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清：我心中的陈映真

陈映真

2016年11月22日，与疾病博斗了10年的陈映真先生驾鹤西去了，他留给我们的是深长的思念！ 

陈映真的名字，在1979年早春就烙印进了我的脑际。那年，来复旦读书的香港学生给我带来了一本《台湾乡土作家选集》。在这本小说选中，我读到了陈眏真的小说《将军族》，那同是被压迫、被侮辱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我，驱使我进一步了解陈映真，从而开始搜寻陈眏真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后得到了他的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和一本评论集《知识人的偏执》，此后又得到了《华盛顿大楼第一部：云》和《山路》。1982年我在编选《台湾文学研究》教学参考书一一《台湾小说选讲》时，选了陈映真的三篇小说一一《乡村的教师》、《将军族》和《夜行货车》（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编选《台湾小说选讲续编》时，选入了他的《山路》（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选讲》介绍陈映真，解读和阐释他的作品，此外，我和我的研究生杨幼力，合作写了《青苍岁月一一陈映真的〈笔汇〉时代》，作为论文提交给在南京召开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现收录于本人的论文集《探索文学星空一一寻美的旅迹》（香港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在教学、研究和不多的接触过程中，我一直关注着陈映真的创作动态和思想演进，因而陈映真投影在我心中的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清晰一一陈映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是一位执着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者，是一位追求祖国统一的英勇战士。

优秀的作家

陈映真写小说、写评论、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他不仅是一位很全面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有才华的优秀作家。

首先，他有悲悯的情怀和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同情和关怀下层困苦的人民，这种精神在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很充分。

第二，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陈眏真的创作，一开始就直面国民党统治下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郁闷、挣扎和绝望。而且随着时代和思想的演进，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新的生活课题。

第三，优秀的作家理应是思想家，而思考正是陈映真的特点。他思考贫穷。贫穷的阴影弥漫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中，如《家》、《故乡》、《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等。这种贫穷，是物质绝对而不是相对的匮乏，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起码的要求都成为难以满足的困难。生活的清苦、沉闷加予人的限制和挫败。在陈映真看来，人作为贫穷的奴隶和人作为财富的奴隶，都是生活的负面，而当时他所面临的主要是贫穷，正如多年以后他不得不面对财富的阴影。 “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我的弟弟康雄》中少年康雄的日记）。

陈映真思考着战争，或者说战火链条中的这一时这一点。《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悲剧演绎的就是这个过程。日本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激发起青年吴锦翔改革社会的理想，日本发动的战争使其烟灭；日本人投降，他理想复燃，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又使其再度消退以至绝望自杀。陈映真的小说中，正面描写到战争场面是绝无仅有的；但他的小说人物，充斥着战后残余的畸零角色。这些人有着对战争、战争年代的遥远的回忆。战争在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身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痕。

陈映真思考台湾社会商业化、经济国际化所酿成的病态。国际资本的豢养和物质利益的腐蚀，湮灭民族文化，使人性异化，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气节和为人的尊严，崇洋媚外，乃至在思想上与国际资本同流合污。

在《赵南栋》、《山路》等作品中，陈映真思考社会相对富裕后，原先的革命者将如何自处？是在自以为温暖的物质生活中消解当年的意志，还是继续举起理想的旗帜？革命者的后代，如当年出生在监狱中的赵南栋，是接父辈的班，还是和社会上许多青年一样，成天耽于官能享乐和刺激，而丧失人生理想信念？陈眏真这样的思考，超越了个人和家庭.，而攸关民族的命运。

第四，陈映真有焕然的文采。这来之于他有科学的理论储备，有丰富的人文修养，有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体验和敏锐的观察。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如果没有对资本、商品、乃至人性的深刻认识，是难以写出的。乱编故事的舞文弄墨之徒，更是难以望其项背。更难得的是，陈映真有英文和日文功底，写出来的作品，像是有磁性引力那样的韵味。小说《家》，故事就是母亲要“我”继续补习，下半年参加大专联考那么简单，对话也只有几句，可是陈映真描写出的困窘、郁闷、无奈所形成的气场，读之则有令人窒息之感。姚一苇先生在论述到陈映真的处女作《面摊》时说：“像这样的题材，在三十年代我国小说中读得多了，但是在这篇作品里，在他所描写的困境中，不是粗鲁的、浮面的感情，而是在那痛苦的里面，有一股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而尤其吸引我的是他的文字；我不是说他的文字有何巧妙，如何灵活，而是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像这篇小说的结束：

‘……星星。’

他脆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下去了。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凉凉的风，使他记起吃冰的感觉。（——妈妈，我要吃冰。）然而他终于只动了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或许他是太倦了罢。孩子在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里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我是不能料想的。但是你可以倾听那摊车似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格登格登格登……

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有它的韵味。”

（引文见《陈眏真作品集（总序）》）

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者

陈映真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者，尽管他早期小说中有康雄的空想（《我的弟弟康雄》），有哥哥的基督教救赎众人的情怀（《故乡》），有他们天使折翼般的堕落；但那是因为青春、贫穷，希望改变却又无奈，因而有了虚无的幻想。在《试论陈眏真》中，他分析原因说：“于是家道遽而中落的悲哀以及由此而来的灰黯的记忆，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成了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我们读《我的弟弟康雄》、《故乡》、《死者》和《祖父与伞》时，便感到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故事的背景中。”

可贵的是陈映真走出了这种惨绿的色调，这种转变与他的阅读密切相关。陈映真鬓发初霜时回忆说，1958年夏天，他的好友吴耀忠加入了偷阅禁书的活动， “我们开始生吞活剥地读卢那卡尔夫斯基和甫列汉诺夫傲硬却又沸腾人心的中文本子……那些年，啊，我和他共读过多少破旧的新书。读史诺的《西行漫记》，使我们心中战栗、热泪盈眶：读艾思奇的《哲学》，世界和生活顷刻改变了意义；当我偷偷地唱着中国的新歌，有时竟而也使他感极而泪，不能终曲……”。上世纪60年代，陈映真又读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张天翼，也读《政治经济学教程》、《大众哲学》、《联共党史》这一类的书。陈映真回忆说：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中翻到一本破烂的英文书，封面赫然是《马克思列宁选》第一册，出版者竟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书的头一篇文章，是我久已知其名但自忖永远也读不到的《共产党宣言》，我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怀着又害怕又兴奋的心情，把书带回穷大学生时代狭小阴暗的、租来的住所。当然，这些书其实还是‘外围’的，还是比较‘浅’的书，已经足以全面颠覆我在台湾的教育养成过程中所接受的一切‘内战一一冷战’的价值。对于二十多岁的、读书不求甚解的、文学气质远远多于对政治的兴趣的青年，由于纯粹的命运中的偶然，在那严苛而荒芜的年代，因着那一条杂乱旧书店街里的破旧、发霉的书，一个人孤单地、恐惧地、亢奋地、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思想的皮脱和蜕变。我于是感觉到，透过这些‘社会科学’的书，自己遂更加了解了鲁迅、老舍和巴金们；了解了他们杰出的文学作品中最深沉的呐喊。我也才恍然地了解到，在幼小的时代，大人们用耳语传说的，一些青年和老师，在那苍茫冷冽的、白色的50年代失踪、赴死的时候，燃烧在他们心中的灯火，飘扬在他们的思维的天空里的旗帜，竟是什么样的灯火，和什么样的旗帜。”这灯火，这旗帜，在台湾那时的环境下，陈映真不便明说，实际上，那就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灯火和旗帜。

陈眏真不仅走出了乌托邦的空想，也走出了基督教。陈映真曾是“出入教会的虔信少男”；但他渐渐疏离了教会，冷却了祈祷。”少年时因小哥的死而传入陈家的天国的福音，对陈映真来说更多地是一种心灵课程，是“内省自鉴习惯的培养”，和“人文情操教育的启迪，”这使得陈映真从“少年血气的年代就开始学会为自己做过的错事难过，每天检查自己有什么恶念，为自己的心灵忧伤，甚而至于哭……”最终他离开了教会。他回忆说：“我之所以离开教会，原因其实是简单的，60年代初开始阅读了30年代文学及社会科学作品，受到作品背后的哲学的影响，使思路和价值整个颠倒过来了。”基督引“十字架”为己任的“大爱”与五四新文学传统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实感与责任感的结合，使陈映真和同时期的年轻作家比较起来，显得“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最为敏感”，也使他对于知性荒芜的中产阶级取向的、沦为世俗体制一部分的教会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无神论者不能容忍的事，教会反而能沉默不语，教会似乎有意回避……”陈映真的宗教信仰终于在他的大学时期产生了一个颠踬。

总之，陈映真是阅读禁书、强烈求知、真诚思索的知识分子，是对现实怀有美好悲愿、有从朦胧到清晰的社会主义理念的理想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七年监禁的苦难，不仅未能折损他的理想信念，反而使他磨练得更加坚强。出狱后他首先做的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告别市镇知识分子情调，以创作揭示国际资本的流毒，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民族尊严，提醒怀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者，要不忘初心。陈映真也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的践行者。

追求祖国统一的英勇战士

陈映真始终遵从父训，以做中国人为荣。他说：“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至今，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见《陈映真作品集》第6集第39页）。

陈映真不仅没有分离主义“疾病”，而且是一位反对台独追求祖国统一的英勇战士。陈映真在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就已嗅到台湾文学中的分裂主义气息。他说：“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有一本文艺杂志，是党外一个战斗杂志，水平很低，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见《陈映真作品集》第6集第91页）他展开了文学分裂主义的批判。一次，陈若曦告诉我，她原想为台湾文学南北两派劝和，并陪陈映真、黄春明一起去与南部的作家商谈，但谈不拢，当晚陈映真、黄春明即駆车回台北。陈映真对文学分裂主义决不妥协。在张良泽鼓吹西川满文学对台湾文学的促进时，他指出：张良泽先生苦口婆心呼吁日本人重视战时日本殖民地文学之研究的美意，恐怕即连当今最右翼的日本人都会觉得尴尬吧。（见《陈映真作品集》第12集第52页）。他批判陈芳明的台独文学史观，批判藤井省三的皇民文学观。

批判藤井省三的皇民文学观，那是2004年的事。那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威海召开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会领导有意邀请部分台港和海外著名作家，先期来大陆西部进行文化考察，而后再参加会议，并让我邀请陈映真等先生。我真诚邀请陈先生，陈先生热情回复传真，说极愿与会，但因手上正在做批判藤井省三的皇民文学观，不能來共襄盛举。我与他商量：人不能来，可不可以将已刊出的《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一一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一）》提供给会议？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将这篇论文打印出来，提交给会议，同时提交了我的《“去中国化”的表演一一“文化台独”对赖和的歪曲》一文，意图向会议同仁提醒，不要忘记台独文学思潮的兴风作浪。特别是陈映真，他的文章虽是读藤井《百年来的台湾文学》随手记了一些笔记，但写得尖锐乃至愤慨：“日本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割占台湾五十年，并作为从20 世纪30年代初发动长达十五年对中国和南洋的侵攻劫掠作为日本‘现代化’的归结，在广泛的中国、台湾、东南亚留下了日本至今坚不承认和承担其责任的惨痛的爪痕。至今，这血渍的创痕仍深刻残留在朝鲜、中国旧“满州”和台湾的文学中。而这一撮包括藤井在内的日本学者，不但没有对这一页暗黑的历史稍有反省，甚至还以旧日本帝国“文学奉公会”的野蛮和傲慢，恣意渲染反民族的台湾文学论于今日。对我而言，这是继40年代初“决战文学”以来第二次皇民文学运动对台湾文学的威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陈映真知道，文学台独是政治台独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所以他与政治上的台独思潮展开了不倦的斗争。他指出：“台湾分离运动的历史，是‘美国和日本’把台湾当作日本附从美国对中国大陆施行反共围堵‘世界战略之筹码’的历史。从50年到70年末，即自第一次冷战到‘低荡’时代，台湾独立运动跟着美国的‘两个中国’论、‘中台国’论、‘一中一台’论载歌载舞的时代，台湾分离派的人们对于台湾去充当那样一个‘国际战略之筹码’，是颇以为光荣、得意，甚至是盛气凌人的……他们（民进党和国民党）永远不懂得从落后国家近百年来的历史中求得这样的教训：想要出卖民族以攀附世界豪强，求得自己利益的个人和党派，是没有一个会有好的下场的。”（《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政论及批判卷〉自序》）

更重要的是，1988年4月4日由中华杂志社和夏潮联谊会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简称“统联”，陈映真任首任主席。从此陈映真和他的同志，就以政党的形式投入反独促统的斗争，在台湾起到了旗帜和灯塔的作用。

这里特别不能忘怀的是，1990年2月陈映真率中国统一联盟代表团访问大陆，2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了陈眏真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我认为，这次会见意义非凡。我们知道，对“文革”等错误，陈映真有过严厉的批评，对大陆吸引外资等举措，也有自已的看法。可是他在这个时刻率团來大陆，与中共总书记会见，意味着什么？陈映真是思想家，他一定看清楚和想清楚了一些重要问题，而采取了这一行动。结束北京的访问后，陈映真來到了上海。2月26日他在锦江饭店会见了记者，发表声明：“统联”要为终止民族分断和亲人离散、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记者招待会后，在上海市政协朋友的帮助下，我与陈映真见面，单独亲切地交谈了半小时。这是我读他作品神交了十多年后，与陈映真的第一次见面。与他第二次再见是1997年1月在北京的台湾文学的研讨会上。我们一起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一起游览了延庆的冰灯展。在老舍茶馆，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欣赏演出。有一天，中国台联的朋友告诉我，昨晚陈映真没有睡好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又穿行台湾海峡，他为美国的霸道而愤慨，为祖国尚不夠强大不受尊重而忧虑。

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中国统一和强大为己任的陈映真。

映真先生，我们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