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当时听谁告诉我，第一届报告文学评奖的时候，初选篇目有我在《雨花》发的《剑之歌》，是写当时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教练文国刚的命运。有评委说写得不错，但文字有的地方有毛病，便未被评上。第二届，终于被评上，我想因素一定很多。当时，我在文坛之外，并不了解，也并不关心。但我想这篇东西发表在你们《文汇月刊》很重要，如果是发在其他刊物上，可能是另一种命运了。我想，这就是你们《文汇月刊》的地位和影响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跟肖复兴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情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在肖复兴回忆中，却清晰如昨，他几乎能还原跟我跟梅朵跟丽宏最初交往的所有细节：
大概是1984年的春天，我要去浙江大陈岛采访一批自1950年就在那里开发建设的老知青，顺便带着老婆孩子到上海、杭州玩。我毫不客气地请你帮我订好在上海住的房间和他们娘俩返回北京火车票，和我去大陈岛的轮船票。你一一帮我办好，记得是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你到火车站接的我们。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我们只是通了三年的信或电话而已。但一点都不生疏，觉得很亲切很亲近，仿佛早就相识。那一次，是你带着我到丽宏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我们三人的长达三十年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我们真的还年轻。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梅朵，他和你一起请我们一家在锦江饭店吃的西餐。后来，你还带我们一起到红房子吃过一次西餐。在你们报社那老式的电梯间里，你带我到你们的编辑部，也见到了关鸿。记得那时候小铁见到这老式的电梯觉得好玩，总想多坐几次，都是你怕他单独一人不安全，拉着他的手来回坐了好几次。你对孩子的爱心和耐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小铁的童年对你和丽宏的印象最深，在他七岁多的那一年，他说他做梦梦见你在叫他的名字。那是一种多么温馨的感觉。
在去大陈岛的前夕，由于当时工作调动问题，我接到北京的电报要立即回北京，大陈岛去不成了，你没有埋怨我，帮我退了船票，又买了飞机票，返回北京。那一次的上海之行，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1985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我的第二本报告文学集《生当作人杰》，请梅朵写的序。你看过之后，对我开玩笑说，老梅还是对祖芬的感情更深，他给你的序，比他给祖芬写的，差多了。记得当时，梅朵也在场，他只是笑，没说什么。我当时对他说，您不能这样厚此薄彼呀。他说，下次你再出书的时候，我再写，一定写得好一些。他也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肖复兴写作，也屡屡出现周期性的低潮和彷徨，甚至想“搁笔一段时间”。1983年6月22日，我从杭州采访回来，接到肖复兴信：
最近，我倒是有些材料可写。可是，我很苦恼，迟迟不愿下笔。该怎样写呢？那种老一套的写法，自己也厌烦了。我希望我们能坐下来聊一聊。你们《文汇月刊》不能也搞个报告文学笔会吗？
我给肖复兴回了信，还放心不下，又打电话给他，有安慰，也有敦促。我说，写作的人谁没有苦恼？你有，我也有。你想思考、休整个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我都赞成。你想探索新的写法，我也支持，我们愿意提供“试验田”。不过，我和梅朵坚决反对你“搁笔一阵子”。老梅说这个态度太消极，是想打退堂鼓，他会另外给你写信。我还“威胁”道：“你要不写，我会隔两天给你拍一个电报，打一个长途电话催你，对你进行‘精神轰炸’！”
肖复兴准备再进柴达木，去寻找灵感，寻求突破。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工作调动，和解决妻子孙广珍由天津调到北京的事，一拖两年多，迟迟未能成行。他和孙广珍相识相爱于北大荒，回城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而要解决这天大难题，遥遥无期。但随着肖复兴的声名鹊起，作品影响日增，事情终有转机，《时代的报告》要调他，而且答应解决他妻子的户口问题。
肖复兴后来真去《时代的报告》上班了，但他妻子的调动并未办成。直到1987年5月间，我催促他的力作《啊，老三届》时，他用《新体育》杂志的信封给我回信说，工作又调动了，老婆、孩子的北京户口也终于办成了。肖复兴真能折腾呵！他是个好作家，好丈夫，但似乎算不上好编辑。
1985年9月初，我去兴凯湖参加一个体育报告文学笔会后回来，收到肖复兴的青海来信。他揣着《文汇报》的特约记者证，以及我们答应报销车费、住宿费的允诺，终于再度去青海了——
我从北京到西安，到西宁，然后进入柴达木盆地，已经半月了。总想给你写封信，总没有时间，我在马不停蹄采访。这里交通不便，为此又伤透脑筋，弄得我筋疲力尽。哪里赶得上你们去游兴凯湖。
不过，采访的材料还是让我心动，收获不少。也算听从了老梅的意见，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请你代我向老梅致意。虽然我没有把握写出超出《柴达木传说》的文字，但我想会把一些新的人物告诉给读者，会引起他们的兴趣的。
这次青海行，对肖复兴的写作生涯至关重要，以至他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那一次回来，我写了《柴达木作证》和《啊，老三届》。这两篇东西，对于我很重要，我希望写得好些。你开始了一贯轮番轰炸般的电话加电报的催促和督战，让我不敢怠慢。记得接到你收到《柴达木作证》后的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告我下期发，竟然如此的迅速。十天左右以后，你寄来了《柴达木作证》的校样，你催我改后立即寄回，我连夜改了一宿，第二天就病倒了。记得写完《柴达木传说》后，我也病了一场。那时候的报告文学，我们真的都是倾注了感情的。
肖复兴很在意青海行的这组稿件，特别是《柴达木作证》和《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1986年3月底，他飞往重庆前来信说：
本想在走前将那篇《柴达木作证》弄完，现在实在来不及了，我想弄得好一些。争取到上海！
如果到上海，我把它彻底完成。现先寄上《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这是在青海和北京写完的。本想放放，不做“青海行”的前面而在后几则的。现在先拿它应急吧！你若觉得可以，需要照片给青海打个电报：青海省作家协会王昌耀即可。
收到稿后，如果在下周二（4月1日前），望能给我一电报，或周二上午给我挂个长途，我上午去编辑部。
直至6月10日，肖复兴才将《柴达木作证》寄出——
稿子写毕，抄好寄上，不知能否赶上《柴达木传说》？不知会收到什么效果，我是花气力了。抄的时候，我自己仍被主人公所感动。我希望是自己今年的主要东西。
肖复兴确实下功夫了，《柴达木作证》是《柴达木传说》的姐妹篇，前者写了柴达木人“反右”年代的一幕悲剧，后者则是“文革”年代的另一则悲剧，两篇文章有着同样冲击人心的故事和力量。肖复兴后来曾回忆道：“可以说，这两篇是当时我被转载最多的篇章。尽管它们没有获奖。”毋庸讳言，我们的读者往往比报告文学评委更有鉴赏力和辨别力，也要公正得多。
《柴达木作证》写的是，“文革”期间一对高中毕业的北京青年在柴达木的惨痛遭遇，以及之后的悲欢离合：
男主人公叫刘延德，女主人公叫曹淑英，他们在北京不是一个学校，但彼此熟识。到柴达木后，他们早早定下恋爱关系，而且准备1970年5月结婚。谁料，3月间刘延德被捕，开万人批斗大会，随后被判刑。
刘延德被捕一年后，写信叫曹淑英不要等他，另外找个合适的人。斯时，曹淑英也受到处分，去干苦活，肉体、精神折磨，瘦弱到八十多斤。她冷静回信说：“党籍没有了，离开医院了，个人问题不考虑了，只要能活下去，顶天立地做人，其他一切不考虑。”她还掏出仅有的四十元，并将刘留下的破工作服缝补好，信件与包裹通过刘延德在陕西的妹妹转交到德令哈监狱。
1974年7月，由于刘狱中表现不错，提前一年释放，监外执行。去冷湖看曹淑英，头发蓬松，面容粗黑，让曹淑英几乎认不出来了。“怎么回来了？”“我提前释放了”。曹淑英深情地说：“既然这样，还等什么呢？我们结婚吧！”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但刘延德写的申诉材料始终石沉大海，于是开始漫长的上访告状，直至1978年年底，终于接到正式平反决定。他们夫妻也苦尽甘来，双双被分配到冷湖油矿当老师……
过了十来天，肖复兴接读《柴达木作证》主人公刘延德的信后，要我赶快给他寄两份“作证”小样！《诗人与他的土伯特女人》小样亦寄去。
昨天收到刘延德的信。我向他提了十三个问题请他回答，希望写得更好些。后来等不及了，便先写了文章。昨天看完了他的长信，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折腾得半宿没睡好！你一定要把“作证”的小样速寄我，我一定要改改，有几处失误，有几处要重新写，有几处增加细节。他的信会帮助我改得更好些。因此，我清早爬起来又给你写信。我7月3日去苏，22日回来。你看要来得及，我改好寄你！如来不及，索性推迟一个月发吧！给我个电报。
我一心一意地等着肖复兴的《柴达木作证》。他让我先发写诗人昌耀悲惨命运的《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我却压着。可能是觉得这类题材，我们这几年发得比较多，而我手头有着肖复兴两三篇稿子，“作证”又指日可待的缘故吧。
我跟肖复兴算得上是心心相印了，但这回却没能和肖复兴感同身受。而且，随后我犯了大错，没征得他同意，就把这篇稿子给了反复上门请求援助的小说家矫健，他当时在主持《天山文艺》。矫健出生在上海，正回来探亲，一直到编辑部走动，他跟我们刊物的另一位副主编肖关鸿极熟。矫健对《文汇月刊》很有感情，他在这里发表的短篇小说《老霜的苦闷》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人仓》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矫健力争这篇稿件，肖关鸿也帮着劝说，我心一软答应了。肖复兴知道后，对我大为失望，大为光火。他在信里怒气冲冲，几乎要跟我翻脸：
达成：《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请你一定尽快打电报催《天山》退回。我决不同意在《天山》上发，否则后果我概不负责。这稿子本是要给《中国作家》的，当时因“作证”尚未写出，我怕你着急，我才将稿子给了你。此外，昌耀不平遭遇，也使我想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一发。没想到你老兄一压再压，最后竟卖给他人。这一点，我决不能宽容，请你一定将稿子追回。
“决不能宽容；后果我概不负责”。这话有多重！这是我跟肖复兴之间发生过的唯一一次不愉快，也是我编辑生涯中的一大败笔。看来再好的编辑也会犯错，甚至是大错。此前，梅朵在处理老朋友丹晨、陈祖芬稿件时，也曾滥用友谊，违背他们本人意愿，铸成大错和不快。我这个梅朵“传人”，是在步他后尘。这篇追回的《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后来发表在《文汇月刊》1986年12月号上。
1987年8月号《文汇月刊》上，我们给立下汗马功劳，进入不惑之年的肖复兴以最高礼遇，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发表了他的创作感言《不惑之年的困惑》，同时推出了他的力作《啊，老三届》。这篇文章，不仅让无数知青产生共鸣与震撼，也在文学界引起一些轰动。肖复兴回忆道：
王小鹰就是看到了这一期杂志的封面，再看这篇报告文学，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在《文学报》上，对这篇报告文学给予了鼓励。同时，当时从《人民日报》文艺部调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当社长的姜德明，也是看到了这一期的杂志，找到我要出《啊，老三届》的单行本。这一年的年底，安徽文艺出版社也找到我，要出《啊，老三届》的书。《啊，老三届》这篇报告文学有了这样的影响，是你的鼓励和支持的结果，自然，也是我们友谊的结晶。
1990年年初，传说多多，《文汇月刊》已陷于风雨飘摇之中，直到6月份才正式宣布停刊。等待消息的那些日子很难熬，虽说已听天由命，但我还是催来肖复兴写母亲的一篇文章，而他也就此不写报告文学了。
肖复兴不仅自己由衷感谢《文汇月刊》，也为了他在青海的弟弟：
这中间，还有你对我弟弟肖复华的帮助和支持，他当时在青海石油局的生产调度室当调度，学着我也写了几篇报告文学，先后都经你的手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特别是1985年7月号上的《当金山的母亲》，让他获得首届青海省政府文学奖，他调到报社和文联，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接着写了一些关于柴达木的报告文学，都是和你的鼓励和扶植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当时《文汇月刊》的影响力之大，几篇作品，可以改变一个作者命运的走向。
惜乎，肖复华仅仅六十一岁就因喉癌而去世。之前，他曾在柴达木当过十二年检修工，当过调度员。这大概跟他因条件艰苦，气候寒冷，民风豪放而习惯于喝烈酒有关吧。
《文汇月刊》停刊后，在我主编《文汇报》“生活”副刊时，倡导千把字的生活散文，一时竟蔚然成风。那种散文既短小，又要见真情，很不好写，但肖复兴是个中高手，他给我们写过不少。
回首往事，肖复兴感慨不已地归结道：
关于我和你和《文汇月刊》的记忆，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算告一段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是《文汇月刊》也是文坛最重要的段落，同时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段落。那时，我们还算是年龄合适，精力充沛，又都对报告文学充满真诚与激情，理想和向往。无论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作品，真的，我们都问心无愧。
我也心有戚戚矣。正如肖复兴所说，“这些文字中，有我们共同的感情和记忆”。我记住了他真情而又郑重地叮嘱：
希望你的笔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帮助那些对历史飞快遗忘的人，也帮助那些对变化现实中的权势和资本过于钟情的人。
要相信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总会有意义的，不要动摇，我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在以后会更能够看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其亲历性，就更为难能可贵。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