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她们因痛与爱而创作

中国人的亲情总是被存放在一个奇妙的真空中，那里情感充溢，甚至泪水满溢，却常以无声的姿态与生活勾连。亲情总是沉甸甸的，像离家时父亲塞给你最大的石榴，你连说谢谢都觉得多余，于是用沉默和不好意思的嘻笑把那块真空填满。

是作家以文字打破了这层真空。6月17日的思南读书会上，薛舒和于是，两位女作家用自己面向父亲的目光与笔触对谈“我写父亲 难免疼痛”，为我们勾勒背影远去的至亲，探寻无处安放的感情，让我们看到亲情的模样清晰闪现，得以感悟、反省和思考。

思南读书会父亲节专场

父亲是女作家的情结与矛盾

或许谈论父亲，没有人比女儿更合适；或许对女作家来讲，父亲都是一个情结。女作家薛舒谈起自己的父亲时说：“我从小把他当做我们家庭的保护伞，他是我们家里的骑士、侠客、医生、管道工、木匠、油漆匠，他简直是万能的。为什么我写老爸特别多，写我老妈特别少，可能这是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会不一样。”

但薛舒生命中这样一个万能的男人，某一天突然“傻掉了”，他在70岁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他逐渐不认识亲自生养的儿女，不认识陪伴身边的妻子。在记录这一切的时候，作为女儿的薛舒开始思考，当一个人记忆全部失去的时候，人生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在薛舒的记忆中，父亲的故事从小就伴随她的成长，“我了解父亲的一切，我爸爸和妈妈相互之间会揭发，你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们小时候那种糗事，我是听着长大的，我妈和我爸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点了什么菜我全知道。”

薛舒在《远去的人》中记录了这位复杂的父亲形象，他在生病时猜忌多疑，是个刁蛮的病老头，又狡黠天真；他是一位上海的“外地穷人”，却开着小货车为家人谋生，很能“赚钱”；他为生活“不择手段”，却教育自己的女儿行为诚实；她从来不在外人面前以家人吹牛，却偷偷将女儿的作品送给朋友。

薛舒说自己是“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在体会当下的失去”，她笔下的父亲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父亲一样，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普通人。“我第一次发现我爸爸慢慢失去记忆，我觉得太不能接受了，于是我用非虚构的方式把痛苦写下来。”

《远去的人》

于是我们在《远去的人》中看到一位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看到了女儿与至亲照料病人的苦痛与矛盾，看到了一个小家庭面对疾病的无奈与团结，看到了人因为生活而经历的绝望，因为爱而担起的责任，以及紧密相连却又暗流涌动的家人之间，最为真实的亲情。

有人问我这本书压抑吗？不，它很生活，很温柔，有些地方甚至是诙谐幽默的，但它的真实与坦诚又令人落泪，因为我们总是会为生活与爱落泪。然而薛舒既是作家，也是女儿，没有人在面对父亲这样的遭遇时，坚强得如同铁人。

“我那么喜欢我爸爸，我小时候爬到他的腿上，等到他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很怨。”

薛舒讲述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过用一种文学的方式记录她的父亲，最初只是在夜晚用日记宣泄心中的压抑。父亲突如其来的病情，母亲终日不停的求助，严重干扰了她的创作。在她每次奔赴上百公里外的父母家中，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时，她会在楼下的车里呆坐好一会儿，安抚自己的焦虑与压抑，“说实话，我不想进那个家门……那个用自己的患病把家人捆绑在他身边的自私的老男人。”她在书中如此写道。

这种矛盾让她看到美国作家桑德拉·骆写的《我为什么希望我父亲死去》后，泪流满面，与那位年轻作家感同身受：父亲完全毁坏自己的生活，自己必须抛弃一切事情照顾他，他就像婴儿一样，可是他不是婴儿，他没有希望。

“可是你没办法，你必须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情感。”薛舒讲述自己的矛盾时说，“当这么一个从小到大给我爱的父亲，当他生病的时候，当他要一步步远离我的时候，当我被他烦得已经受不了的时候，我一直也在自责：我还有怨？我还会在抱怨？我知道要反省，不能这样，在书中能看到我的不断反省。”

父亲是我们一代人的疏离与隔阂

这种矛盾不只在薛舒身上，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父亲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女作家于是的父女关系中，我们更看到父辈与下一代的断层。

于是的父亲在患阿尔茨海默症时，身边只有一个不是特别亲的二婚太太。于是接到确诊消息从国外回到上海的那个清晨，那位二婚太太敲开了她的门，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父亲的几件衣服和一把牙刷，对她说：“我现在把你爸爸还给你。”从此这个老太太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同于薛舒对父亲的了解，于是对她的父亲几乎一无所知。“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没有做女儿的感觉，女儿的身份就好像断掉了。在你小时候需要父母的时候，它是鲜明的女儿身份，但是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断掉了，你会觉得没有根。我家本身就是没有根的上海移民家族，这个移民家族，我父母对他们上一辈也是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代代……代代都是这样的，一个家族的传承、一个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断掉的。”

之后，于是一个人照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因阿尔茨海默症接二连三的走失，她在父亲走失的那段时间写了相当长时间的日记，记录寻找父亲的过程，也成为她创作小说《查无此人》的题材。而因为她与父亲早年的疏远关系，这部小说中，她采用了大量虚构的剧情来进行创作。

于是在谈起这部耗时七年的作品时说：“当你跟你的家庭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你要寻找的东西非常多，你要寻找你的父亲是谁，你要寻找你父亲朋友是谁，你要寻找你父亲亲戚是谁，你父亲前面50年、60年的人生是什么。所以我写作的最初动机是寻找，书中很多寻找的过程是虚构的过程，事实上你没办法寻找，你没办法寻找到母亲和父亲生活的年代，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如薛舒那样团结亲密的家庭，还是于是这般松散疏离的家庭，我们都在年少时接受父辈无条件的爱与照料，却在他们老去和病痛时陷入无奈和彷徨。我们羞于拥抱和表达，甚至羞于过问他们的过往，父爱的沉默和子女的无声交织于生活，筑起了代际间的高墙。直到父辈的身影真正远去，这座高墙轰然坍塌，深陷成惭愧悔恨的废墟，或是一次茫然的远望。

在爱与痛的碰撞中创作，直面至爱和人性

为何会因为两位女作家的创作而感动？是因为在她们不动声色、乐观微笑地谈论父亲时，让人既看到了生为女儿的深情，也看到了身为作家的理性。无论她们是深陷于亲情的矛盾泥潭，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包容拥抱病痛中的父亲；还是以严厉冷峻的行为，去肩负女儿的责任，记录或寻找父辈的记忆。她们都在直面生命中的亲情，甚至是求索爱与痛、生与死的答案。

薛舒在亲历父亲病痛时，曾在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病患家属群与人交流，那里的人在这个空间里诉说自己的无奈和痛苦，互相安慰，彼此了解，以为这是薛舒的精神港湾，她却说：“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待久了会被麻醉，我不会思考这样的活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会安于用麻醉剂来接受眼前的生活。但我是个写作者，我必须不安于这样的生活状况，我不能说心里很服，我就是这样一个命，我必须有不服的想法，才能写一点、思考一点什么或者挑战什么，这是必须的。人生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不是一个病造成的，也不是某一件事造成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有那些不确定的东西。那些复杂的东西，组成了你整个人生。”

作家薛舒

“我父亲到今天还躺在医院里，每个礼拜一到两次我都看到他。他的病房有五个人躺在那里，要么脑梗，要么瘫痪。只有他这么三年下来躺在那里，所有的病床已经几个轮番过去，都去世了，他非常坚强。我见证了那么多人，陪伴他、在他身边，一路生命逝去。我的幸运在于，我爸爸很坚强，我爸爸扛了三年在医院，继续扛下去，他让我眼见这一切，体验这一切，思考一些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东西。”

而于是回忆起跟自己并不亲密的父亲时，说道：“我看到一个小说，父母有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当父母老了以后，他们能教我们什么，他们能教我们就是疾病、衰老、死亡，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把最后一点人生的智慧和知识教给子女，这是非常感人的地方。”

“我父亲的疾病只是个因子，它拓宽了我的视野。在他得病之前，我就是在外面玩的小破孩，我一直认为写作就是自己的事儿，写很多也是自己生活中的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写写上一辈的生活。我家里的情况相对早一些，别人可能50岁、60岁父母双亡，我在38岁这个阶段就……我感谢他们让我很早知道生老病死这些残酷的事实。”

所以我们从这些书写父亲的女作家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突破亲情与生活真空层的情感，不是老年疾病的可怖与无奈，而是更多的复杂性，人生的复杂性，以及作者在面对与回避父亲时，所折射的自我和人性。

对于作品中所展现的代际矛盾，甚至是老龄化及其带给青年人的社会问题，创作者和读者的领悟或许正如薛舒所说：“也许父母跟我们之间永远是矛盾的，永远是两代人。主持人走走说的与父辈的和解，不是说我们要一致，而是说宽容一些，对待万事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我们是写书的人，读书的人不是要读出我们多么的尖锐和凌厉，写书的人也不是要写出多么大的矛盾，其实人人都看到了矛盾，而是说当这些矛盾、这些尖锐的东西存在的时候，你怎么去化解、你怎么去更加柔软地面对这一切。”

感谢两位女作家和她们书写父亲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直面生活中最为安静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