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华文女性写作现象观

原标题：新移民华文女性写作新象观

摘要：与前辈相比，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创作心态与处境大为不同，她们不再执着地表现漂泊的身世之痛，断根之哀，而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和超越二元对立的女性思维致力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她们通过对中国记忆里“女性”的叙事、跨族裔“两性关系”的表达、借“娜拉出走”模式对“身份认同”内涵的升华，表达了她们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对人类普同性特质的尊重，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以及平等对话的美好诉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使知识青年留学海外风行，随之通过各种途径出洋并获得居留国移民身份之群体形成，“新移民文学”随之产生，带来华文文学创作的新景象，涌现出为华文世界读者所熟知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优秀作品。

  本文旨在论述这批新移民女作家们用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女性思维，在其写作中表达出对东-西方文明互相借鉴、彼此受益和平等对话的愿望。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记忆的书写中，女作家们一方面用“女性叙事”完成对东方集体文明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借“女性”扬东方文化之优势；其二表现在女作家们采用性别策略重新演绎东-西方关系，或颠覆或错置，将文化冲突导引至文化融合；其三表现在她们通过“娜拉出走”的女性叙述模式升华移民作家“身份认同”的主题，转具体国别的认同为普遍性的“爱”与“意义”的认同。总之，拥有鲜明女性主义立场的新移民女作家们，将女性与东-西方问题紧密地关联起来，开创了迥异于前辈的新移民文学风貌。

一、中国记忆里“女性叙事”之内涵

   冷战的结束，地理上的全球村概念与文化上的全球化以及个体主观上的进取与文化自信，使得新移民女性作家超越了早期移民文学中弥漫着的情感宣泄式怀乡母题，也不再聚焦弱势者在新文化语境中奋斗挣扎的沉重和压抑，而是将笔触转向“中国记忆”的书写，在沉甸甸的历史中沉淀对中西文化的理性反思。

   女作家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侧重点各异，风格迥别，却几乎都以“女性”为载体进行叙事。在这里，“个体的女性”背负着新移民女作家的两种叙事意图：一是在现代性视野中通过女性个体的生命经历重述历史，建立一种区别于主流和父权话语的新历史观；二是赋予女性“民族”意义，以此来表达对原乡文化和家族精神的认同，只是在这种文化认同中并不构成对异乡文化精神的否定和拒绝，而是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作为自己成长与成熟的共同资源，突出显现了对中西文明的共同尊重。

首先，处在“边缘”的新移民作家擅长从民间视角、边缘的文化思想、人性的精神、女性的柔情和孩子的眼睛进入叙事，突显人的情欲挣扎、人性的张力和人存在的困境，由此发出对公共权力的消解性和颠覆性，达到对“大历史”线条的弱化及撼动的企图，“个体的女性”正是这种西方文化视野和自由诉求的代表，北美多位一直耕耘在华文文坛为读者所熟悉的知名女作家，在其文本中贡献了她们的感知与思考。

如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王葡萄和田苏菲皆用“自由伦理”[①]抵抗着“人民伦理”[②]的正义性。前者不救抗日的共产党而救自己的丈夫，还偷藏被“革命”判为有罪的公爹20年；后者在欧阳萸历次被组织审讯拷问批判的活动中，用自己的民间机智始终不渝的帮助他渡过难关。李彦的则《红浮萍》讲述了自己的母亲“雯”从一个地主家极聪慧的女儿成长为革命队伍里极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始终得不到组织的承认和信赖的悲剧人生。张翎的《雁过藻溪》、《望月》、《金山》、《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中擅长用三代或两代母女、婆媳的命运辐射出整个中国20世纪现代史，其中土改中被侮辱的女性多次在其文本中重复出现，如《雁过藻溪》中末雁的母亲，《金山》中的锦绣等。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则通过“我”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忍受的“饥饿”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一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她们像是“伤痕”和“反思”文学的“继承人”，渲染了历史事件中人性角斗的刀光剑影，袒露了时代和政治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与精神创伤，共同用个体的悲惨遭遇完成对主流文明的无声控诉。

也就是说，移民到西方国家的女作家们基本都熟谙了西方的关于“个体尊严”的价值系统，并纷纷以此为基准来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作品中的女人们或者以个人不公正的际遇，或者以爱情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坚韧与执着对抗苦难背后的集体化，宣示着个体伦理的合法性，消解了时代，历史，社会，政治等男权制的主流宏大“主题”，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彰显了自己的新历史观：“历史是陪衬女人的,女人却拒绝陪衬历史。女人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与历史的抗争”[③]。

这样的价值立场却很容易被批评家质疑为是“自我东方主义”的。一些批评者提到新移民女作家之所以喜欢此类题材，多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红色历史”的特殊兴趣；另一些学者则对用一种以满足人性快乐的个人价值观，能否真正阐释洞察出中国历史的真相与内涵表示怀疑。[④]这是对新移民女作家的历史书写片面解读形成的误区。事实上，女作家们并不纯粹用“西方”的眼光观照“中国的历史”，她们同样用凝聚在女性身上的民族文化精神传达了对中国的认同。这又是新移民女作家的神采之笔与创新之处。

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席者，能够象征民族精神的也往往只有男性这一优越性的性别，女性在历史上出现几乎都是被动的附庸者形象，被压迫的寄生虫和为奴隶的母亲。正如西苏所说：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 [⑤] 但新移民女作家们让那些被掩埋的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女性浮进了当代人的视野，并且深化其性别内涵为民族寓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新移民女性作家们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中得到充分发挥。

严歌苓的“中国故事”以真实生活为基础，规避了对中国文化劣根与人性蒙昧的反复展览，其女性形象凝聚着厚实的乡土性与活泼的民族性。《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那一双无邪无畏的大圆眼睛包容一切，消融一切，又孕育一切，其所具有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⑥]正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精神，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女性的坚韧和独立，宽容与博大，以及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被一一彰显出来。中国大陆没有哪位作家如此肯定过女性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和关键的地位。而“葡萄”本身寓意在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孕育出如此辉煌绚烂的文化的自喻。

李彦《红浮萍》中从小自立自强[⑦]，参加革命后不怕吃苦，秉信自己坚定的信仰并有执着的理想和信念的雯不就是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化身。李彦破除了《青春之歌》永远需要一个男性引路人的“林道静模式”，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自己的路。而外婆的故事与“平”自身的坦率都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哲理与价值观。正如贺绍俊所言：“事实上，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中，同样也包含着普适的精神价值，这正是不同文化系统能够形成对话和交流的基础。”

虹影

《饥饿的女儿》中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不仅生育了八个儿女，而且通过干体力活，支撑了一个完整的家，她才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金山》中麦氏和六指多次在家族危机之际用自己的力量延续了方家，儿媳妇猫眼到最后成为全家唯一一个可以挑起生活重担的人。在新移民女作家的文学世界里，男性多是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世界的毁灭者或无能者，女人成为人类文明的救赎者与人类文明之火的延续者。

新移民女作家就这样以母亲为中心建立起了生命承传的“女性谱系”，一方面是对女性真正贡献的昭彰，由此确立自我身份、寻求自我价值、建构自我历史，同时解构父权制男性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将女性身上的特质赋予民族的内涵，并以其独特的女性想象和话语方式建构“中国”的文化属性，挖掘中国的文化之根和人性之美。

也就说，具有文化“间性”的新移民女性作家，在现代性的叙事方式中，在女性救赎生命与繁衍善良的历史书写中，一边肯定了西方世界文化之理想的人性美，并借此反思东方文化的积弊；一边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颂扬东方文明自身的文化特性，并期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彼此在相互体认和关照中都能够都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性别关系中“东-西”母题之演绎

除了“中国记忆”的书写，新移民女作家对于移民母题“东-西”方关系也持有强烈的关注。我们知道，很久以来，在西方人心目中，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性别文化政治学层面已被置换成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殖民统治与性别政治也已定性为西方殖民文化中的模式，成为西方中心视角下想象与虚构的产物，东女西男的模式深入人心。

但作为异质文化果实的新移民女性作家却在文本中大胆颠覆和改写了既往的性别关系所像喻的文化模式；并在跨族裔的性别关系里撰写赋予东-西文化理解沟通的象征义；且凭借性别修辞描写出两种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受益的美好图景。她们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转换为文化融合的憧憬。

在新移民女作家们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用性别策略来演绎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是激进地颠覆性别强弱地位，解构东-西之间的权威模式，代表作家是虹影及严歌苓的部分文本；另一种则比较平和，希冀通过跨族裔的情人、两性的关系表达东-西方文化双向艰难理解的可能性，突出集中在施雨和严歌苓文本上；第三种类型则是在性别平等关系中蕴涵着东-西方的平等对话相互影响的深意，首当其冲的是加拿大移民女作家张翎。

  虹影的《K》用激进的性政治颠覆了传统的性别与东-西方关系的修辞。正如有论者所言：“《K》这部小说再一次通过性的隐喻，完成了后殖民文化意义上的‘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强力解构。”[⑧]

   与虹影的大胆强烈先锋不同，严歌苓的“女性主义路径”有一个保守的外壳[⑨]，所以她的女性看起来比弱者还弱。《扶桑》中扶桑是一个半痴半傻的妓女，然而严歌苓却赋予弱者的灵魂一个无限的高度，由此把白人男孩克里斯与中国女人扶桑之间本来应该是西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征服，喻示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关系改写成了是母亲宽恕和原谅了蛮横娇惯地“孩子”的“母子”强弱关系，这种精神“强势”所具有的文化攻击力如水似无骨却暗含摧古拉朽的劲道和力量。

   但与颠覆和改写相比，严歌苓更多的文本是在两性的关系尤其是爱情中表达两种文化互相理解的艰难性与可能性。比如在《女房东》中展示了流落他乡的中国老柴终于在一个偶然的契机中抱住了西方的沃克太太，虽是艰难的，但不是完全隔绝的。两性之间微妙的感情使人们能够放下原文化的包袱，冲破自己所属文化的藩篱，达到沟通交融的境界。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施雨的短篇小说《你不合我口味》。故事讲述的中国医生茉莉和法国医生亚当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消除了东-西彼此误认冲突的幕帐，走到了一起。茉莉与亚当斯相互吸引，但茉莉的西方男友曾以“你不合我口味”拒绝了茉莉，择偶的标准是文化差异的反应，西方前男友认为自己需要的是开放的，非保守的西方女性而非极端在意自己贞洁的东方茉莉，这样的前车之鉴让茉莉也担心自己不合亚当斯的“口味”。亚当斯也有雷同的担忧，但小说以团圆的喜剧结局，因为“在茉莉和亚当斯他们以‘文化’为背景的‘口味’背后，还涌动着一种超越‘文化’（‘口味’）的力量，那就是任何文化都难以‘规范’的爱情。”[⑩]

严歌苓

“两性关系”以及“爱情”在新移民女作家们的手里已经成了东-西方的一条窄细的桥梁。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中刘小河与丹尼冲破族裔结为夫妻，小河一方面帮助同胞阿珠、阿妹、吉姆等屡次化险为夷，另一方面依靠中国土法和民间偏方挽救丹尼的生命，也是此类作品的同义反复。正如张翎自己一再申明“从老一代移民到他们的后代，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是落叶归根，后来是落地生根，到现在，应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所以，我要在‘文化冲突’的这个旧瓶里装上新酒，让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中西文化中共通的东西”。[11]

“文化冲突”到新移民女性作家手里已经辗转变体为“文化融通”了。正如霍米·巴巴所言，坚持文化的固有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对立”[12]。

总之她们努力寻找文化融通的可能性，建立交互共生的文化场域，一方面确实包蕴了新移民女性作家们渴望了解和融入居住过文化的潜在意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们的女性主义立场与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努力，这与她们在中国记忆中的“女性叙事”旨归一致。

三、“娜拉出走”与“身份认同”主题之升华

   作为他乡和故乡中间双重边缘人，移民作家通常要经受两种文化的拉扯，撕裂和争夺，由此便会自然而然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20世纪六十年代以於梨华的《考验》和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等几位代表的“留学生文学”通过难以自我确认的身份与生活叙写，加固了“无根一代”的文学意象，她们往往在认同西方文化时又深感惶恐困惑，回归母体文化时也颇觉不安和犹豫。

   但新移民女性作家在处理相同题材时，却不再纠结于此类问题的政治化与简单化回答，而是在全球现代化的新历史语境中，在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文明弊端的背景下，以一种新思路和新视角将移民作家传统的具体国别的“身份认同”升华至形而上的“人之为人”的“爱”及“意义”的认同。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林湄、吕红和陈谦。三人皆以“娜拉出走”的女性叙述模式反思男性本位的现代性文化，将女性寻找自我认同之路从反抗男权扩容为宏大而细致的现代世界人的“救赎”与“信仰”道途。

早年移民荷兰的女作家林湄，在其沉淀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天望》的序言《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中开宗明义地说到：“威胁着人类精神走进坟墓的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战争、贪婪和物欲，和随之而来的冷漠、空虚和恐怖感。”正是对这种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指控，小说也借男主人公弗来得的传教之路进一步凸显种种现代生存丑陋镜像：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隔阂，不信任，残杀，淡漠等等。《天望》在此人类普通型的生存背景下，借微云出走的故事，叙述了微云性别身份的认同与族群身份的认同最终得以在“爱”的认同中崭新复活的独特文化经验，由此将具体的国别政治认同转化为超越国家、政治、种族和文化界限的人类普遍性认同。

文中东方女人微云嫁给西方男人弗来得之后，两人在生存方式、生活习惯、道德伦理以及海神与上帝[13]之间有着巨大的隔膜感，虽然弗来得提供了微云安定的物质场所，微云也不断强调自己的“认同”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所谓“吃饭、睡觉，跟随男人”[14]，但微云的精神仍常常感到忧郁，遇见老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自己与弗来得之间“有一条鸿沟，怎样努力，也不像与老陆交谈那么融洽。”不过不久后微云却在谋生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同族的排挤，于是终于不再拘囿于“故乡”的情感蛊惑，而是回到了急需要她的真心对他的病入膏肓的弗来得身边。她对弗来得说：“是你的‘爱’征服了我，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有征服力。”[15]也就是说，微云真正认同的是弗来得对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彻底背叛与对人善的坚定信念，她认同的不仅是“女性”的真正内涵，同时也是超越东-西民族冲突的“世界性”的“人的意义”。

近年愈加活跃在北美华文文坛上的女作家吕红与陈谦，显示出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创作实力。吕红的《美国情人》以“娜拉出走”的叙事模式反思的不只是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弊端，而且着重于现代性对“杂草”（新移民）的排斥的深刻反思。社会学家鲍曼详细分析了依赖于“想象的共同体” 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减少本国内部有碍族国统一的一切效忠与分歧，因此不断致力于鼓吹“共同的使命感、共同的宿命、共同的好运”[16]，力促道德的、宗教的、语言的、文化的“同质性”，并在其基础上虚构出关于“本地人”与“外地人”对立的神话。这种神话是地球村中粗暴的沟壑，也是每一个以世界为自己立场和立脚点的触目的伤痕。

小说讲述了一个中文系出身的芯为了寻找自我，离家独身到美国闯荡，最后一番寒彻骨之后，荣获全美少数族裔发展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小说在前夫刘卫东和美国情人皮特之间进行，辅以芯的朋友蔷薇等人的故事。也是经典的中国女性走出儒家传统伦理构建的家庭步入社会的演绎，而与皮特的故事则瓦解了传统中女西男前弱后强的“东方主义”结构，芯没有在“优秀”[17]的西方男人那里寻求到东方女人的身份认同，这一位勇敢的“娜拉”最后凭自己在“少数族裔”那里遇到了自己的位置。“既然我来了，我也是，也应该是主人。”[18]这不仅是女人对以男性震耳发聩的讨伐，这同时也是对现代性区隔人类的不公的抗议，且是对自己世界立场的“身份认同”。

陈谦在《爱在无爱的硅谷》和《望断南飞雁》也是借用“娜拉出走”式的叙述模式讲述类似的主题。两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想要自我实现的女性离家出走，寻找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故事。《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男主人公利飞是硅谷成功的商人，挣钱是他唯一的事业，他具备现代工具理性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理性，物质，实用。所以在与苏菊两个人的感情世界里，这个典型形象也只能是在物质上满足苏菊。因此想要“一种有灵性的生活”的苏菊做了出走的娜拉。《望断南飞雁》中南雁的老公沛宁是典型的理工科博士，他辛苦做实验，在顶尖的杂志上发论文，获得俄勒冈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当南雁追问他人生的意义时，他从生物学专业的角度判定：基因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女主人公是坚决不认同此类观点的，所以苏菊选择了“跟着感觉走”的王夏，南雁高呼出“人不是随机地给挂到基因链上的一环，活着更不只是传递基因！而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19]“娜拉们”的出走确实是女性自主性的彰显，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外壳下包裹着“对人生意义的执着叩问和追求”，走出去，飞起来既象征着女性得以从男权文化的压迫中脱身而出，也预示着对当下“丰裕的物质生活与贫瘠的精神状态”的尖锐责问。 《天望》中微云与弗来得激烈地争辩过只有在现实生活的淬炼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信仰。《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王夏代表的对抗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和世俗生活的方式只是一种消极逃避的空洞与矫情的“诗意”，他承担不起来任何重量；反而苏菊的姐姐苏玫一方面不放弃自己的舞蹈爱好，另一方面也不逃避真实环境的挑战，选择开舞蹈班授课以生存并以快乐，这才是有力量地“寻觅意义”对抗“工具理性霸权”的方式，苏菊在最终在同性姐姐那里寻找到了认同而非男性王夏。《望断雁南飞》中南雁在初始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地让位于现实，因为只有能够来到美国，通过困难地英语考试，有一定的收入，梦想才有根基。所以她做了许多年的“贤妻良母”，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全都是为了积攒自己追求梦想的物质条件，而一旦时机成熟，她毅然决然地践行了“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择”，这同时是“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20]《美国情人》则通过芯的努力表达了填平沟壑，抹除伤痕的愿望。

而更有意义的是，三位女作家的体察微妙或深刻之处都在于并没有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现实和理想，灵性与庸俗等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然后站在道德的立场对前者肆意谩骂，后者则无比褒扬，这是男性如张承志的惯性思维。但两位新移民女作家却采用了超越二元的思维方式，即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也肯定理想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驻扎在现实世界的尘土里来坚守自己的理想主义。

与其他移民女作家致力于在中国记忆中注重东西双方文明的双重书写，或者在性别政治和性别关系中冀望两种文明理解沟通平等交流一样，三位女作家将“娜拉出走”的问题升华到人类普遍性的“意义”认同问题，这其实都是新移民女性作家的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逻辑结果，她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反复述说地也就是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只要有关怀人类命运、生存状况的博大胸襟和普济之心，人们就可以相互理解、信赖、宽容与博爱。正如吕红所言：“新移民作家应该承载着传统和现代、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他们任重而道远。而方兴未艾的华人文学将在此一历史进程中，以视野广阔和无羁的精神活力，担当承前启后的重任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角色。”[21]

张翎

总而言之，具备超越男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新移民女作家们，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之间，在古典情结与现代认同之间，在传统观念与现实问题之间，在男性社会与女性自我之间，努力寻找两端沟通的可能性，彼此的冲撞常常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沟通与理解，从而寻求文化间的共融或共存。她们的写作既昭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又为世界奉献出独具美学况味与艺术品格的文学作品。

本文刊发于《跨越太平洋—北美华人文学国际论坛论文选》

《中国文化研究》 2016年01期 

作者简介：

林丹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

周师师，厦门大学博士生，主要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

[①]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有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②] 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③]【美】张翎：《关于<邮购新娘>的一番闲话》，载《邮购新娘•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邮购新娘-->

[④] 如陈思和指出“一个以人性的快乐为宗旨的浅薄的现代文化观念里”，不足以“解剖一个盘根错节的古老文化积淀” ，《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 见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⑤]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陈思和著；颜敏选编：《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第54页。

[⑦] 雯说：“我上学受教育，是为了有能力凭自己的本事打天下，岂会为了找个饭碗去嫁给什么俗不可耐的男人！” 见【加】李彦：《红浮萍》，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⑧] 吴奕锜，陈涵平：《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⑨] “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 见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⑩] 刘俊：《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

[11] 《华裔女作家张翎:写出落地生根的情怀》, [EB/OL],http://chinese.people.com.cn/GB/42316/3091959.html， 2004年12月31日11:06

[12] 【美】霍米·巴巴：《献身理论》，载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

[13] 微云不断说“洋人不承认中国神，可华人也不易忘祖背神呀。”见【荷】林湄：《天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4] 这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见【荷】林湄：《天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15] 【荷】林湄：《天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16]【英】齐格蒙特•鲍曼著：《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7页。

[17]“皮特温文尔雅，机智善辩，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才干和令人艳羡的政治地位，情趣高雅，格调脱俗。”研究者王澄霞认为此类形象仍是“东方主义”式的叙事，“美国情人皮特的完美无瑕正是通过刘卫东的丑陋猥琐得到强烈反衬。” 见王澄霞著：《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但吕红真正的解构在于芯对皮特的放弃。

[18] 【美】吕红：《美国情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9] 【美】陈谦：《望断南飞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20]  【美】陈谦：《望断南飞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封底推荐语。

[21]王红旗著：《爱与梦的讲述：著名女作家心灵对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