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期间，有一天我偶然看央视新闻，记者采访西北边陲一位守着站台的战士，讲他的除夕是怎么过的。战士春节不能回家过年，他的妻子便带着孩子，踏上一列途经丈夫守卫的站台的列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列车上与他隔窗相望，招手，算是团圆了。那个瞬间我特别感动，因为这是我2003年发表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的故事情节啊。当虚构变成新闻所讲的现实，我很激动。虽然虚构的情节距今十年了，可是美好的情怀，却从艺术走到了生活中。我写这样的错过，是一种爱情的错过，对于我来讲，则是一生永远的错过。所以从《踏着月光的行板》开始，我个人的情怀，更多融入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伤痛的人的关注。这也是我写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序曲。
有批评家说，想从我作品中找到我个人的影子，很难！可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却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也最接近我的心灵世界。爱人车祸离世那个阶段，是我过得最艰难的岁月。我对过去难以忘怀，特别想用一篇小说，来告别或者是来纪念我的那段情感，于是就有了这部中篇。我在开篇写到：“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句话是我真实的感受，那时我不想让任何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也不愿意让人看到悲伤。我在这里写了矿难，是一个人的伤痛和社会伤痛的关系。我爱人去世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黑龙江一家煤矿发生大的矿难，死了一百零八人，我沉浸在个人伤痛的时候，也在关注这个事件。当我看到电视画面中那一张张跟我一样年轻的寡妇的脸，听着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时，真是心痛难言。这些女人失去男人后，面临着矿难赔偿、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等问题。一百零八人的矿难，会使多少女人在一夜之间成为没有丈夫关爱的人，多少孩子一夜之间成为孤儿？我关注这起矿难，与之相关的消息，哪怕是细枝末节的，都作了详尽记录。这些记录，唤醒了我多年前去煤矿采访所尘封的素材。如果没有那次采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缺乏写作的基础。而我当年去煤矿采访，并没想到所看到的东西，将来有用。矿区的生活图景，真的像我作品中所描绘的乌塘一样，不能穿白衬衫，打的伞永远是黑颜色的，充满着丧葬的色彩。所以我很自然地把一个悲剧故事，放置在这样的煤矿，也就是小说中的乌塘。我写了一个在矿难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的遭遇。那时地方政府有规定，矿难死亡人数超过十人，必须上报，这样矿主和地方官员就可能受到处分。可如果不超过十人，不必上报的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社会，当事人可能就悄悄把事情解决掉，让矿难湮灭。十人遇难却要说成九人，是我小说的“眼”，否则这里的罪恶和伤痛，很难揭示。我小说中遇难的蒋百，是死在井里的十人中的一员，就因为地方官怕丢了乌纱帽，咬定当天下井的是九人，他们实际上给了蒋百嫂一个巨额赔偿，封她的口，逼迫蒋百死后“失踪”，蒋百没法下葬，装在家中的一个大冰柜里，所以蒋百嫂最怕停电，因为停电意味着她的丈夫可能会在冰柜融化，她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她与丈夫同在一个屋檐下，可她守着的，是一座秘不示人的坟，这样的哀痛，该是多么的深重！我让小说的主人公“我”，一个寡妇，下去搜集民歌和鬼故事，因中途前方路面塌方，列车停靠在这样的矿区，“我”遭遇到蒋百嫂，这样主人公个人的哀痛，便与这样大的哀痛遭逢了，小说的社会性因而得以呈现。黑暗与罪恶，眼泪与不公，就这样浮出水面。而我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一个人的伤痛和众生的伤痛比起来，很轻很轻。
用这样的一次文字旅行，我的心灵和写作，都获得了解放，或者说是获得了灵魂的洗礼和艺术的升华。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受到了批评，当时有评论家说我把蒋百放在冰柜里这个细节是失真的，说人死后怎么可能在冰柜里，还戴着一顶矿帽呢。因为我写蒋百蜷曲着身子坐在冰柜里，像坐在冰山脚下。但事实证明，这个细节是合理的。前年吧，我曾看过一起医疗官司的报道，有家长把他死去的孩子，就放到冰柜里，要求申诉。我看到跟帖中有读者说，这不是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情节吗？就是用冰柜去装尸体。而我随铁凝主席一行去意大利参加文学交流活动时，在参观庞贝遗址时，又想起了这部小说。庞贝遗址纪念馆做了很多遇难者的模型，在火山喷发、熔岩涌来的那个瞬间，在熔岩里面被焚化的尸体，有的姿态真的就是蹲伏着。矿难发生那个瞬间，在塌方的时候，人本能地抵御袭击，这样的死亡姿态，我想也是合理的吧。
《踏着月光的行板》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两部中篇，通过我刚才提到的一些细节，大家应能感受到，它们与我的个人生活微妙地联系到一起，相生共融。《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之后，我又写了《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这部中篇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刚被拍成电影，现在拿到美国参加一个影展。三月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我抽空看了一下样片，影片的风光真的很美，故事拍得也比较纯朴。但是稍微有一点遗憾，不知道他们后来改了没有，就是我觉得人物与自然没有完全融合，个别硬性拔高的东西，造成了影片的不和谐，虽说任何导演都有再创的权利，但还是有点遗憾。
自《踏着月光的行板》开始，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直至《晚安玫瑰》，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觉在艺术的成长当中修正不足，伤痛和死亡在我的中篇小说里不再是一种意象和背景，而是真实客观地存在了。我在生活中，真正沉潜下去了。早期写《北极村童话》时的忧伤，已然化作苍凉，我相信这种苍凉还会持续下去。
从我的中篇写作脉络来看，每隔一两年，我都会自觉投入它的怀抱，为什么我对中篇如此热爱呢？我觉得中篇有以下优势:这种文体从体量来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从气质来说，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文体。因为健康，它也是特别的有气量。我在《江河水》中谈中篇的时候也说到，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中篇便是江河了。我们知道溪流一般藏于深山野谷之中，大海虽然广阔，但也是远在天边。而纵横的江河始终环绕着我们，伴随我们的生活。所以说这种文体更接近我们的生活，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到不同的风景。我相信只要不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在任何的一个乡村，我们都会遇见河流，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当中记忆的河流，这样的河流有你故乡的影子，有船声，有云彩的倒影，有你熟悉的庄稼，甚至有你熟悉的亲人。而这一切，便是中篇的动力之源。
我的中篇之水汇聚的是我熟悉的土地上的江河水，呼玛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松花江，都是我的生命之流。我的中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些河流的歌唱。无论都市还是乡村，河流带给我们的，除了沁人心脾的清澈，还有无奈的浑浊。一个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把一条河流真正的滋味写出来。它们有甜有咸，有苦有涩。
我对中篇小说的第二个认识是，我觉得它在艺术上更能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艺术的自由度和空间都恰到好处。这种文体非常适合创新，也适合反叛，每一颗逆流而上的文学之心，很容易从中篇接近他们的艺术天地。让我举例说明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大家都读过，他是因为这篇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中篇。小说描写的故事其实很单纯，一个老人一连八十四天没捕到鱼，到第八十五天的时候打到大马林鱼，他很高兴，在漂泊的海上，把这条大马林鱼拴在小船上，带它回去。在茫茫大海之中，他遭遇到鲨鱼群，不断吃他的大鱼。他用了船上所有的工具与之搏斗，赶跑了鲨鱼，终于精疲力竭地回到岸上。可是他的船拖回的只是一具大马林鱼的骨架。很多批评家谈这部作品时，都说这是海明威在表达人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他塑造了一个硬汉形象，即使拖回一具骨架，精神上也是不能输的。可是我觉得他写了一部伟大的哲学书，生活就是一场悲剧，大的悲剧。生活本身很多美好的东西，注定是要被啃噬掉的，生活的很多恶是不可战胜的，战胜了吗？没有。你剩下的是一具骨架，那些可以滋养你生命的鲜活的东西，被强盗、被这群鲨鱼给盗走了。所以我认为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时候，已经是他自杀的预兆了，生命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渺小，最后就是一具躯壳而已，这就预示他最后开枪把自己打死，也剩下了一副骨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海明威的一部中篇，《老人与海》也是具有长篇气象的中篇。
再看我们在语文课本都读过的《阿Q正传》，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中篇小说，它太好了，以立传的形式来精雕细刻阿Q，对中国那个时期的国民性的揭示，深邃博大。现在想想里面那些生动的人物，想想阿Q、吴妈、假洋鬼子等等，如在眼前。鲁迅让阿Q画圆圈，其实是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圆圈。鲁迅写出了阿Q的可怜可憎，写出了他的辛酸、屈辱和麻木，在小说中阿Q没有自己的名字，但鲁迅赋予了他永恒的名字，不可磨灭。《阿Q正传》穿越时空，依然灿烂，是鲁迅留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我们这代作家最丰富的中篇小说的遗产。
中篇小说写得魅力四射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去世的时候我非常感慨，觉得他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家知道他的《白轮船》，但是他早期的中篇《查密莉雅》，也许大家比较陌生。《查密莉雅》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女主人公查密莉娅的丈夫上了前线，她留在后方。她家里有婆婆，还有小叔子。她有一次在运粮的途中，遇到复员军人丹尼尔，丹尼尔的歌声非常美，吸引了查密莉雅。两个自然的人在大自然中相爱，加上俄罗斯美丽的原野风光，以及艾特玛托夫擅长的白描抒情的笔法，这个小说写得简单、纯真、唯美，像一幅风景油画，最后是两个相爱的人出走了，一村的人都在谴责和议论她，小说就没有了，气象很大。艾特玛托夫写爱情，浑然天成。而同样写爱情，张爱玲却是另外的笔法。傅雷先生评价张爱玲作品，最欣赏的是她的《金锁记》，这部中篇我也喜欢。这里面塑造的曹七巧，嫁了一个残疾人，她整个的心理扭曲了，报复她的儿女，折磨他们的婚姻，破坏他们的爱情，整个是变态的人。在曹七巧的形象里，张爱玲把爱情写得依然“灿烂”，那是爱情的另一幅面孔，在阳光的背面，浓重的阴影，但它却是一些人爱情的真实遭际，所以也写得很成功。从这两篇处理爱情和婚姻的中篇上，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前者抒发的是天籁之音，后者为读者捧出的是一副枷锁。
还有一部伟大的中篇，大家都知道的，加缪的《局外人》，写的是奔丧的故事，用现代的笔法，以一场母亲的葬礼，装了很深刻的内容。加缪塑造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将人的虚无感，写得入木三分。时间关系，也不展开来谈了。
为什么我谈到这样几部中篇？除了因为我喜欢它们，回到对中篇理解的话题上，我觉得三五万字的体量，真的可以容纳很丰富的内容，也容易让像加缪《局外人》那样的艺术，有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一个短篇想在一两万字空间里，既保持其丰富的内容，还要兼顾艺术上的创新，是比较难的。
最后,说说我对中篇小说的第三点看法。我觉得中篇小说依然以优雅的姿态、傲然的风骨，捍卫着当代文学的高地，这也是我对这种文体尊敬和热爱的理由，它约束着你不放纵，不要觉得长的一定就是伟大的。在座的很多人都做着文学梦吧，如果你们写作，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进入长篇小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像来北师大驻校的贾平凹、苏童和余华，他们都是从短篇、中篇逐渐过渡到长篇的，他们的文学的海，是由溪流江河汇聚而成的。莫言也是一样，他的短篇不是特别多，但他有非常多优秀的中篇，例如《红高粱》系列，为他的文学作了一个非常结实的铺垫，所以他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废笔，每一部都与众不同，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俯身搬长篇的石头的。所以说同学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些与北师大有关联的优秀作家，从一开始就进入长篇小说的写作，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也许他们的名字就大浪淘沙被遗忘了，可是他们经过中短篇长久的历练，底气十足，气韵饱满，他们在文学史中沉淀下来，给我们留下了金子。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