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观看背后，是对文化审美的再造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选送的《园冶注释》（上排）和《茶典》分别荣获2018“世界最美的书”银奖和荣誉奖。

今年初，2018“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在德国莱比锡揭晓，其中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选送的两部作品《园冶注释》和《茶典》分别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银奖和荣誉奖。

从限量珍藏版书籍到面向大众市场的书籍，注重设计之美，已是当下出版界形成的共识，然而这在十余年前还不可想象，纸质出版多年来凭借从内容原创、书籍设计到出版推广等各个环节的提升，摆脱了数字阅读崛起带来的困局，拓宽了大众图书市场。尤其近年来，从国外亚马逊网站开设实体书店到国内各种实体书店的复兴，进一步振兴了出版业界的信心，书籍设计对图书生命的重要性也得到广泛讨论。

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 《观看之道》中曾指出，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画面的力量在于它的构图整体性，激发出大众的情感。对于书籍而言，恰恰是整体设计确立了它作为纸质阅读载体的魅力，也因此先于语言而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分开来。当我们回看改革开放40年书籍设计的变化历程时，会发现，正是一代代设计大家把传统 “装帧”提升为书籍“设计”，将“技”提纯为“道”，赋予东方传统审美以当代再现，推动和丰富了中国书香文化传承发展。

从“装帧”到“设计”，书籍是承载本土文化气质的生命体

书籍设计，是一个与上海密不可分的话题，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的主要发源地，申城诞生了大量艺术设计大家，出生于此地的吕敬人便是代表者之一。他是当代率先走向国际得到广泛认可的书籍设计大家，多次参与“中国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等奖项评奖。他一直以设计实践展现本土书籍设计理念体系以及确立具有东方审美的设计风格，这些实践与思考也在近期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40年”展览及相关论坛活动上有所呈现。

从事书籍设计，吕敬人说要感谢第一位老师，连环画艺术大师贺友直。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在北大荒农场相识，贺友直注意到他的国画功底以及对艺术的敏感，引导他创作注重视觉语言。两人在回到工作岗位后，依然保持着交流联系。吕敬人回忆说，贺友直先生经常在信中关注并直言他新作品中的问题，严谨的治学精神鞭策着他不敢懈怠更不敢轻视书籍设计这门技艺。改革开放初期，吕敬人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开始介入书籍封面设计，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读者都知道，当时的图书整体外观较为简单，封面采用红、蓝、黑三色，通过彼此叠压再做出第四色第五色，而封底则通常为白色无需设计。简单并不意味着简陋，在当时有限美术资源环境下，吕敬人设计的老舍、王安忆、张抗抗等一批作家作品封面，如今看来依然可圈可点。随着接触到越来越多国外书籍资源，他意识到自己对装帧设计的理解存在许多局限，之后他前往日本进入讲谈社并师从书籍设计大家杉浦康平，杉浦康平是一位善于将欧洲理性主义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的设计师，在学习过程中吕敬人深入思考了书籍“装帧”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出版界理解的“装帧”主要指书籍的封面设计，基本不涉及内页部分，并且认为书籍装帧的目的是形式为内容服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商品化加强了封面装帧的目的性，各种夺人眼球、跟风复制的封面盛行一时，乃至后来造成了一部分读者看见书籍封面就产生“恨腰封”等心理的原因。而更严重的是，在数字阅读兴起的早期，纸质图书的优势被进一步削弱。当时吕敬人回国目睹出版市场现状之后，开始推动书籍设计理念，他认为，当代艺术层面的书籍“设计”包含了装帧、编排设计、编辑设计、信息视觉化设计，只有将整本书纳入到设计当中，“才能寻找到书籍语言最佳传达方式、感染读者的情绪、影响阅读的心境、传递善意设计的创造力”。

比起“装帧”，整体“设计”更像一场马拉松，吕敬人在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同时成立了书籍设计工作室，他回顾说，一部分书籍因为涉及到建筑学、结构学、材料学等方面的工艺，整个团队往往投入长达三五年的周期进行试验设计，这种面向未来的设计对书籍设计师而言是必要的挑战，其中蕴藏的设计理念以及元素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将渗透进大众书籍生态之中，与此同时，工作室也与一百多家出版社相继展开了面向大众市场的书籍设计合作。

创新必然是传统有生命力的衍生，在书籍设计背后，吕敬人说自己的理念追求是“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味；不拟洋，又焕发时代精神”。在参与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再造工程之后，他充分领略了古代珍本善本的书籍设计之美，他说事实上这些古籍特别是宋版书，都有着整体性设计，对今天的中国原创图书有着非常充裕的借鉴意义，而20世纪初鲁迅、丰子恺、闻一多、徐志摩等作家参与的书籍设计风格也让他颇有收获。在他后来一系列设计作品中，读者看到他如何寻找具有中国特点的汉字文化特征的设计语法赋予现代题材新的活力，比如设计茅盾《子夜》用黑白两色分上下册，内页参考了古籍的留白形式；日语版巴金的 《家》有着灯笼和书法等元素的加入；为纯文字的《梅兰芳全传》有机加入近百幅图片以及在书的切面制造梅兰芳“戏曲”和“生活”两个三维形象。此外，他为莫言、贾平凹等作家所做的设计充分结合了作品语言的内在气质，呈现出他认为纸质书需要达到视、触、听、嗅、味的五感境界。正因为一流的书籍设计能够让书成为“信息诗意栖息的建筑”，才能在任何时代保持纸质最好的生命力。

吕敬人的设计理念在清华美院副院长方晓风看来，充分浸润着海派文化的基因，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汪大伟更是指出，以吕敬人等人为代表的上海设计，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和世界设计同步，也是突显中国设计、东方审美的典型范式。以“中国最美”入“世界最美”，中国设计以东方美学对话世界

上海设计的前瞻性推动了2003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创设 “中国最美的书”评选，评选自创办伊始就确立了公平性、国际性、专业性等原则，并且与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和展览相衔接，来自全国的书籍设计作品汇聚到上海，再从此地走向世界，在本地书籍设计师与世界交流、互访和讲学之中，推动着我国在书籍设计理念、创新和质量等方面的发展。评选举办15年来，先后有15批321种 “中国最美的书”亮相德国莱比锡，有19种图书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项，其中2种获金奖。近年来，“中国最美的书”展览作为上海书展的重要品牌之一成为书展的一道风景线，成为众多爱书人领略书籍之美的窗口。

细数历年获奖作品，大多是与传统文化题材相关，这直接反映了设计师从传统古籍设计中汲取东方气质并加以新的设计再造，今年获奖的两部书籍，《园冶注释》（张悟静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与《茶典》（潘焰荣设计，商务印书馆出版），排版效法传统，布局则是现代，纸张手感富于变化，有着浓厚的东方气韵与适宜的现代阅读体验。

如果仔细观察 “中国最美的书”和“世界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不难看到，对“最美”的理解折射出了丰富的历史变化，过去在大众图书市场一度盛行用料豪华包装或是体量巨大的形式来显示其珍贵稀有，与此相比，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和“世界最美的书”的书籍显得质朴含蓄。事实上，西方从19世纪兴起“书籍之美”的风潮，崇尚艺术与生活相结合的理念，其中一部分也是借鉴了东方传统艺术的养分，当中国的设计师重新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融合东方与西方、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时，无意中与世界设计理念汇聚到了一起。吕敬人曾作为首位中国设计师担任“世界最美的书”国际评委，他观察发现，来自全世界的书籍设计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整体美与细节美的统一、设计语言激发读者的创想和阅读动力，他也指出，国内一些书籍设计虽然观念和成绩都有较大进步，但也存在设计注重形式、缺乏细节质量、忽视内在设计等问题，相信随着全球书籍设计交流的深入以及对本土传统资源的再发掘，中国的书籍设计将进入它最有活力的历史时期。

博尔赫斯曾说书籍的魅力来自它的物质性，它沉重、笨拙，也灵动、优雅，随着时代更迭愈发显现珍贵的气质。四十年来，书籍设计审美的变化见证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见证了纸质阅读如何抵抗住数字阅读的冲击，也见证了书籍如何以灵动、优雅的形象激发读者的阅读动力。也因为有吕敬人这样致力于推动本土书籍设计理念的设计大家以及像宁成春、陶雪华、陆智昌、朱赢椿、刘晓翔、“小马哥 &橙子”等一批认真做书的设计师，当代书籍设计正构建起自己的文化语境，体现出东方文化精神的创新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