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对巴金、章靳以怀着感激之心。1936年出版的《雷雨》单行本的《序》末了，他说：“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方序，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模样……”1937年出版的《日出·跋》最后说：“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这里的“文慧”是巴金，“方序”是章靳以；陆孝曾是曹禺的同学陆以洪的侄子，那时帮着做了许多辅助的工作。那些年曹禺对自己的处女作发表并得到轰动效应，誉满天下，有人读，有人演，心情自属欢悦欣喜，带着女友郑秀，与巴金、靳以等经常欢聚听戏、餐饮，没有资料说及他对发表的时间早晚有什么抱怨和异议。1935年复旦剧社排演《雷雨》，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函请曹禺为此题字。曹禺嫌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就请靳以代笔冒名顶替，赵当时没有发现还回信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说明那时他们哥儿俩是多么要好到不分你我。
即使到了晚年，他还说：“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然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简谈《雷雨》，见《收获》1979年第2期）这与巴金说的差不多了。但是同年，曹禺在对记者访谈时又说：“（把稿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时期，有个人发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徐开垒散文选·舞台背后》第312页）他的女儿万方在之后许多年里多次记述他的话，也都是这样说的，而且明确说是靳以把稿“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有时甚至说“没有看，也没有提起过”。万方问曹禺：“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7期）万方引述这些话是想证明他父亲“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
《雷雨》成了中国近代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传世的经典；曹禺晚年对自己的作品也更倍加珍惜之余，为它没有得到更早的发表，对靳以不免有遗憾之情。其实，他没有办刊物的经验，对编辑工作的甘苦也不太了解，对他的把兄弟曾为他尽心因为年代久远而有所疏忽。我个人曾有幸接触过许多前辈名人作家，他们的作品中的大气卓识都给人深刻印象，但有时对于几十年前的某些具体细节记忆不一定那么准确，或为此纠结在心而放不下。这种情况在有的老年人来说，也是常事。
至于萧乾那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也是《文学季刊》作者，常到编辑部走动，与巴金、靳以等都熟悉。但他不是此事的当事人，所传明显不实，不足为凭；巴金在通信中就批评了他，同时指出原因是他与靳以私人之间有点过节。但因此造成讹传甚广。萧乾后来文章虽按巴金所说而写，他强调了巴金的谦逊。其实还是应更看重巴金的讲真话、尊重事实的精神。另外，在我写的一篇关于巴金与萧乾的文章中也因提到此事，萧乾夫人文洁若大姐就在我文后附言说：“看了此文方晓得，他对萧乾的了解，比我想像的深多了。萧乾认为，在复旦任教时期，倘非章靳以带着某种情绪对他讲郭沫若被称作郭老，茅盾被称作茅公，他不会那样来写那篇文章（用钱锺书的话来说：‘萧乾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所以介绍情况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靳以的……”（《博览群书》2006年第7期）至此，事实就更清楚了。
我想，我们研究或谈论历史时，特别应该注意细节的真实；历史事件无论多重大，总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细节失实，往往全盘受影响。例如这件《雷雨》发表过程的公案，问题也是出自细节的不真实，有时经过渲染夸大的细节往往更引起人们兴趣而易传播，但却扭曲了真相。现在，有关当事人都已作古，无法再对此说什么。本文尽可能从多方面求证，对此事作了详细的梳理，特别注意细节的复原，澄清事件的本来面目，希望此后能不再讹误流传。不知是否做到，敬请读者鉴谅了。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