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女性文学的学者都知道，在女性主义先驱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性政治》的著述里，关于“性政治”的主要含义是“性别政治”。所谓“性别政治”，是指考察父权制社会由男性对女性实行全面控制与支配的文化背景，进而确认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并由此界定确认男女性别的关系，也是一种性与政治的关系。而在新时期初期的《生活的路》（竹林）、《代价》（陈国凯）等作品到当下中国文学“性政治”叙事里，除了“性别政治”的表现而外，还有“性”与“社会政治”的另类诠释。中国文学的这种“政治批判”时限指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可以指称为“政治文化的批判”；它与“性别政治”的批判结合成“中国特色”，贯穿了三十多年女性主义文学阶段史的过程，而这一特殊性是与西方女性主义创作在思想表现上的一个很明显的文化差异性之标识。
因此，笔者以具有范式意义的《岗上的世纪》、《大浴女》、《家人们》三部小说作为个案，对它们所代表的三个不同时间段“中国特色”的先锋思想与姿态进行“性政治”另类表达的范式价值进行考量，这对于当前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自然会有总结创作经验的重要意义。
一
《岗上的世纪》的性叙事批判价值，是对性之社会性的完全剥离。
前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的“性政治”叙事，总是与“文革”叙事纠结在一起的，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书写的早期模式。而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刊于1989年第1期《钟山》），则是一个很典范地把对“文革”的政治文化批判，包纳在一个“性”故事的叙述中间，且大胆地把“性事”作为构思故事与展开叙事的支点，其描述的自由程度不仅超过了自己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而且相对于同时面世的大量性叙事小说，仿佛唐诗中的《春江花月夜》，给读者有“孤篇盖全唐”之感。
《岗上的世纪》的性叙事，定格于“文革”的社会大家庭，且是大批知识青年分期分批回城的期间，批判的矛头是知青下乡运动的政治性决策的悖谬，作家正是从这一方面去否定和批判“文革”。非理性时期极度专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多反社会文明、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悖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即是一个一例。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乡下人进城，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反其道的城里人下乡，更不是行政命令几百万、上千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而数年之后知青回城同样又为“社会大家庭”制造了再次移民、安置、就业等社会问题。这一题材在创作《风筝飘带》的老作家王蒙等、写下《雪城》的知青作家梁晓声等笔下多有表现。而在王安忆的笔下，却有着出其不意、超乎常人的招数。因为，她把这一题材糅合于一个“性政治”故事的诠释中，对性的社会性即人文性，进行了探究并进行了深刻的剥离，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性政治”批判中难能可贵的一个范式。
这部小说对“政治文化的批判”，是通过一个权力与性的交易来诠释的。插队在大杨庄的女知青李小琴，为了与另一名知青争夺一个回城的名额，用自己的美貌对生产队长杨绪国进行挑逗与勾引，意在得到他的推荐之后可以顺利回城。一个最底层的生产队长虽然权力微小，但这一回城指标最终给谁，也是他拥有的一个政治权力。自然李小琴不会爱上杨绪国，老实巴交且其貌不扬的杨绪国，也不敢对李小琴有非分之想。仅仅因为一个回城指标，女知青的功利与小队长的色欲两者之间才发生了微妙的纠结。此事说来荒诞，但发生在那个非常时期，又是很现实的事件，它的性质则是很典型的性贿赂与**易。作家通过这一事件，对“文革”“极左”政治文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匠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仅仅是叙写李小琴与杨绪国的“前故事”，那还不是王安忆。关于李、杨“后故事”的结撰与叙写，才真正表现了作家思想的深刻与非凡的才智。作品作为一个范式的价值在于，离奇怪诞的“后故事”里，隐含着王安忆关于女性主义超大胆的思考。在“**易”失败之后，杨绪国因李小琴的告发而获得一个“奸污知青”的罪名，被撸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好在出身贫下中农而没有被追究刑责，在经过问责程序之后他被宽容释放；李小琴也因“被奸污”而被“保护”处理，离开大杨庄而另到一个更为艰苦的土山岗落户。虽然**易失败，却演绎成了“岗上的世纪”的胜利——杨绪国被释放之后没回家，径直寻找到李小琴的土屋，就在这间土屋里她“养汉子”七天七夜。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从原来的“**易”，变成了后来你情我愿；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苟合”，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仇恨、唯有生理需求的**传奇。这个“后故事”表现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作者思想的先锋性。而这先锋性的呈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隐喻价值。
一方面，《岗上的世纪》，大胆进行了性生理需求的想像与描述，以此逆写与批判“文革”戕害人性的非理性之荒诞。王安忆强调了两性之间性的生理需求，从《小城之恋》（1986年第8期《上海文学》）开始，便在小说创作中很大胆地予以描写。应该说，中国现当代作家在性叙事方面偏于保守和拘谨，而王安忆作为女作家的大胆，其在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姿态可与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刊于1985年第5期《收获》）比肩，甚至超过了张贤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其著作《动机论》中提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它们依次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且把生理的需要作为人生存的第一需求。鲁迅先生也说过：“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1}因此，文学作品中间进行文学审美规范的性叙事符合社会的现代文明。但王安忆在这部小说的“后故事”里，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性生理的艺术想像。奇文共欣赏，作家奇就奇在于七天七夜的描述里，放开手脚对李小琴与杨绪国两者的性事进行了性心理、性意识与性行为的超常态叙事，用以对“文革”压抑、扭曲、践踏人性的“史无前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反讽：李、杨两个孤独无助的个体对抗“文革”极度专制的社会，对抗那个社会对人的尊严、人性践踏的倒行逆施，虽然只是短暂的自由与胜利，虽然最后以孤独求败而告终，但他们毕竟是警世的失败者。“文革”类似这类怪诞“性传奇”在作品中并不鲜见，如为救丈夫与儿子，把自己的肉身出卖给仇敌而供其发泄的余丽娜（陈国凯的《代价》）；如写小河边草屋里两者离别多年在不识中发生兄妹的**（孔捷生的《小河那边》）；如写人恋狗和人与猪交配的情节（毕飞宇的《平原》）；如写“五七干校”里派队进“鸳鸯屋”性事的争先恐后的丑陋现象（铁凝的《大浴女》）等。这种种世象表明，“文革”时代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禁欲时代。唯其如此，李小琴与杨绪国在“岗上”创造“极乐世纪”的全部行为，是那个“文革”社会“逼良为娼”使然，是那个时代“蓝衣之国”（男女都穿蓝衣服以示禁欲）与“绿衣之国”（男女都穿绿军装以示红色革命）使然。按照作家批判“文革”的思想，或者说在作家关于政治文化的审美视野里，李小琴与杨绪国谁都没有过错，谁都没有罪责，谁都没有发疯，他们都是“极左”政治文化的无辜受害者。压迫愈深，则反抗愈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安忆通过一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非常时代性生理需求的想像，别出心裁地创造李、杨二人逆袭时俗的“性传奇”，其“性政治”的批判价值，就在于创造了一个剑指政治文化的文学隐喻；而且把那被命运无情捉弄的李、杨二人，变成了隐喻中对抗社会的独行客，变成了作家反讽笔法下既**又特具勇敢的叛逆者。
另一方面，《岗上的世纪》为性回归原始与自然，进行了剥离社会性的乌托邦想像。作者有意识地把李小琴与杨绪国的“七天七夜”，设置于比较偏僻、相对远离人群的“山岗”，仿佛是具有另一层隐喻意味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性原欲的驱使、性本能的冲动、性快乐的美妙释放，构成‘极乐世纪’的全部内容”{2}。诚然，性的社会性是难以剥离的，予以剥离只是一种幻想与梦想。恩格斯认为，母系社会解体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女性附属于婚姻与家庭，于是就不可规避地有了她们难以改变的社会性地位与角色。他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也把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3}“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4}因此，我们重读王安忆的这部作品，便感到她对女性主义文学“反家庭”母题的书写，是从颠覆“社会大家庭”着眼的；而这种颠覆，又出奇地剥离了**所有的人文性内涵，而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性愉悦与性满足。对于**的道德、伦理、情操与人格，统统被性快乐所遮蔽、消解、取代。“七天七夜”的“世纪”里，不存在什么“资产者”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或矛盾，也不是情人之间两情相悦的交欢；情无从说起，爱亦是无稽之谈，其中除了生理感受而外，没有**的任何人文性的价值判断。此作的乌托邦想像不是寻找现实中的家园，而是充分表达了寻找远离现实社会的“世外桃源”。而王安忆形而上的思考，则是与叶楠的《漫长的春夜》、戴晴、洛恪的《性“开放”女子》，有着同一的思想指归：从批评现存的以男权为中心为专制的“家庭”出发，女性彻底的独立与彻底的解放，必须逃离现实与反叛家庭，而逃离与反叛，必须从性的回归原始与回归自然开始，从而让妇女在男女性事中获得平等、独立与自由。与叶楠、戴晴等比较，王安忆的个性思维则表现得更为大胆和更为激烈。
可见，王安忆“反家庭”、“反文明”的极端思维，表现着她激烈的批判精神与一反到底的先锋姿态。这是《岗上的世纪》正能量的主要意义之所在。正是出于思考的极端，作家才把李小琴、杨绪国的性叙事写得如此的惊世骇俗；正是出于内在激情的内驱，才把这个置于“文革”时代的“神话”，描述得如此的美丽和诗意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