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连我自己也有些难以置信，我和肖复兴从1981年夏天开始交往，真正见面竟迟至1984年春天，而且是在上海。有缘对面不相识！三年间我去北京组稿不下二十次，但来去匆匆，而肖复兴总是往外地跑，我们俩阴差阳错，每每擦肩而过。因此，长达千日间，我们只是信件来往和电话交流，以及我用电报对他催稿和“精神轰炸”。
我和肖复兴的交往，起始于《文汇月刊》一个非常时期。1981年9月，永远不知安分为何物的梅朵，因心脏病突发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两个月，他还催命似的要我在1981年11月号上推出一个“报告文学特辑”。梅朵夫人姚芳藻，见我和病榻上的老梅为出“报告文学特辑”相谈甚欢，两人争争吵吵、说说闹闹，感慨道：“一老一小，两个神经病！”
老梅唯恐我羽翼未丰，孤掌难鸣，竟要求出院，随后又不顾医嘱去北京组稿。十多天后，梅朵来信告诉我，他拿到了陈祖芬有突破性的作品，写朱明瑛的《一个成功者的自述》，以及李玲修写常珊珊的《她也是一只海鸥》。此外，还有一位以揭露贪腐而著称的报告文学大家，答应他尽量赶一赶，但是不是来得及第11期刊出，还没有绝对把握。然而，太大的工作量让梅朵心脏病再度复发，从北京回来就进了医院，之后他不得不在医院和疗养院老老实实地待了两年。
梅朵躺倒了。他的献身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夜间放大了无数倍——完成第一个“报告文学特辑”，非我莫属。我在上海约好吴芝麟写整复外科专家、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张涤生教授的《青春啊，请留步》，便旋风般地赶到北京，除了让李玲修改稿件，又约到刘进元写举重亚洲纪录保持者马文广的《他是黄河故道的子孙》，郭宝臣写青年小提琴家胡坤的《小提琴和祖国》，他们都是第一次在《文汇月刊》亮相。
哀兵出征，我和北京作家的交情也骤然升温，十来天时间里我一下拿到四五篇稿子。我还用长途电话和加急电报，逼到肖复兴的《姜昆走麦城》。他很够朋友，知道梅朵躺倒，我们的第一个“报告文学专辑”缺稿，放下一切，“现炒现卖”赶出了这篇“姜昆”，随后便匆匆赶往青海去了。
1980年代开头那几年，我至少给肖复兴打过一两百个传呼电话，而成功率仅三成左右。每一个传呼电话，都是对我信心和耐心的严峻考验。那个传呼电话没有半个小时很难拨通，而打通了等传呼到肖复兴又要十来分钟。及至他人来了，电话又给挂掉了，排队打电话的人吵着闹着，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占用这么长时间。没奈何，他只能在边上等着，等我再碰运气打进去。
肖复兴对我们最初的信件来往，对我最初的好印象乃至感动，曾动情回忆道：
印象中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信件来往，是我写的一篇关于姜昆（1981年11月号）的稿子，你打电话说要给我寄校样，我告诉你我正要跑到青海我弟弟那里。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还没有毕业，最后一年实习，我到了青海。我人还没有到青海，你已经将校样寄到我弟弟那里。我弟弟到柳园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带来了你寄来的校样。我没有想到你那么快，那么负责。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哪家报刊非要寄校样给作者看的。
从青海回来，你打电话问我青海有什么可写的东西，我写了那篇《柴达木传说》。这篇写“右派”命运的报告文学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你曾经多次打电话给我。你对我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希望我赶紧写出来，但是，这篇东西一直拖到一年多后的1983年5月份才写出来。我自己想沉淀一下，希望写得好一些。你既希望我尽快写出，又耐心地等我，给予我极大的信任。那时，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位编辑会这样对待一个作者，心里很感动。
作为梅朵团队的人，我已经习惯于本能地、周到地、真心实意地对待作家，对待他们的作品。只要时间允许，应当尽可能让他们看到校样，看看有无需要改动的地方。对编辑部的修改处，有无异议，这已成为我们的职业习惯，无论是对黄宗英、肖复兴，对理由、陈祖芬，莫不如是。我没想到，肖复兴会因我们所做的本分工作，而孕育和积累强烈的好感和友情。
正如肖复兴所说，“柴达木使我们成为一生的朋友”。他写柴达木最有影响的篇章，几乎全都发在《文汇月刊》。1982年5月号，肖复兴给了我第一篇写柴达木的报告文学《留给柴达木的歌》。1983年7月号发表了两万五千字、引起强烈反响的《柴达木传说》，1986年5月号发表了《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1986年8月号推出了关于柴达木的另一名篇《柴达木作证》。随后，又发表了《啊，老三届》。
1982年年初，肖复兴从柴达木满载而归。在我的催促下，三月间，他先给了我一篇将近八千字的《留给柴达木的歌》。但肖复兴最看中的、孕育着他创作上的一次爆发和突破的《柴达木传说》，却迟迟不肯动笔，不敢动笔，他生怕糟蹋了宝贵的素材。如他后来在题记中所说，“生活使一切虚构黯然失色”，“这是真事，不是故事。可是，人们都认为它是故事，不是真事。它究竟是什么呢？”肖复兴要我给他时间，让他思虑清楚，梳理清楚。
这个真实故事，可歌可泣，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坎坷，感人至深。肖复兴曾跟四五个朋友讲述过，在信中、电话中也跟我复述过许多次。以至他稿子还没写，我已经能把这个故事详尽地转述给梅朵听：
男主人公叫黄治中，刚满二十岁，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听说要开发柴达木，主动报名要求来的。他嗓子好，喜欢唱歌，还能拉一手好小提琴。女主人公叫龚德尊，还不到十九岁，刚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他们俩都被分配在青海石油管理局地质研究所，三年后，他们准备婚事了。
这时，黄治中要到北京石油学院进修一年。他把已经置办齐全的满满一大箱子嫁妆，交给了龚德尊，相约等他进修归来就结婚。在北京，遇上“反右”运动，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一年后回到戈壁滩，“反右”运动也已结束，他和龚德尊开始布置新房。
做梦也没想到，黄治中竟被地质所的领导叫去宣布说：“你被划为‘右派’了！”虽然“反右”运动结束了，但因石油局“右派”名额不够，因此要地质研究所补划一名。黄治中被发配青海劳改农场，对龚德尊的思念，像刀子剜心，他给龚德尊写了许多信。
龚德尊也被打成“右派”，回到家乡四川荣县。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姐姐，跟她划清界限，让她到农村去接受改造。繁重的劳动和饥饿，让龚德尊不堪承受。更折磨人的是，她始终没有盼到黄治中的信，很快她一病不起。龚德尊不得不忍痛把嫁妆和两把小提琴统统折价卖了，靠这三百块钱买药看病，她才算活下来了。
姐姐要给龚德尊介绍对象，她不愿意。姐姐告诉她：“老黄给你来过几封信，都被我扣下了。”还翻出黄治中一封信，递给她。上面写着：“我在劳改队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一年后的1962年，孤苦无依的龚德尊，还是草草地跟一个外乡人结婚了。她给丈夫生了四个孩子，却不知和她生活十年的丈夫竟是一个重婚犯。法院把小女儿和小儿子判给龚德尊。
1979年年初，龚德尊终获平反，她坚决要求回柴达木。她和孩子被暂时安排在招待所。要吃饭的时候，她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自己魂牵梦绕的黄治中！原来，黄治中已被提前释放回原籍——贵州偏远山区镇远县，接到平反通知后，也坚决要求回到柴达木。
两个人重新回到地质研究所。石油局和地质研究所的领导看出了两人的心思，出面当了红娘。第二年四月，黄治中、龚德尊迟到了二十二年的婚礼，在一间新落成的砖瓦房里举行……
虽说两位主人公命运惨痛，历尽坎坷，但总算有个花好月圆、皆大欢喜的结果。这在1980年代初，绝对是最能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题材。但肖复兴在1981年11月采访他们后，迟迟不肯下笔，并一再要我宽限。我把决定权给了他，前提是这个稿子一定要给《文汇月刊》！编辑部之间抢稿太激烈了，经常有“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情况出现。
但生活有时太残酷，命运也太捉弄人了。就在肖复兴沉淀素材，还未下笔时，突然接到一封青海来信，让他如被雷电击中，怔住了。
1981年12月30日，黄治中接到母亲病重电报，匆忙带着小雁雁准备回贵州老家。人刚到柳园，还没上火车，噩耗传来了，夜半时分，龚德尊煤气中毒，不幸身亡。黄治中又赶回冷湖，为刚刚结婚一年半的妻子送葬……
肖复兴原本构思写作的兴奋，变成痛苦和犹豫，他不知所措，这篇报告文学还要不要写，该怎么写？他对我说：“如果抹掉这最后的结尾，而腰斩收笔在大团圆上，我自己就不同意。而完整如实地写上这一段，你们编辑部能通过吗？会不会以为是多余的呢？”旁观者清，我一次又一次跟他阐明我和《文汇月刊》的态度：很不希望有这个结尾，但既然发生了，作家和编辑部都没有权力抹杀和回避。正是这种意外和痛苦，才使这篇报告文学更感人，让人思索，这不该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发生了？以后还会发生吗？而且，他们历经种种平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最终对柴达木还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种献身精神，这正是我们民族，我们人民最可宝贵、最应珍惜的品格，值得赞颂。
整整一年半，我对肖复兴是既耐心等待，又频频催促！直至1983年5月底，肖复兴感到不吐不快，才呕心沥血花了两天时间，完成了他当时最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作品。他用情太深，写完就病倒了。《文汇月刊》7月号刊出了这篇《柴达木传说》，好评与轰动如期而至，许多读者给我们来电或写信说，他们是含着眼泪，才读完这篇报告文学的。
在用一个个电话、一封封电报催促《柴达木传说》期间，我还速战速决，拿到了肖复兴写普通人的另一名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1982年早春三月，我和肖复兴通电话时，他说起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听广播，听到天津一家副食店的女会计一家住房紧张的故事，一家三辈十几口人，挤在十三平方米的小屋中生活，被深深打动了。他问我：“这个题材你们有兴趣吗？值得写吗？”肖复兴给我两个问号，我给他两个感叹号：“题材非常好！当然值得写！”
我催促肖复兴立刻去天津，去采写这位叫孙淑云的女会计。肖复兴坐在孙淑云家窄小而拥挤的床边，听她讲述十几口人怎样在这间小屋中生活。他们家老两口加十个孩子，十二口人挤在这小屋里，现在又加上她一个。挤得晚上搭三层铺，挤得屋里做饭时，在地上放着盆、碗、油瓶子，走路都要掂着脚尖，挤得丈夫愁出一身红疙瘩，婆媳斗气，妯娌相泣，孩子有时闹被无端挨打……
事情很平凡，很琐碎，但很感人，很伟大。肖复兴被一种创作冲动所裹挟，急于倾吐，但他在天津无处可以写作。他永远不能忘记，那天他早早地来到河北区文化馆那窄小的小楼的图书馆门口等着，一开门，他第一个爬上颤颤巍巍的楼梯，占据了一个最靠边的安静角落。等到黄昏时分，图书馆关门时，肖复兴已经把文章的草稿写出来了，这就是那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
肖复兴没有想到，《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发表两个多月后，就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1980年第一届评奖时，《文汇月刊》创刊未几，评奖沾不上边。而随着1982年《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的强势崛起，声名渐隆，我们发的作品，也理所当然进入评委会的视野。1982年12月初，我们在第一时间得知，《文汇月刊》刊发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及《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已经入选优秀篇目。
梅朵心急火燎地催促说：“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的作家！”我心里比梅朵还着急，但急切间找到肖复兴的概率太低了。梅朵一直倡导，对作家特别是骨干作家，一定要感情到位、服务到位，而这早已融化在编辑部同仁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编辑工作的常态。《文汇月刊》从来不找风景名胜地搞笔会，没这笔钱也没这个精力，但我们对作家的服务真情、周到、热心，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堪称首屈一指。
肖复兴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但不常去，他不让我往学校打电话，连号码也不留。打传呼到他家里，他爱人说他到江苏开笔会去了。肖复兴对《雨花》、对顾尔谭主编有很深的感情，在他毫无名气，还弄不清报告文学怎么写的时候，顾尔谭就鼓励他、帮助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
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先后找了江苏作协和《雨花》、《钟山》等几家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才知道他在参加《青春》月刊的笔会，住在南京郊区一个部队招待所里改稿。当我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肖复兴时，他惊呼道：“天哪，你怎么能找到这里？”梅朵一直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结果，见找到人他也乐了，抢过电话，热情地祝贺肖复兴。当时往外地打长途是天价，一分钟四块钱，我这个电话打掉几百块钱，而当时住一天招待所的房钱才六块钱。但我们觉得这点投资值，情感无价啊！对于这次电话寻人，肖复兴终身难忘。
《文汇月刊》和肖复兴、陈祖芬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共生共荣，他们把最好的作品给我们，使刊物拥有众多读者，栏目产生很大影响和极好口碑。而他们也因为这个名家云集、炙手可热的平台，使作品更有传播度，他们自身也增加了知名度。而且，发表在《文汇月刊》上的报告文学，在评全国奖时获奖机率也比较高。
这是肖复兴的报告文学第一次获得全国奖，这个奖项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而之前一次他落选了。他后来曾在信中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