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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的种子与偏僻的想象

来源:华语文学网  作者:项静  发布于:2020-02-26  点击: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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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深思熟虑地去写一部返回历史城堡的复杂之书,其中多少有艰难地锚定现世生活的愿望吧。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历史与今天之间展开,寻找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往往是徒劳的,他把人物、细节、故事悬浮在含混、交叉的时空中。假设写于不同时期的章节,穿梭其中的人物,萦绕不去的念头,复杂的自我悖反,时时想要跳出来的叙事者,勤勉的猜想和臆测,应该有一个所谓整体性的外观的话,大概非幻想性作品不可,幻想是冲破隔阂和界限的天然动力,它在充当革命力量的时候是最锐利的武器。


《青鸟故事集》所选定的历史主体大致时间是10世纪到19世纪,固然还有现代人婆娑的影子和随时想到而被穿插进来的各种煊赫时间的音讯旧踪。中西对比的专家学者们早已展示出过体系建构者们的雄心,现代主义者认为中西就是一个时间序列,资本主义的萌芽由此及彼。而各种修正主义者们可能认为此一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并无区别,比如《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就认为1800年之前的英国与中国长江流域并无特殊之处,而是之后的内卷化,殖民主义以及煤炭存储和使用的分野,拉开中西的巨大差距。黄宗智立刻以中国长江以及长江三角洲煤炭储量的详细研究推翻上述结论。如果在学术的框架中,必然会是卷帙浩繁的建立框架、矛盾、修补,在时间和学术不停演进中,发现矛盾,寻找证据,推翻重来,永无宁日,想到这个极为可能的未来,我再次感到“历史”研究对“文学”的需求。罗兰·巴特说,文学既是历史的符号,又是历史的反抗。它几乎天然地无须为真相背书,当然这种自我赦免的简洁和愉悦也仅仅是对写作者和读者而言,历史本身依然复杂,值得一代又一代重写和探索、倦怠和革命。


皮尔·弗里斯在《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下了一个判语,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落入“高水平平衡陷阱”,只有依靠外部工业化国家的刺激,才能逃离陷阱。陷阱是一个文学性的词汇,从某个预想的轨道上脱落,停滞在一个较高的精神水平上,预留出大片的闲暇,失去了被命名的推动力和必然性,是太适合幻想性的时空。而这里又太适合承载人生的浮华梦,超越阶层,从皇帝到布衣,身体都洇染出华丽奇异的想象空间——那些在腿部藏着珍珠的波斯人,欣赏丝这类精神绒毛的心灵,案几床榻上的袅袅沉水烟,行走时飘逸华美的衣袖,浮动的郁烈香气,他们对金银饰品的爱好和想象力,对自鸣钟和八音盒的追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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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来到中国,他眼中的中国富庶安详,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最好的路和桥,最好的城市,建筑华美,极其干净,商品丰富,物价平稳,井然有序,他忍不住感叹这可能是世界上统治最好的地方,甚至在司法方面胜过罗马人以及其他任何一种人。(《静看鱼忙?》)


这个语气和描述,跟同一时期的荷兰人、德国人对英国的描写如出一辙,他们也把英国描述成最好的国家,从物质到精神、司法。1590年德国的法学家保罗·亨茨纳访问英格兰,他看到的英国大地上硕果累累,牛羊成群,人们饱食终日,不事农耕,即使农夫家的床上都铺着花毯,他们根本不喝白开水,只喝各种饮料。15到16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地区是荷兰,荷兰的一个商人伊曼纽尔·凡美特伦,在伊丽莎白时代寓居伦敦,游遍英格兰和爱尔兰,在他的记录中英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使是普通人也能享用大量肉食,衣着优雅,轻巧而昂贵,在慵懒中度过大半浮生,他们热爱花草和园艺。(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两种书写和记录放在一起,都是真实的,记录者生活在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的时间途中,从熟悉之地到陌生世界去的空地上,他们躁动的冒险之心,不知所终的寻找之心,是另一种适合造梦的空间。所有这些文字和描述都带有幻觉、梦想、沉溺和流言的性质,他们的“第一眼”都是为了配合绮丽的行旅和四处飘荡的心境。米沃什说,“看见”不仅意味着置于眼前,它还可能意味着保存在记忆中,“看见而描绘”,意味着在想象中重新构造。人、文字和记录不可避免地带上梦幻色彩,援引梦幻作为搭建城堡的砖头,是文字冒险,也是大胆的想象,或者非如此不可,历史和文学缔结的同盟带来了解放和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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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的谱系》一文及其附录,几乎可以看作另一本大书的缩略,对于游弋不同世界的沟通者(青鸟)的考古学式的追踪。他们是冒险者,一群异邦客: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盖略特·伯来拉、利玛窦、鄂本笃以及马戛尔尼使团。每一个人都自带灿烂的故事光谱,尤其是隔着漫长的时光,时光机本身赋予了旧时光更多的内容,奇特的相遇,荒谬的应验,历史的影院不会打烊,它与日月同在,旧灵魂不会离去。


马戛尔尼使团被详细地描述,它具有时间的意义,从此以后,历史不再那么混沌,轩轾好像已分。它本身就是个复杂的“青鸟”谱系,两位被传教士带到欧洲的中国青年李和朱神父,语言障碍城墙两侧微弱的“青鸟”,在英方的记载中不过一个“李”字。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是《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作者,他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就是跟随李学习中文;怀着编纂世界雄心而拿出《华英字典》的马礼逊博士是使团翻译;《旧中国杂记》的作者威廉·亨特、林则徐的首席翻译小德、托马斯·斯当东是这部字典最早的读者,日后正是他们开启了大英帝国东征的殖民主义事业,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是英国远征军的首席翻译。使团的后话可以讲到魏源、胡适,漫长的神秘的谱系之树,终于漫漶到我们这个时代所熟悉的人物身上,仿佛跟我们也有了一点关系。


这些人名经常闪现在这部幻想性作品的其他章节中,充当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奇异的邂逅、对称和重复。对这个使团的浓墨重彩好像是一个告别仪式,必须有坚实可信的人,哪怕他从无名模糊者起步,他们嬗递交接,前呼后应。中国古代神话中,经常有踩着奇怪脚印怀孕的少女,比如华胥在雷泽岸边看到了一些大脚印,踩着大脚印一步一步往前走,怀孕生下伏羲,姜媛同样是踩了郊外陌生的大脚印,怀孕生下后稷。她们生下的孩子都是华夏的始祖,她们从来不知道是以这种方式创造了历史。青鸟们的语言和书写,就是那些没有来历的脚印,后来者无路可走,到处都是危险,只能踩着前人的脚印去孕育新的生命和生活。


被作家和历史选中的人们,都有冒险的嗜好,他们是踌躇满志的信仰传播者,是对新世界充满好奇的探险者,是生活的逃跑者,有的甚至是罪犯。追踪他们的写作,会产生自己的幻影,谱成冒险的三重奏:冒险者本身的故事,他们冒险的私人动机和历史动力;读史者的超越日常冒险的愿望,和被现实平息的合理解释;撰写这一样一本书是一种冒险,穿行于驳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以往的荒漠。历史真实、荒谬、个人的意志可能会多次悖反,而万千重复和碎念都系于“读史者”一身,而读史者是个人的隐秘愿望,还是时代无意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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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故事集》在幻想之外,开创了一种必须如此的文体。历史已经提供了看似完结的结局,踅回历史的书写,需要善意和气的情节气氛、“事实”和可靠的材料、需要无伤大雅的戏谑、煽情的小闲笔,还需要让命运通俗易懂地展开的方式,让惊喜恐惧绝望和哀愁自我原宥的内衬,需要妙笔生花,延缓命定结局的到来,当然更需要那些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的真实的人和名字,需要恰到好处的附录。


李敬泽在《青鸟故事集》里肯定埋藏了许多虚虚实实的故事,故意的含混或者误读,理论上来说完全可能,你在历史中盘桓缠绕,不可能不被历史沾染。装作不经意地塞了好多当代的名字,老错,老马,李洱,就像英国记载中的“李”,你要去推想这个时代的梦和幻想,人们生活的蛛丝马迹,没有上下文的名字是合适的留足了空间的想象起点。《青鸟故事集》也是埋葬下去的干燥种子,它的节制和慧心,蜻蜓点水的事件、人物(比如赫德),它存续进去的半遮半掩的时代表情:荒谬、梦幻和耽溺,写作的时代,写什么与怎么写,也会在偏僻的想象中萌芽、生长。


《行动:三故事》里写了一个捣乱的俄国人,他装作仿古的样子,埋下各种地雷,在古塔上用梵文刻一段粗话,然后仿古做旧,给后来者制造难题,等待着读史者,“万事通”把他译出来。假货混进了历史,我们对历史真实的信念,历史的“真实”都在他的笑声中得到了嘲弄,而历史还可能模仿书写和虚构,迎面碰上,确凿无误。捣乱者获得了隐秘的胜利,但是又有何胜利可言?对写作而言更是如此,这是读史者的快乐和虚无。


无论是否相信此时生命在历史和时间中的意义,把那么多历史的私货挖出来,重新打磨一番,再以考古、故事的方式藏起来,重新放回去到它的时间序列中去,必然不是无用功。天平显然不能保持平衡了,而多出与少掉的也像无影脚,靠欣然会意,知识庙宇里每一块坚实的砖,叠加在一起,变成整体上的变动不居和抽象。《青鸟故事集》写作本身提供了无限自我解释的循环,可以在里面继续制造更多逻辑,思辨的乐趣,文体的自由和演练等等,或许,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适配度最高的可能的文学形式。德国文学史家绍伊尔提醒从事文学的专家,他们“描述的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他所运用的叙事技巧,特别是他所选择的材料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