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的，朴素的，荒诞的：次仁罗布论

一、

    “我发现藏族文学跟日本文学有个共通的地方，那是一种忧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弥漫在血液和骨子里的浓浓的愁：世界不完美、人生就是缺憾、世界是荒诞的、爱情会死去、一切皆无常。”[1]次仁罗布在谈及阅读对他创作的影响时曾如是说。这句话既可被视为次仁罗布在创作上的审美追求，事实上也可被视为他的创作在整体上已经展现的基本特征。尽管次仁罗布常常在创作谈或访谈中以一种非常谦逊、低调的态度谈论自身的写作，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他没有那些夸夸其谈令人生厌的写作宣言，也没有沾沾自喜歪曲附会的大师情结，他方能以自然、朴素的态度去讲述那些“缺憾”和“无常”的故事。这些故事甚少大起大落的悲痛或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有些甚至近似“无事的悲哀”，却感伤而荒诞。这伤感并非源自现实生活中偶然的不如意，而是无法抵抗人世无常的宿命之后的日常的忧伤，这种感伤成为人世的一种底色；这荒诞亦非超出现实运行逻辑之外的荒谬事态，而是宗教愿景观照下的日常的尴尬和困窘，这是庸常人生的另一种底色。

二、

1992年，次仁罗布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罗孜的船夫》，截止到2005年，共有8部短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问世。对于这个时期的创作，次仁罗布自称：“最初的创作，只是业余写作，是为了娱乐。有时候，一两年都没有写过一个字。真正把创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是从2005年开始的。我想从那时起我已逐渐地摆脱‘低产’了”[2]。坦率地说，这个创作量并不“低产”，而这些作品的水准也并不“业余”。

处女作《罗孜的船长》的故事很简单：船夫的女儿向往牧区之外的生活，于是随着康巴商人去了拉萨，而船夫却始终固守河边摆渡为生。严格说来，这个故事在汉语文学史中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一条长河的两岸，一边是封闭的前现代乡村，一边是现代性文明。稍显不同的是，次仁罗布并非刻意强调两种文明的碰撞，而是始终用宗教的坚守来观望现代性文明的虚妄。这是绵延于次仁罗布此后创作的基调。

……怜悯悄悄地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病女人感到了再生的希望。怀着崇敬和虔诚的心等待的只有壮汉和老太婆。

……

“是的。船夫说的对。要是没有船夫，我们会滞留在江对岸的。”这是壮汉的声音。老太婆紧跟着说：“是啊船夫。你熟知这江水的脾性，你才能引我们过江。”

……

忘记了吗？或许。人们只有到了渡口焦急地等待时才会想起衰弱的船夫。

这些写实细节充满暗示，他们所提醒的是，这些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们，或许会在现代性文明的困顿中想起宗教的眷顾。这种苍凉的宿命感或许正是次仁罗布所试图表达的。

这部小说对于次仁罗布自身的创作历程而言也极具象征意义。正如船夫的女儿向往乡村之外的世界，根据次仁罗布的自述，正是汉语阅读为其继续写作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从其“业余”时期的整个创作历程来看，在《罗孜的船夫》之后，次仁罗布开始在叙事过程中引入更多技巧尝试。在《前方有人等她》（《西藏文学》2004年第4期）、《雨季》（《西藏文学》2005年第2期）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重叙述视角、叙述时序的错置等常见的现代主义叙述技巧已经被次仁罗布较为娴熟地运用。与此同时，历史变迁、社会进程等更为宏大的视野进入了这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朴素的故事。《焚》(《西藏文学》2000年第4期)、《尘网》（《西藏文学》2003年第4期）作品则代表了次仁罗布的另外一种尝试，这些作品淡化了区域性和民族背景，更类似于带有“普适性”意味的世情小说。这些尝试表明，为了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小说家，次仁罗布一直在写作观念、主题范围、叙述技巧等层面不断挖掘自身的可能性。

三、

继续谈论次仁罗布的作品，需要直面一个基本问题：在汉语文化体系中成长的读者如何面对一个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坦率地说，汉语对次仁罗布而言是无疑是一门“外语”，但他又屡次强调汉语阅读对他写作的重要性：

汉语学到高中就停了，大学里攻读的是藏文。记忆中，当时文学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屈指可数，只能借助汉文来阅读名著。那时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不熟练的汉语试着写写作品……”[3]

我们可以这个问题分解成几个层面来讨论。首先，虽说藏族是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就藏文化及其所依凭的藏传佛教的实际影响力而言，我们很难以“少数”来淡化其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相对于主流汉文化圈的异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次仁罗布的创作是一种跨文化写作。其次，当次仁罗布的写作进入汉语阅读/批评视野时，难免会遭遇汉语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教育所塑造的审美价值体系和价值判断框架的诘问。这是我们评价次仁罗布时面临的客观事实。所以，当我谈到次仁罗布的处女作所处理的经验、主题在汉语文学史中并不新鲜时，或者根据他的自述提及汉语阅读对他的影响时，我仅仅是在陈述一种事实，而极力避免相关判断引发出汉文化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的嫌疑。再者，前述的客观事实亦是我们评价次仁罗布时始终面临的局限。这个局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如果想要更为深入地讨论次仁罗布，需要考虑次仁罗布的写作之于藏文化/藏语写作的意义。只有在藏文化、汉文化双重文化背景/语言书写的相互对照中，方能更为全面地讨论次仁罗布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是像我这样的对藏文化了解不多的读者所难以克服的。其二，基于当下文学史叙述、文学史教育的思维惯性，当代批评在面对像次仁罗布这样的非汉族作家时，常常会把所谓“民族特色”作为讨论的重点。只是这种谈论大部分时候停留于文化表现的差异性层面，而无法进入深层文化心理的梳理。这种流于表面夸夸其谈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后殖民视角”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自觉地挪用，因为正是汉文化的文化优越感及其背后强势的物质支配力量在潜意识中支撑着这种批评思维。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谈论次仁罗布所面临的瓶颈而又无法突破的话，那么我们最好将议题限定于可控的范围内：在无法更进一步深入讨论藏文化的“特殊性”的情况下，有必要淡化次仁罗布的“藏族”身份，暂时将其视为汉语作家。在论述其与当代主流汉语写作的共通之处的基础上，进而谈论其对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和贡献。支持这种思路的主要的依据在于，次仁罗布至今为止的整个创作历程[4]与新时期以来诸多主流作家的成长历程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我上到初中的时候 “文革”结束不久，读过一些红色经典的作品，其中《林海雪原》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

我在西藏大学藏文系学习时，有个从内地来的朋友给我借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集，这些诗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不能自禁地拿起笔开始模仿着写诗。这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

……

我在西藏邮电学校教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于是创作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时任《西藏文学》主编的李佳俊老师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从而使我有了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勇气和信心。

……

之后，我遇到了《西藏文学》的编辑及评论家唐仕君先生，是他让我懂得了对小说主题的挖掘和文字节奏的把握及其叙述结构的关注（他让我背诵莫泊桑和契科夫、鲁迅等人的短篇小说）。唐仕君对我的意义就是让我懂得了文学的最基本常识。

……

再后来，我被调到西藏日报社汉编部工作……汉编部的葛卫平主任对于我文字表述能力的提高帮助极大。

……

已故著名作家加央西热老师，正是在他的极力举荐下，我才有机会调到西藏文联。在文联工作，自己有了一定的时间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

我喜欢海明威、福克纳雷蒙德·卡佛、奈博科夫等人的作品。在中国我喜欢莫言对叙事可能性进行的探索，喜欢阎连科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喜欢余华的简洁和零度写作。通过阅读这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从中学到了小说的结构、文字的运用、细节的铺设、主题的呈现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到了我的创作。[5]

 ……

直到2004年被西藏作家协会派到北京, 参加鲁迅文学院第四届高级研讨班，才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也知道了文学的担当，对文学的热情又一次被激发了出来。[6]

 我之所以大段第引用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引文大致勾勒出次仁罗布与引文中提及的那些1980年代以来成名的重要作家在文学成长之路上的相似性：最初的文学印象来自对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的阅读；在接触西方作品之后萌生文学创作的冲动并付诸实践；在发表第一篇作品前后得到文学前辈的青睐；在文学前辈的扶持和指导下，开始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文学训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广泛地阅读中外经典作品，并在写作中实验各种技巧和方法；与此同时，调入文化机构，有了较为充裕的阅读和写作时间，开始写出较为成熟的作品，并在此期间不断地接受权威文学机构的培训。稍显不同的是，次仁罗布要晚于这些作家十数年，或者说在次仁罗布开始创作时，这些作家已经开始被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教育进行“经典化”，并构成了次仁罗布的写作资源。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不仅在于较为具体的个人原因，如年龄、禀赋、机遇等，而且还因为文化传播从中心到边缘的滞后性，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次仁罗布与这些汉语作家的相似性谈起。此外，次仁罗布在谈及创作历程和创作诉求时，强调的亦是“普适性”和“共通性”而非“特殊性”，如其所言：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创作，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要反映普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苦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因为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成为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石。作为一名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系统，即坚韧与勇敢、包容与和谐、耐劳与牺牲、怜悯与荣誉等。用这些人类原本拥有的闪光品性，去感化读者、唤醒读者，使人们看到生存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些构筑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7]

坦率地说，在当下文坛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作家们把大师、“与世界接轨”和各种理论话语统统塞进各种采访和创作谈，像次仁罗布这样谈论朴素的常识倒是显得弥足珍贵。事实上，次仁罗布也正是将这一点贯穿于他的创作中。

四、

短篇小说《杀手》（《西藏文学》2006年第4期）的发表为次仁罗布带来了更多的关注。这部作品的故事其实简单，“我”是长途汽车司机，在路上捎带了一位要报杀父之仇的康巴人。在返程的路上，想去看看结果。发现仇家还活着的时候，我竟替那个康巴人完成了复仇。小说的最后一段是：

醒来外面阳光灿烂，白花花的太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

我想：该下车换轮胎了。

很显然，这只是一个梦。一个关于宽恕与复仇的故事，在次仁罗布的冷静的叙述中以虚实交错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杀手》大体预示了此后的次仁罗布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特点。这些小说构思精巧，具有强烈的叙事实验色彩。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些短篇是对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的模仿与致敬。不可否认，次仁罗布一直在通过短篇小说来探索叙事的多能性，但是这些短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的平衡和妥帖程度上，要比那些作家出色得多。我们固然可以坚持认为，当年“先锋”所产生的影响力依然回荡在新世纪文学的上空，但是次仁罗布在“先锋文学”的脉络里有其自身的贡献：这些精致的小故事，一方面指向一些抽象的道德命题，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维度，这些正是当年的“先锋”所欠缺的。比如《八廓街》（《黄河文学》2012年第2期）里有讲述了一个文革时的“疯女人”故事。三十年之后，“母亲”再听到她的名字时居然疯了。事实上，小说中并没有提及“疯女人”发疯的原因，也没有相关细节来提醒“母亲”与“疯女人”之间关系。大量细节的缺失，让整个故事充满诡异、神秘的色彩。它既像是一个暗示宗教里的因果报应的警示小故事，又像是在隐喻历史的幽灵与现实之间关系这样的宏大话题。

《传说》（《民族文学》2009年第9期）也是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说。在酒馆里夜夜醉酒的老头说他佩戴的金刚杵是活佛赠予的，可以佑护他刀枪不入，而“我”佩戴着老头的金刚杵参加斗殴时却死于非命，原因竟是：歹徒在拔刀相向前，先去女厕所找了一个带血的卫生巾在刀刃上擦了一下。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次仁罗布在叙述的过程中穿插了很多与“金刚杵”有关的传说，宗教的光芒在其中熠熠闪光，然而现实污秽的突然降临，又颠覆了前述种种的努力和已经产生的叙事效果，并产生了反讽的意味。于是，宗教、历史和现实之间紧张的角力让这部小说的意图显得暧昧起来。

五、

随着次仁罗布小说技艺的日益成熟，他在创作中对社会/历史维度中带有“普世性”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向纵深处挖掘。《神授》（《民族文学》2011年第1期）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放牧少年亚尔杰被神选中成为“说唱人”，“要在世间传播格萨尔王的功绩”。当亚尔杰声名远扬时，他被接到研究所里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开始了每天对着录音机说唱的职业生涯。这部小说在魔幻与世俗来回切换的叙事氛围中，展示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祛鬽”的过程，且这过程以一种荒谬的形式呈现出来：宗教、神性被当做知识、学科甚至是产业被日益重视，却是以远离人类日常生活为代价。读完这个故事再回到小说的开头：

神兵天将骑着雪白的骏马，从云层里奔驰下来，旌旗招展，浩浩荡荡，要把色尖草原搅个天翻地覆。

这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发生的事。

它看上去像是神话的开始，是神性降临的时刻。然而，当故事的发展走向与其相反的方向时，“神授”便散发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它宣布的是“世俗神话”的诞生。毕竟1979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开始的年份。

《曲郭山上的雪》（《中国作家》2011年第7期）则体现了次仁罗布更大的“野心”和“视野”。藏区的一个小村庄的里的人们先后观看了一部电影《2012》，这部电影来自一个外出打工青年带回的DVD。他们相信电影中那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于是陆陆续续地停止劳作，并开始盘算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次仁罗布通过一部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化”和闭塞的乡村之间建立了关联。很显然，与影像如何迷惑、塑造人的想象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相比，次仁罗布思考的重心是，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借助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对每个人的思维、想象和判断都造成了一种同质化的规训。这是一个超出区域、种族、经济、文化区隔的普遍性问题。或许这个故事还稍显单薄，然而它却显示了次仁罗布在写作视野和思考深度上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

此外，像《言述之惑》（《边疆文学》2012年第2期）、《兽医罗布》（《时代文学》2014年第9期）这样的作品展现了次仁罗布创作的另一种面相，即他在社会批判、历史批判层面所表现出的锐气，前者涉及政治宣传之于历史叙述的干扰，后者则触及了人性与制度的冲突。此类作品虽然较少，但是却可能成为次仁罗布创作的新领地。

                                           2015年12月21日

[1]次仁罗布：《扎根大地书写人性》，《时代文学》2014年第9期（上半月号）。

[2]胡沛萍、次仁罗布：《文学，今人驰骋——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访谈录》，《西藏文学》2011年第6期。

[3]次仁罗布：《文学的魅力》，《文艺报》2010年10月26日。

[4]次仁罗布的最新作品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芳草》2015年第3期）。限于议题和篇幅，本文只讨论除此之外的其余作品。

[5]胡沛萍、次仁罗布：《文学，今人驰骋——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访谈录》，《西藏文学》2011年第6期。

[6]次仁罗布：《扎根大地书写人性》，《时代文学》2014年第9期（上半月号）。

[7]次仁罗布：《文学的魅力》，《文艺报》2010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