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们聊得好尽兴，先叫了一支红酒，老板又送了一支红酒。早就知道董先生喜欢红酒，颇有酒量，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的聚会上就曾领教过。现在能单独与他共饮，机会难得。我们坐在最里面一张桌子，颇有雅座的味道，看杯中的琼浆一次次在灯光下闪着玛瑙色光泽，令人沉醉。董先生渐渐飘逸起来，说起他的青春年华，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爱情经历，他第一部小说与他爱情的渊源，和老友们劳燕分飞不知去处的落寞。说起在副刊发表爱国文章的激情，宪兵搜查时嘎嘎的皮靴声。说起故乡，老家的醉虾醉蟹必须是河里的，淡水的。还有后来的旅美生涯，如何在英文报章上寻找祖国的蛛丝马迹。他兴奋的神态像个小伙子，丝毫看不出年近八十的样子。我发现青春的奥秘是真情，只有用真情生活才能心地坦然，坦然的性情才是青春的本质。突然，董先生说，陈九老弟，你不是喜欢唱戏吗，听说和杨春霞还同过台，唱两句吧，我很想听啊。我环顾左右，客人不多，因为快打烊了。我问老板行吗？没想到他是个爽快汉子，唱啊，我也想听呀。那我来段《龙凤呈祥》如何？好，《龙凤呈祥》好！“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当然不能亮开嗓子大唱。老板送的那支红酒就是这时端上来的，喝吧，还有！我再没见过那么潇洒快乐的董先生，完全本色呈现。我唱时他还为我打拍子，在桌上敲击着，十分投入。他说陈九老弟啊，你脸都红啦。我也说，董先生，您看看自己，也红了呀。我们哈哈大笑，时光在几十年前的老上海与纽约间穿梭徘徊，眼前的情景仿佛变成发黄的照片，甚至可以听到汽笛离岸的鸣响，呜呜呜的，我们完全沉浸在往日时光里，享受着美妙的怀旧情结。这一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做梦都梦到董先生打拍子的样子，轻轻晃着头。那天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下面是一条灰裤子，董先生永远风度翩翩。男人的风采源于伟大的心灵。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联大”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纪念周恩来时说的。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在寒风里聆听大喇叭播放各国政要纪念周总理的悼词，便牢牢记住了。此刻想起这句话，用在董先生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关于这次晚餐，我曾写过一首诗作为纪念：
街灯夜雪
与您小聚浅酌
原想您是
含蓄的学者
此时却感慨您的
坦诚性格
除学识之外
更有男人本色
年轻的血气
看尽了破碎山河
恨不能奔赴沙场
跃马扬戈
谁料渡过太平洋
本想几周，几个月
一下竟飞逝了
几十个春秋寒热
异国月光下
走过徘徊的身侧
歌特式窗前
流淌深情的思哲
故乡，始终是一个梦
挥之不去的梦
在心中潮起潮落
感叹您写下
如此之多的著作
大海般浩瀚的文字
凝聚成童心如火
您对我说
来，唱段京戏吧
你唱我来和
曲轻情重
雪冷心热
小馆子打烊时
老板却又将新酒
轻轻放上了桌
在与董鼎山先生二十来年的交往中，感触最深的何止是他的学问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贡献及历史地位，更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朴实无华，甚至孩子般的天真。自美国《侨报周末》2007年开设“纽约客闲话”栏目起，董先生和我均为该栏目的专栏作者，他的专栏叫“随感录”，我的叫“浅酒微醺”。董先生利用这个专栏，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对美国文学界重要事件展开评论，并向中文读者介绍美国文化现状，格外引人瞩目。而我则用一贯的幽默风格，对国内和海外华人界发生的新鲜事发表看法。此前我从未写过专栏，心里没底，为此特意向董先生请教过。他的态度简单明朗，一句话将我的犹豫扫荡一空。他说，陈九你就按平时说话的口气写，像跟我聊天这样写，千万不要追求华丽辞藻，别想太多。后来证明董先生这些听似简单的忠告并不简单，而是基于对我个性了解的建言，对我克服心结，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很有启发。不仅如此，我的专栏文章几乎每篇董先生都看，还多次来电话谈他的感受。比如对随笔《打哪儿冒出的兰博基尼》，他问我兰博基尼是什么车。还说他在密苏里读书时买过一辆福田牌轿车，那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车，毕业后来纽约发展一直住曼哈顿，因停车不便就再没买过车。还有一次对《追求名牌还是毁灭名牌》一文问道，什么是奥特莱斯？我说就是OUTLETS。哦，是OUTLETS呀，那应注明英文，否则读者会糊涂，还说他和蓓琪只去过一次OUTLETS，是陪国内的朋友，其实曼哈顿的名牌店经常有样品展售（sample sale），价格比奥特莱斯还便宜呢。
董先生再次为我的新书写序是2014年4月，三联出版社欲出版我的随笔集《纽约第三只眼》，其中收录了我在“纽约客闲话”栏目上的部分文章。我曾犹豫要不要开口请董先生为该书写序，因为当时他的生活正进入一个艰难时期，蓓琪被诊断出骨癌，因年纪偏大不宜手术，只能采取化疗缓解病情，她的状况时好时坏，让董先生忧心如焚。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们，蓓琪居然还为我做了咖啡，她瘦得很厉害，往日仪态已改变很多。我和董先生轻轻地谈话，说着说着说到这本书上。我当然希望董先生写序，这些随笔短章承载着他多少关注，还有谁能代替他呢？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可以，没问题，你选几篇比较精彩的给我，我尽快写给你。可不幸的是，两天后我接到董先生电话，他竟在洗手间跌倒了，磕破了头。那段时间我每天给他打电话，问他情况，让他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序言的事就放下吧，不要再写了。没想到的是，一周后再去看望他时，他竟将几页手写的文稿交到我手上，并略显歉意地说，我手有些抖，记忆力也差了，如果有错别字你帮我改过来。我顿时语塞，看着这些涂改过的钢笔字不知说什么好。董先生书写的习惯还是从右至左，从上到下竖排的传统风格。我特意找出他十几年前为我诗集写的序言原稿，对比之下，那时的字体清秀爽快，而此刻已今非昔比，字里行间充满岁月的烙印。但即使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董先生那颗真诚善良的灵魂始终如一，永远不变。
我不拟过多描述与董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交往，尽管这种机会很多。比如2001年“东方文学奖”颁奖典礼，2002年华美协进社主办的“董鼎山八十寿辰”纪念活动，2003年燕京论坛的座谈会，2004年华美协进社举办的“漫谈董鼎山”研讨会，2005年人文协会主办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诗歌朗诵会”，2010年华文作家协会为他举办的八十八岁“米寿”祝寿活动等，还有海外华文作家笔会每月一次的聚会，这些因涉及诸多名家的共享，像王蒙、夏志清、唐德刚、郑愁予、哈金等，应择文另叙。但有件事令我难忘，就是2014年《侨报》作家俱乐部为他颁发“终身成就奖”的典礼，那是董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到了与弟弟乐山的误会，用“情何以堪”描述自己遗憾的心情，让我非常感动。董先生已去世了，我可以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表达我的感受。他对手足兄弟一片深情从未更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
在与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我私下多次听他谈起与弟弟董乐山的感情，深感董先生心底非常看重同袍亲泽。他是个重感情的性情中人，对朋友如此，对兄弟姐妹更如此。每当说起那时追求光明进步，与弟弟妹妹一起，毅然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奔走呼号，他脸上洋溢出满足的神情。我记得那是个明媚的下午，他的身影被阳光映得闪亮，在我眼前熠熠生辉。我被他的激情感染着，脑海里映出青春灿烂的董氏兄弟走在上海街头的情景。还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二人又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乐山大量翻译西方著作，鼎山则开专栏直接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欧美文学现状，他们再次像年轻时一样，面对祖国作出相同的选择。人们老说董氏兄弟都不简单，为何？非凡的人生源于面对历史的共同抉择，人生只有壮丽过才永远不会庸俗，这种深刻的豪迈感与血**融的亲情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董先生即便与弟弟有争论也很正常，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毫不奇怪。让他放不下的是，本想像往常一样，有机会向弟弟解释清楚，他们毕竟生活在海内外不同环境里，同样问题只因角度不同，结论的表述就可能不一样，所谓争论大都是误解，只要有机会说清楚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愿望却因弟弟乐山的突逝而无法实现，董先生失去了最终解释的机会。这才是董先生深感遗憾的原因。很明显，如果他心里没有对弟弟乐山的深情厚意，又何至于在自己获得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提到弟弟呢？
凡定居海外，并住过足够长时间的华人，比如我自己，在纽约生活了三十年，非常理解董先生的遗憾心情。所谓分歧啊不同啊，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与国内同胞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侧重肯定也不同，这非常自然，也是经常发生的。我本人就有与董先生类似的经历。比如对国内某些问题，像欠薪或野蛮拆迁，我实难接受，认为这是地动天摇的大事，薪水都敢欠，人家住在屋里就敢扒房子，这在美国是联邦重罪，要进监狱的！可我在国内的同学就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虚张声势，什么叫地动天摇，想造反吗？中国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从过去几十元一个月的死工资，变成起码几套房子的拥有者，甚至更多，你地动天摇什么意思，想动人家奶酪吗？想让他们重返贫穷吗？人家当然反对你。可这等于他们觉得欠薪和野蛮拆迁合理吗？完全不是。本质上他们跟我没区别，同样对此非常愤怒，深表不平。只是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解决问题，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当前中国国情，与美国很不一样。毫无必要对此过度解读，董氏兄弟如果有什么争论，不过如此而已。
蓓琪病逝是在2015年5月8日。当时我正在北京探望年迈的父母。当我得知了这个噩耗，心中既有对蓓琪的怀念，更有对董先生的担忧。回纽约不久，我马上约作家周励和《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到他家探望。董先生一开门我就感到极大的不同。屋里显得幽暗凌乱，很多书本斜躺在书架和桌子上，如果蓓琪还在，这是不可想像的。董先生的脸上充满悲伤，提起蓓琪老泪纵横，我从来没见过他哭泣，面对这位九旬老人的泪水我无言以对，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他与蓓琪相濡以沫五十多年，蓓琪的去世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打击，已到生死之地步，这让我不免慌乱。我本想安慰他，希望董先生好好活下去，继续把他的哲思文采展现给世间，可看着他望不到底的悲伤，我哑口无言。
此后几乎每天我都给董先生打电话，隔三岔五就去看他。那次作家五月，一位浪迹天涯的“游吟诗人”，难得从缅甸赶回来看望董先生，也邀我陪她同往。那是2015年9月一个周六。去前我还电话董先生，要不要从Pete’s Tavern带个三明治给他，董先生很喜欢那家的三明治。董先生家位于曼哈顿最悠久的社区之一，附近有不少纽约地标式的餐馆酒吧。这家Pete’s Tavern算是最古老的，建于1864年，与董先生家一街之隔。著名小说家欧·亨利曾经是它的常客，这家餐馆至今仍保留着欧·亨利坐过的位子，据说他就在这里完成他的名作《麦琪的礼物》。我们推开董先生家的门，那张沧桑的面孔再度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发现董先生的书架已空荡荡，忙问他那些书呢？他不无感慨地说，陈九老弟啊，我在处理所有东西，这些书都是中文的，我女儿碧雅也没兴趣，我准备把它们都捐出去或送给朋友。董先生的话让我顿感沉重，这分明是料理后事啊，深深的悲伤不禁漫过心头。人难道都有这一天吗？无论怎样潇洒过辉煌过，走向终结的背影都是苍凉的。在这间客厅里，曾掠过多少文人雅士的身影，董乐山，冯亦代，黄宗英，谢晋，陈翰伯……我根本数不过来，他们高谈阔论伴着朗朗笑声，透过窗棂飞入历史的篇章，为一个深情的时代纵情歌唱。还有我自己，多少次在这里聆听董先生的纵横才思，品尝过蓓琪的咖啡，甚至用过他们的洗手间，这一切都让我倍感亲切，贴着我的面颊缓缓蠕动，直到漫及全身。而此刻啊，面对空空的客厅，我仿佛听到钟声已经敲响，董鼎山先生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海外文人的“名士时代”，包括夏志清、唐德刚等，正悄悄落幕，历史此刻像一本硬皮的精装书，已翻到最后一页，带着厚重的质感，在慢慢合上。
那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董先生的卧房。在与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他从未让我进过他的卧房。他对我和五月说，来，跟我来，我有东西给你们。我们犹疑着跟在他身后，那是间怎样杂乱无章的卧房啊！我的目光顷刻定格，眼前就像一幅油画，诉说着董先生的心境和生命状态。他颤巍巍举起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他母亲和他三岁时的合影，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整整九十年了。他对我们说，这是我母亲，我快要见到她了。他的语气十分平静，充满深情，甚至可以感到天真的孩子味道。人无论多老，只要说起母亲就立刻返老还童，母亲是生命的源泉。我们静静伴着董先生，只见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交给五月，说这是送给她的礼物。又从抽屉取出一只精美的盒子，是福建名茶大红袍，递到我手上说，陈九老弟，留个纪念吧。我们都很惶恐，不知该感谢还是安慰他。我们在董先生的卧室里合影留念，背景是凌乱的书架，凌乱的床铺，凌乱的时光。
后来我又多次看望董先生，有时是与朋友同行，比如《侨报》社长游江、女作家周励，还有与董先生合作多年的《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这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我们都对董先生的状况放心不下，格外关注。那天刘倩突然来电话，说董先生在洗手间又摔倒了，股骨颈骨折被送进医院。本来说好周末陪董先生吃饭的，现在只好调整计划，改为去医院看望他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准备去医院的前一天上午，在骨科康复中心的病床上，我们敬爱的董鼎山先生，安静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生命，与这个纷纭莫测的世界挥手告别了。听到消息，我悲痛之余猛然意识到，自蓓琪去世，董先生其实一直生活在“准备”状态，他的灵魂早随爱妻而去了。蓓琪肯定看他没人照顾，太过孤单，于心不忍才接他驾鹤西去的，在那里，蓓琪会像往日一样呵护他。基于蓓琪的临终嘱咐，董先生承诺把在《侨报周末》的专栏继续写下去。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逝世前几天，他还向总编刘倩发出最后一期稿件。刘倩在董先生去世前一天收到稿件，并于他逝世当天刊登在董先生的专栏上，紧接着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一切恍若音乐般合拍。董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大调协奏曲，激昂奔涌，深情潇洒。他从十四岁开始发表文章，一直写到生命最后一分钟。我坚信这是个奇迹，九十三岁写字或许不稀奇，但把高寿、死亡、写文章、发表文章配合得旋律般完美，唯董鼎山独有。如果岁月是五线谱，他的文字便是音符，随着岁月跳动伸展，一路向前流水般畅响，带着正直善良和真诚的本性，感染着人们，影响着时代。此刻，曲终人散大幕低垂，我有幸遇到并伴随董先生走过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年，看星辰陨落，一片空荡荡……
我与董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他骨折入院的前一天下午。他打到我办公室，我们像往常一样聊天。我刚在《侨报周末》发表了《与吴天明导演在纽约拍戏》，于是我们谈到电影，董先生还回忆他与著名导演谢晋的交往，说到高兴处他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朗朗笑声纯净得恍若天籁，让我联想到他那颗纯粹的心灵。因为转天他就骨折入院，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畅笑，透过那扇熟悉的窗棂飞向蓝天，化入空中。董先生的家离我办公室不远，地铁三站地。不管那扇窗户今后属于谁，我依然会打此走过，回味与他一起度过的难忘时光。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门卫大哥，黑森林蛋糕店的女侍，还有街角公交站等车的人们。只是少了您，董鼎山先生。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