一种属于“古典”的强壮和健康。

在阅读与近代以来的历史有关的小说时，我总是会被一种奇怪的感觉紧紧攫住——只要人物有一段稍显幸福的生活，我就会莫名紧张，以往的阅读经验让我有种预感，一个巨大的灾难即将到来，人物将在接下来的生活里备受摧残，尊严丧失——此后的阅读事实也证实了，我的紧张其来有自。在这些小说里，历史被划分为一块一块的时间段落，人物在规定的时间条块里起起伏伏。写作者拣选出的时间起伏，并非完全出于自觉的观察，往往是把不同时期发生的事情调换编年，赋予统一的历史顺序，纳入一个话语权拥有者后置设定的历史分期。说白了，大部分这类小说里的时间节奏，不过是借用了历史教科书的官方时代划分方式——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以此为框架，填塞进自己的文学材料，所写的，不过是屡经定义的大历史里的小故事，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因而人物非冤即怨，孱弱的呼告在绝望的时代里遍布。这一点上，《黄埔四期》表现出与此前作品一个显著的不同，以往在时间框架中身不由己升沉的人物，因他们各自的性格惯性，不再只是时代潮汐的标识，而是表现出了明显的提前或滞后，有些甚至部分避开了时代本身的波澜起伏，作用于人物身上的时间之流，也终于不再是条块性的，而是绵延起来。这个显然的绵延状态，也把人物和他置身的时代与环境结合到了一起，人物成为在各种条件和局限下的存在或显现。如此以来，人便不再只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而是时代和环境成为人物因素的一部分，一个人，即便是在艰难时代里的人，也用属于自己的性格，把置身的周遭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小说里的战争描写，除了让人心悸的死伤，每次战役，因不同的人指挥，都有各自独特的样子。忠耿的贺百丁指挥的战斗勇猛果决，即使后来用计胜敌时，依然坚韧顽强；豁达的谢乃常指挥的战斗则神出鬼没，即便是攻坚战，也从不拖泥带水。在这里，战争不再是人物的背景，或者只是他们经历的时世，而是人物性格的延伸，有属于一个人独特的样子和气息。

这个人物独特的样子，也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百丁“野心大，五十多了还想往上爬”，又倔强生硬，终于把自己送进了监牢；谢乃常知难而退，圆转从容，让他避过了风暴最为剧烈的冲击。因为贺百丁和谢乃常都经历过战争，那些战争中死于敌手或被他们处决的官兵，那些他们当年随他们和平起义的手下，并未真正远去，而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贺怀国在他面前乞求的表情，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滚落下来，如鬼如魅。他打了个寒噤”；贺百丁后来“了解到一些当年的团长、营长，生活状况相当糟糕，这让他既难过又无奈”，因此开会怪话连篇，希望借此让“上面撤销他的一切待遇，把他驱赶到阴暗的角落里去，遭受命运的进一步惩罚”。因为这样的念头，贺百丁生活在痛苦之中，拒绝了副省长为儿子贺强调调换工作的好意，也绝不原谅因背叛自己而心怀愧疚的把兄弟陈德——那些逝去和因他们的决定而改变了生命轨迹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左右着他们的生活。

或许可以这样说，因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总是枝枝蔓蔓地与其置身的世界牵扯在一起，《黄埔四期》里人物样貌有极大的稳定性，并不因时代的风暴而轻易更动或立即改变。贺兴继承了父亲贺百丁的倔强性格，又被社会的理想教育催眠，做事激动冒进。他因为理想去了江永，却“直到和弟弟踏上这块贫瘠、蛮荒的土地，才感到理想不过是一束骗人的玫瑰花，这束花只能生活在想象里，一离开大脑，不用别人采摘自己就凋敝了”。但即使在意识到理想不可靠、遭受了各种残酷对待之后，贺兴也没有改变自己冒进冲动的性格，终至在派系争斗中被打成重伤，脑子坏掉。而弟弟贺强，虽然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经历着相同的社会环境，却在近十年的知青生涯中，“每天面对沉寂的大山，不相信会有好事情出现”，“已向大山这位无声的老师学会了耐住寂寞的品性，血液不再喧嚣”，少年血气得以收敛。正因如此沉静的节制，才让他最后渡过劫波，过上了部分由自己决定的生活。同样是被理想的牵引，马丽沙因为哥哥对长官谢乃常的称颂，迷上了他，并为其生了孩子。得到这个孩子后，虽然谢乃常愿意负起责任，但马沙丽并不与其过多纠缠，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刻，也独自承担此事的后果，凭借“人，尤其是我们女人，只有自己内心强大，才能挺住外来的打击”这一决断，挣扎着走过了最艰难的历史时期，安然回到了自己的画室。这只是小说中的两个小例子，举凡作品中的大小人物，凡有涉及，必有其独特样貌，并与其一生的命运牢牢结合在一起。

提到“性格就是命运”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误解，仿佛性格是注定的，命运也将由此而定。但性格向来不是铸就的死东西，而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一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古典西方语境里，这句话的意思应该确切地表达为，“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的命运”。这个生活方式，跟长养一个人的政治环境、社会礼俗，以及人的道德行为有关。最终，是这个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成了一个人的独特命运。贺百丁从战场上归来，进了将官培训班，领会了古代的用兵方式，以之用于实际战争，取胜的机率大大提升，心情开朗起来，也更为怜惜官兵生命，“把每一场战争的细节想透，设计好，尽量减少伤亡”，晋升之路由此开启。谢乃常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谢华的私下嘱咐，“小谢，有些人爱说怪话，说参事室是洗脑的地方，还有的说是养老院。你别乱说话，学习发言时，会有记录的”。他由此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果断地对说谢华说，“我不会给您添麻烦”，从此省心省力，过起了无所用心的生活，方才得以度过劫难。《黄埔四期》铺展开来的各种人的命运，我们差不多就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和命运相生的关系，“你怎样生活，你的命运就是怎样。或者，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命。没有另外的命运，只有你的生活方式。如果生活方式能改变的话，命运也就能改变”。

正是这种性格和命运共生的关系，让《黄埔四期》中的人物，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构造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路线，也界定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坐标，而当小说里的人物各自活跃起来时，他们也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社会样态。小说没有过于专注某方面的主题，或者着意提炼某方面的典型，而是像流水一样，“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漾徊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即使小说里的人最后被时代的巨流里冲倒了，冲垮了，也用其性格的稳定性，与他共生的时代对抗、争斗、妥协，最终把时代写进自己身上，生成了精致微妙的样式。张新颖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中说，个人跟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段时间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何顿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以弱者的样子从历史的幽暗之处走了出来，以其各自的生活方式，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没错，我说的是创造——而不再只是时代苦难的判词，或者是受难者提供的证据。

三 品性差序

一首十二世纪的非洲诗歌这样写道：“可能吗，我，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一个臣民，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据说，这是一首关于平等的诗，诗作者羡慕玫瑰的美不可及和亚里士多德的深湛渊博，期待死亡后可以幸福地与玫瑰和亚里士多德平等。不过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首明确承认差序的诗，因为即使相同的死亡，也并未取消活着时那些无法抹掉的品性差序。

近百年来，中国从西方移植了诸多“理想型”（ideal type）信念，期望这些信念对“任何人或社会，不管其文化传统、宗教背景、政治秩序或道德结构的特殊性质，都是同样有效，同样具有约束力”，“平等”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作为政治概念的平等现在推行得如何了，但现代中国的普遍人性论者早已昭告天下，人人（在各个方面，包括品性）生而平等，几乎不容有丝毫讨论余地。不小心提到品性的自然差序，几乎就等于赞同古旧的三纲五常，长幼尊卑，迂腐到让人发指。但品性的平等真的是一件可以欲求的事情吗？《黄埔四期》中，前戏子、高官姨太太杨凤月，新中国成立后嫁给了工人丈夫，“她想在他身上撒娇，坐到他腿上，他却推开她，说她骚；晚上，她搂着他睡，他说她贱；她穿着好看的衣服给他看，他说她到底是女戏子出身，不懂得自重”。杨凤月和丈夫是不同的灵魂类型，有完全不同的品性，勉强生活在一起，难免对同一事情的理解南辕北辙。受丈夫虐待之后，杨凤月与谢乃常偷情：“坐到镜子前，开始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画眉毛、描眼睛、涂口红，接着她穿上戏服，站到床上，开始唱戏。台下就他一个观众，但她唱得很投入。”即使对与谢乃常这样私密的交往，她也守不住秘密，一高兴就告诉了别人。我们很容易把杨凤月的种种表现归因于她的戏班生活，但同样戏班出身的肖师姐，不但“师傅拿棍子打我，师姐用身体护着，替我挨师傅的棍子”，还含辛茹苦地养大了她和谢乃常的孩子，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一直对谢乃常保密。

肖师姐的这些品性，不是社会教育培养出来的，而是她身上自然而然禀有的。相较于品性中等的杨凤月，她显然处于更为卓越的人性品级，善良，勇敢，懂得保密，分得清是非。《黄埔四期》写到的抗战时期，品性差序还有所保持，人们也会辨识这种差序。谢乃常遇到贺百丁等人时，发现他们“衣着整洁，相貌堂堂，脸上没有行乞者的可怜”，并从中看出他们志气非凡，是品性差序中显然的高贵者。品性高贵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灵魂的次序就跟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一致，拥有次级品性的人会承认——起码无法反抗这种高贵，社会就拥有了较为合理的秩序。贺百丁和谢乃常这些战争中的将领，有他们的威严，手下的官兵对他们敬服，愿意为之奋勇杀敌——就像上面那首非洲诗歌的作者，虽然他认识到自己跟亚里士多德品级不同，但用自己的钦佩之情，表达了自己向上的意愿。即使像贺怀国这样低级品性的人，在做逃兵被抓回后，也知道恐惧。他“见贺百丁的目光像玻璃一样尖利，没有半点怜悯，噗通一声跪下道：‘三哥，饶了我吧，啊？’”把对高贵品性的承认内化为一种行为选择标准，正是社会秩序良好的保证。

战争结束之后，对平等的强调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觉得，“每一个人作为‘不朽的灵魂’都处在相同的等级”，甚至以人的社会身份来扭曲这种天然的品性差序，比如说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如此以来，对品性差序的默认被取消，代之以平等品性，“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敬畏感和距离感”消失了，“思想的优良政制论（Arstokratismus der Gesinnung）被灵魂平等的谎言（dieSeelen-Gleichheits-Lüge）深深埋葬在尘俗之下（am unterirdischen）”，因而社会便不免凶德泛起，恶人当道，好人无告。

倔强的贺百丁觉得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而在“大鸣大放”时口无遮拦：“我当年起义，就是被贵党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统一战线所迷惑……结果呢？都是贵党说了算！”说完之后，他随即后悔，不让秘书记录：“鄙人再次声明，鄙人说的话是放屁，请你不要记录我放屁。”后来，因他的国民党身份，影响了贺强的升学，贺强给省教育厅招生办写了封信，透射出对社会的不满，贺百丁知道后，“噗通一声，在儿子身前跪下”。一个自然品性上尊贵威严的人，在权力的威势下被迫做出了与自己性情不符的选择，向低端的卑劣品性靠拢，让人心寒。谢乃常品性里有英武的一面，“他跟着杨凤月上楼。那几户人见杨凤月竟敢带个男人回来，都用生硬和挑衅的目光瞪着。谢乃常不怕，这些人在他眼里都属鼠辈，他连老虎的目光都见识过——与他当年养的凶猛的孟加拉虎面对面地对视过，连老虎都会避开他的目光，何况这些蛇鼠之辈”。但一个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甚至可以教化一方的将才，只能在偷情场合展示自己的威势，不能不让人觉得凄凉。

“当趋向最好的东西的意见凭靠理性引领和掌权时，这种权力的名称就叫节制；若欲望毫无理性地拖拽我们追求种种快乐，并在我们身上施行统治，这种统治就被叫做肆心。”取消了品性差序的社会，节制不再是美德，品性高端者不受欢迎，失去控制的欲望得到鼓励，肆心的“恶人如阴沟里的臭水样一个个涌了出来，凶凶地揪人、斗人”。马沙丽所在的文化艺术馆新馆长“一肚子坏水，很无耻”，“全身上下没有一根好骨头，害起人来不择手段”。但就是他，斗掉了原先的馆长，并觊觎马沙丽的美貌，索爱不成，便把她打成“黑画家”。长着双鼓眼睛的赵（民兵）营长，天生恶德，却自视根正苗好，对知青态度蛮横、恶言相向，还动辄使用私刑。后来，在赵营长抓住贺兴批斗时，贺兴“被一枪托揍得栽倒在二米高的台下，头砸在台下的麻石上”，脑子就此坏掉。

小说里更为惊人的笔墨，是关于贺山的。因为贺百丁的历史问题，他的儿子和侄女被迫下乡，不得不托给这个贺怀国的遗腹子照料。贺山品性低劣，却因敢于造反成了当地霸主。他并未真的照料贺兴和贺强，甚至还作践脑子坏掉的贺兴。当贺娣也来到他的属地时，他不但霸占了她，还在贺娣怀孕后为掩盖自己的行径，让她跟贺兴结婚，闹出了堂兄妹之间的乱伦丑剧。比照同样天生恶德的贺怀国和贺山，便不难发现，因为此前有对品性差序的认识，社会层面自然会隐恶扬善，品性高端的贺百丁是形势的主导方，贺怀国无法左右局势；而当品性的差序结构解除，天生恶德的人掌握了权力，贺山成了决定性的力量，坏事当然接连不断。追求平等的诉求最终变成了更为恶劣的不平等，通往平等的天堂之路，竟全是用如此不平等的地狱砖石铺就。

这种对品性差序的不同认识，在前后两段的情爱故事里也表现出来。前一阶段，因为没有设定心性平等的前提，即使偷情，人都是按各自的性情对待一段关系，贺百丁与吴姬和秦云，谢乃常与自己的三个老婆以及陆琳、杨凤月和马沙丽的关系，如胶似漆也好，露水恩爱也好，吵闹动怒也罢，都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情事就真切干净，足以动人。但后一阶段的情爱，则因为品性差序的取消，低端部分统驭了情爱关系，里面有极多污浊的成分。贺娣生性善良，但面善心软，不擅拒绝。一个不以自然品性，而是以阶级成分划分高低的社会，不会教导她如何保护自己，因此她才会被贺山玩弄于股掌，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等她学会拒绝的时候，拒绝的却是亲人对自己的帮助，“她可不愿毁灭她用身体换来的一切，她现在三十四块五一月，比起她当公社广播员时拿工分，已经是天堂了”。一种污浊不堪的感觉，始终笼罩着这段关系。当文雅清秀的贺娣因服药变成一个胖而粗俗的妇女时，你会觉得，一个美好的瓷器被粗暴的手摔成了碎片，且碎片还被吐上痰踩脏了。小说里的杨凤月与丈夫的关系、谢文清与官员后代的婚姻，都笼罩在相似的污浊之中，情爱里没有了干干净净的真，只剩下权力统驭下赤裸裸的欲望，不免让人生厌。

公共空间既然不保护高级品性，压抑过久的愤懑就会有一个总爆发，像《亨利四世》中叛乱的约克主教说的那样：“我曾经仔细衡量过我们的武力所能造成的损害和我们自己所深受的损害，发现我们的怨忿比我们的过失更严重。我们看见时势的潮流奔赴着哪一个方向，在环境的强力的挟持之下，我们不得不适应大势，离开我们平静安谧的本位。”报复在压抑过久之后，以私人惩罚的方式出现。杨凤月“在酒里放安眠药，致使丈夫失去知觉，将丈夫捆在床上，在丈夫的颈脖上连砍数刀，致使丈夫流血而亡”；贺兴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杀死了贺山和赵营长，他砍下贺山的头，“一地的脑髓和血肉，连一块像样的骨头都没有，颅骨被锤子敲碎，肉被砍刀剁成了肉泥，颅骨被锤子敲碎，肉被砍刀剁成了肉泥”。这些行为，就是他们长期受低端品性者压抑而施行的私人惩罚。一个讲究平等的社会，竟让品性高端的人做出了品性低端者才做的事，并逼出人身上的各类杀心和凶心，真堪叹息。或者可以这样说，只有承认品性的差序，意识到一些人确实比另外一些人高贵，平等这件事才真的有了可能。否则，对平等的追求不光不能达至理想意义上的平等，人们的行为方式反而会基于最低的本能，凶德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让人惊惧的是，这个被调动起来的凶德，并没有在小说结束后消失，那些泛起的粗鄙、污浊、败坏、凶残，早就一点一点渗透进了我们现在置身的世界，而何顿的这本《黄埔四期》，也就这样雄浑地走到了现在这活着的世界，并向未来投下深深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