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分歧是在章靳以有没有延误、积压、影响《雷雨》的及时发表。所谓“及时”，最早也只能是1934年1月出版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与实际发表时间7月号充其量也就是相差了半年。
我的看法是不仅没有，相反的是，章靳以对《雷雨》的发表是与巴金一同起了关键的推荐作用的。
现在，我们从曹禺反复说他将《雷雨》稿子交给章靳以“放在抽屉里”一年后才得以发表说起。这里所说的“一年”，如从发表在1934年7月1日倒算回去，曹禺把稿子交给靳以的时间应为1933年7月前后。另外曹禺在1936年1月出版《雷雨》单行本的《序》里，也明确说“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则应是1933年初。总之，这两个时间点，《文学季刊》都还没有成为事实，最多只能算是在议论策划中。因为曹禺与靳以是中学同学、好友。那时曹禺是清华大学学生，靳以到了北平，两人重逢后过从甚密，曹禺把稿子交给靳以看，属于是私人交往的举动。这段时间就不能算作交给《文学季刊》被放在还没有成立的编辑部抽屉里积压不用。
章靳以是在1933年到北平的。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已发表过一些作品。有一间书店邀约他编辑一本大型文学杂志，他自觉力量薄弱，想到郑振铎这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听过郑的课，有师生之谊；他还曾投稿给《小说月报》得到发表，主编正是郑振铎，因此又有一层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于是就去请求郑与他一起出任主编。因为，他与郑毕竟不是深交，郑是“五四”时期就开始名扬文坛的前辈，以章一个初入文坛的青年作家身份，是带着忐忑不安毫无把握的心情上门去寻求帮助的。他有一段关于此事的记述：
“一九三三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由于朋友的辗转介绍，一家书店想约我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从经历和能力来说我都不能胜任，知道他（郑振铎）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谈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很晚了，却苦了在门外等我的曹禺和陆申，他们抱怨我说：‘差点冻僵了！’后来振铎知道了这件事，再三怪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请进去，当时我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陌生客人，怎好带去再多的生人！”（《和振铎相处的日子》）
这段叙述很重要，说明章靳以与郑振铎第一次见面商量筹办《文学季刊》是在一个比较冷的季节，北京一般到阳历四月乍暖还寒，之前还在烤火取暖季节，所以待在室外时间久了还会感到“冻僵”，则应在三月间或更早。而《文学季刊》进入正式活动是在九十月间。弄清这个时间点，是想证明曹禺不应把稿子给章靳以的时间与投稿刊物混为一谈。
《文学季刊》主编是郑振铎与章靳以两位，但因年龄身份不同，章靳以对郑是尊为师长、前辈，在办刊方针、指导思想方面会更多尊重郑的意见。譬如，郑振铎除了文学还比较重视文化方面问题，除了创作还比较重视学术论述。这与一般以创作为主的文学刊物还是有所不同。创刊号打头的栏目就是论文，且有十三篇之多，涉及文学、戏剧、文艺思想、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以及语言文字、汉画、心理学等。这都与郑的想法有关。郑振铎在与鲁迅通信中就谈到这个构想，得到鲁迅的赞同和支持，说：“《季刊》中多关于旧文学之论文，亦很好，此种论文，上海是不会有的，因为非读书之地。”（1933年10月27日，见《鲁迅书信集》[上]第4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可见郑的意见是起主导作用的。
其次，章靳以还很需仰仗郑在文艺界的影响争取著名作家的支持和供稿。鲁迅的稿就是郑写信邀约来的。1933年10月以编辑部名义在什刹海宴请当时北平的名人作家周作人、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筹划《文学季刊》创刊。编委会成员有郑振铎、章靳以、冰心、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以及上海的巴金、徐调孚、傅东华等。刊物得到这些名人的支持都与郑的影响有相当关系。
宴后组稿活动随之展开，靳以和巴金先后去到周作人、冰心等名人寓所拜访。冰心记述此次晤面，那是他们初识，说：“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巴金）同靳以一起来看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他还在不停地写作》，引自《冰心著译选集》[中]第113页）这里说是初夏，时间有误，因为巴金是在9月才到北平，因此他们的见面不可能在此之前。除了年纪比巴、章大几岁（冰心生于1900年、巴金生于1904年、章靳以生于1909年），还因冰心成名早于他们近十年左右，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前辈作家了，他们对她当然都是很尊重的。从这些活动都可以看到《文学季刊》创刊之初是非常重视著名作家的作品文章的。
所以，作为实际主持刊物工作的主编章靳以和其他编委们一定都在考虑头几期特别是创刊号怎么能够一炮打响，争取更多的优秀作品，这对于办刊物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做法。因为著名作家在读者群中有号召力，受到欢迎；一般能够保持作品的质量，这对创刊之初尤为重要。《文学季刊》第1期十三篇论文，作者有郑振铎、黎锦熙、杨丙辰、李健吾、问滔、吴晗、郭昌鹤、贺昌群、李长之、吴文祺、吴世昌、黄源、夏斧心等。第二个栏目是“小说”，有老舍的《黑白李》、余一（巴金化名）的《将军》、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冰心的《冬儿姑娘》、叔文的《黄家的二小》、沉樱的《旧雨》、蹇先艾的《血泡粑的典礼》、靳以的《凛寒中》、李素的《容的一生》等九篇，其中前三篇后来都成了文学史上的名篇。吴组缃是曹禺在清华的同学，接着在第2期又有新作《樊家铺子》。其他栏目还有诗歌、散文，此处从略不赘。可以看到名家阵容确实很豪华。这说明章靳以和编委们选稿的考量是努力追求刊物的质量和影响。当时的曹禺还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文学青年，靳以与他又是把兄弟，没有把十几万字的《雷雨》推荐编入创刊号，也是可以理解而正常的事。
事实上，许多青年作者的创作也得到靳以、巴金的相当重视。如北大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清华的林庚、吴组缃、吴晗、李长之，燕大的萧乾，以及有些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都成了《文学季刊》的作者，有的还是编委，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文学生涯是从此起步的。所以从靳以来说，更不可能对身边的曹禺有所忽视。
巴金是在1933年9月到北平的，初期寄住在府右街达子营沈从文家里。据他说，住了两三个月，后来还临时回过一次上海。《文学季刊》创办后，靳以租了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房子作为编辑部办公室和他的住所，这应是宴请作家们之后的事了，也即那年10月以后。所以巴金搬到编辑部与靳以同住，应是1934年初。巴金曾说：“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随想录·〈靳以选集〉序》）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把刊物办得更好，发表更多的优秀作品。这时，靳以就说：家宝有个剧本在我这里。他把《雷雨》交给了巴金，巴金看了非常激动，与靳以一起决定立即发表。按照季刊三个月的出版周期，他们应正在选编第三期的稿子，破例一次刊登完这部剧作。所以说“破例”，当时有些篇幅长的稿子一般就分几期登完。像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发表时篇名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作者署名为欧阳镜蓉）约十万字就是从第2期开始分上下两次登完的。
当时一些师友与章靳以相处都有很好的印象。沈从文说他“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悼靳以》）冰心则说：那时“你是一个多么热情，多么正直，又是一个多么淳厚的青年啊！”（《关于男人·悼靳以》）巴金说“他正直善良，热爱生活，他把他心灵中美好的事物完全献给祖国的文艺事业”。（《再思录·我永远忘不了他》）这些品格当然也表现在他对曹禺作品的处理上，也是很尽心的。何况他与曹禺是发小，靳以的女儿记述说：“无论课余假日，曹禺总喜欢待在我的父亲家中。他好似天津昆纬路我们老章家的一员。在这个充满明朗气氛、有六个兄弟加上表兄弟簇拥的大家庭里，曹禺找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快乐。他与父亲换帖成了把兄弟，父亲与他情同手足……”（章洁思：《曲终人未散·〈雷雨〉前后》）这样的友情非同一般。现在，章靳以早一步进入文坛，就热心介绍曹禺认识郑振铎，认识巴金，那时曹禺、萧乾、李健吾等都是《季刊》的常客，经常到编辑部歇息、聊天，结伴外出游览、听戏；曹禺很快与巴金熟识。无论从哪方面说，章靳以都不可能故意把曹禺的作品放在抽屉里雪藏起来。
巴金曾说，靳以曾把《雷雨》给编委李健吾看过，李认为写得比较乱。靳以就不敢用了。但是，《季刊》公布的编委名单里并没有李的名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靳以没有征求过李健吾的意见。李健吾那时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前他就已出版过小说等作品，这时着重研究戏剧、创作剧作、写评论，与《文学季刊》关系很密切。他的哥哥李卓吾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巴金的老朋友。所以靳以想多征求一些行家的意见也属常理。这可备一说。还有李长之因为对稿件刊用等一些事不满意，后来为此闹意气退出编委。诸如此类的人事也都从某个侧面说明作为主编的靳以所处的环境，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
所以，《雷雨》之没有在《季刊》创刊号刊出，试想，一个还没有发表过作品的青年的大部头著作去充当打头阵的角色，章靳以碍于老同学的关系不便提出这样的设想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再试想，去见郑振铎时，曹禺连门都不好意思直接闯入呢！但是，当巴金谈起怎样办好刊物时，章靳以还是不失时机地把《雷雨》推荐给了巴金看。那时巴金已是负有盛名的当红作家，又是本刊编委，住在编辑部与靳以一起工作，他们意气相投，互相尊重，成为终身的好友。巴金的意见就更有分量，靳以当然欣然同意。曹禺前期的作品《雷雨》（《文学季刊》一次登完）、《日出》（《文季月刊》从创刊号开始连载四期）、《原野》（《文丛》第2期开始连载四期）等都是由巴金、靳以或靳以单个主编的刊物最先发表的。巴金就说：“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蜕变〉后记》）这另一个朋友就是章靳以，他们对曹禺及其作品是满怀着友谊和热情的。所以，应该说是巴金和靳以一起把曹禺送进了文坛。这才是历史事实。就像巴金一直认为郑振铎、叶圣陶两位前辈作家先后都是最早发表他的诗歌或小说的前辈编辑，是他们“把我送进了文艺界”（《再思录·怀念振铎》）一样，所以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
1937年，章靳以在他主编的《文丛》创刊号上撰写广告词，称：“《雷雨》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剧作，发表以来，轰动一时，各地竞相排演，开未有之盛况。两年以来，《雷雨》支持了整个中国的话剧舞台。我们可以说，中国舞台，是在有了《雷雨》以后才有自己的脚本……”这样高度的评语再一次可见他对《雷雨》的真诚和热情。
章靳以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不仅留下丰硕的作品，还曾致力于大学文学教学，桃李盈门。他创办并主编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收获》等等，在他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自始至终几乎未曾间断过，一直坚持到最后倒在编辑岗位上，所作的杰出贡献足以为文学编辑人的师表和典范。他为曹禺作品的发表出版所作的努力不过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